马歇尔对李闻被刺的反应

一、马歇尔对李闻被刺的反应

在世界各国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是美国。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后，国共间围绕东北问题进行的谈判，其推动者也是着眼战后远东利益的美国。几个月的边谈边打，国民党随着战场上频频得手，谈判筹码也不断抬高。但是，美国为了与苏联抗衡，急于在中国扶持一个稳定的政府，这个政府的主导者虽然是国民党，可按照西方理念，它应该是一个容纳中国各主要政治势力的联合政府。为此，美国不惜利用经济军事等援助为手段，力促政协协议的落实。

孰料，就在这时李闻惨案发生了，它使本来就对蒋介石政权反感的美国舆论顿时哗然，许多团体要求停止对华援助。7月20日，《纽约邮报》在社论中建议马歇尔正告蒋介石，要其“立即停止用暗杀为政治武器，并决心解除内战威胁”，否则“美国将断绝租借援华”。^[1]21日，合众社纽约电中，报道了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53位教授，为李闻事件联名致电杜鲁门总统、代理国务卿艾奇逊及美国国会表示抗议^[2]。抗议书称美国学术界为李公朴、闻一多“因发表批评其政府的意见”，便“在国民党政府地区的昆明被暗杀”而“莫不为之震骇”，“为中国之民主团结计”，他们要求“美国政府必须立刻撤退其驻华军队，在中国尚未成立民主之联合政府之前，美国必须停止对其一切军事及财政援助”。^[3]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全体教授，亦在给杜鲁门的电报中，指出李闻被暗杀是“若干反动分子的残酷行为”，这一行径“刺痛了中美两国思想自由的公民良心”，并“刻画出中国局势在迅速的恶化，美国也深深的被卷入了”。电文还说：“我们是教育家，关心人类自由原则的实行，我们要求美国政府支持中国建立民主的政府，实现统一的民主制的政府，并维持言论自由的适当保证。”^[4]

美国的舆论令扶持国民党的美国政府感到难堪，由此对蒋介石产生了不满，并将美国总统特使、身负调停国共矛盾的马歇尔置于尴尬之地。7月17日上午，马歇尔与周恩来在南京海宁路5号举行会谈，当时，周谈到闻一多继李公朴之后紧接着被刺身亡时很激动，说：闻一多不仅是留美学生、诗人，还是胡适的朋友。周这样提出问题，显然是想借用胡适在国内自由主义精神领袖的地位，来强调闻一多被刺的严重性。马歇尔也不加掩饰地承认自己同周恩来“一样的震惊和憎恶”，并且认为国民党“应该知道让这种事泛滥会有什么结果”。不过，这位身负调停重任的总统特使，并不希望李闻事件与蒋介石有直接关联，而是“希望暗杀起因于地方上的仇恨，是地方的决定”。当然，马歇尔不敢为蒋介石打保票，他深知“昆明早就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他“刚到中国时就有学生在那里被杀害”。^[5]

李公朴、闻一多被刺不是孤立事件，周恩来提醒马歇尔注意自从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以来已发生的重庆较场口惨案、新华日报社被捣毁，还有西安、南通、下关等一系列事件，并强调“全国特务做了布置的绝不止一个昆明”，“如重庆的邓初民、史良，上海的沈钧儒、罗隆基，均在黑名单内”。因此，如果昆明事件不能得到公正解决、如果任这种暴行继续下去的话，那么民主人士就只有逃到共产党地区，而其他人也会放弃努力。说到这里，周恩来强调美国应该负起责任，因为“中国的最大悲剧是中国人自己不能保护自己的生命”，而“对其中一些人来说，唯一希望是得到美国的保护”。否则，“也许有人会提议成立另一种调解总部，以保护民主运动”。周所说的“另一种调解总部”，是暗示联合政府或其他民主政权。马歇尔很清楚这一点，于是带着补充与解释的口吻说：“换句话说，当一个组织消亡时，另一个必须产生。”会谈结束前，马歇尔表示他要与司徒雷登午餐时，再看看昆明有什么报告，然后商量能做些什么。^[6]会谈后，马歇尔立即向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汇报了李闻事件。

在美国外交档案中，保存着美国驻昆明领事馆领事斯普劳斯当时给大使馆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指出：

李被暗杀后，在大学的开明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谴责。然而，他们不相信自己受到了威胁，因为大家感到，李是一个实干的政治活动家而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尽管他们自己也接到了可能有危险的警告，但这种感觉还是存在的，可是，闻一多被暗杀使局势完全改观，因为闻是开明人士中的佼佼者，受到知识界的高度敬仰。

报告还说：

闻一多过去完全不关心政治，直到两年前才突然极为关心中国的政治局势。随后，他参加了民主同盟，成了最能代表民盟说话的人士之一。同时，在昆明在大学生中，他的影响比任何人都要大些。^[7]

我们不知道马歇尔是何时看到这份报告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他得知李闻被刺时，马上感到了一种压力。鉴于深感蒋介石对中共成见太深，鉴于国共双方的军事摩擦不仅始终未停而且蔓延的趋势愈加显著，马歇尔担心难以完成杜鲁门总统交给他的来华使命。在这种情况下，不希望因李闻事件干扰其努力目标的马歇尔，当即决定向蒋介石提出调查处理李闻事件的要求。

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的当天下午，与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同机自南京飞至牯岭，会见在那里避暑的蒋介石。晚宴后，马歇尔向蒋介石郑重指出李闻惨案足以对居中调停的美国带来负面影响。他说：“这次暗杀针对了中国最有教养的一群人，其中许多人是从美国的大学毕业的，美国人会把他们的贡献同那些受教育较少的打内战的军事领导人相比”，所以美国舆论肯定“对蒋不利”。^[8]与马歇尔一起和蒋介石会谈的司徒雷登，也坦率表示国民党政府“已在知识分子和大众中逐渐失去号召力”，而“最近的谋杀造成的极大的恐惶”，也使“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对政治思想和行为进行压制的开始”。为此，司徒雷登建议蒋采取三项措施：“一，公开声明中央政府不赞成谋杀；二，解除对报纸的限制；三，召开政协会议作为建立立宪政府的开端。”^[9]

蒋介石不能无视司徒雷登提出的建议，也不愿意背上治国无能的骂名，于是匆匆责令行政院发出一道保障人民安全的命令。命令声称：

查云南省昆明市内，近数日接连发生狙击致死案件二起，显系奸人意图以刺杀掀起社会秩序之不安，该管各级机关人员防范不周，遂致有此惨案，实为我政府莫大之耻辱，兹已派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即赴昆明督饬查缉凶犯，迅予审判，严予法办，并对于负有治安责任之直接主管人员查究责任，以凭惩处。各该省(市)政府为维护地方治安之机关，对于一切人民之生命安全与自由，负有保护之责，务须饬属严密防范，尤应在此时期，对于政治党派人士特加保护，嗣后如有此种狙击情事发生，各该省(市)政府长官及所属主管治安人员不能辞其咎责，除分电外，合亟电仰遵照，并饬属遵照为要。^[10]

行政院的通令是被迫发布的，它一边承认李闻被刺“实为我政府莫大之耻辱”，一边又说李闻被刺“显系奸人意图以刺杀掀起社会秩序之不安”，最后才宣布派唐纵赴昆明督饬查缉凶犯。当然，行政院的这个被动应付既扭转不了昆明的险恶形势，也改变不了国民党武力统一的既定政策。不过，以通令形式命令各级政府“对于政治党派人士特加保护”，这在国民党统治史上却还是头一次，尽管促成这个通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的态度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