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追寻到幻灭的恋旧情结

一、从追寻到幻灭的恋旧情结

“五四”时期，在西方现代思潮的猛烈冲击下，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把追求西化当做自己文化选择的方向，对传统文化从总体上予以彻底的否定，以冲决一切的叛逆精神对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进行了全面的颠覆。然而，对于闻一多来说，“书香门第”的传统文化启蒙教育和清华深厚的国学底蕴的哺育熏陶，使得他并没有盲目的随波逐流，做出那种强烈的反叛抉择，在主体意识与深层心理上依旧保存着对历史文化的眷恋。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女神》的两篇截然相反的诗歌批评上。他在热情赞美《女神》的时代精神的同时，对其中过于欧化而缺少民族文化精神和地方色彩给予了强烈的批评。他说：“《女神》不独形式十分欧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欧化的了。……现在的新诗中有的是‘德谟克拉西’，有的是泰果尔，亚波罗，有的是‘心弦’，‘洗礼’等洋名词。但是，我们的中国在哪里?我们四千年的华胄在哪里?哪里是我们的长江，黄河，昆仑，泰山，洞庭，西子?哪里是我们的《三百篇》，《楚骚》，李，杜，苏，陆?”^[1]

闻一多的诗歌创作，往往满蓄着恋旧的情怀，赋予了诗歌厚实的文化韵味和悠久的艺术魅力。他曾深情地说：“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2]“我们更应了解我们东方的文化。东方的文化是绝对的美的，是韵雅的。东方的文化而且又是人类所有的最彻底的文化！我们不要被叫嚣犷野的西方人吓倒了！”^[3]语气中充满了自信和自豪感。在“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风潮推动下，传统文学和文化遭到冷遇。当新文学的先驱们高举反传统的大旗向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宣战，全力追求文学的现代品格，以西方文学为楷模的时候，闻一多却凭借清醒的理智捍卫着传统文学与文化应有的地位。对于当时的社会时代思潮和文化价值趋向的偏颇，他有着自己的看法，“爱祖国是情绪底事，爱文化是理智底事。”“它不要作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它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尽量的吸收外洋诗的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4]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闻一多，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痴迷在情感与理智上保持着高度的和谐一致。他的诗作中，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与传统文化、民族审美心理错综复杂而有和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闻一多的诗集《红烛》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重构，着力于历史文化层面上的心灵漫游，展示中华文明博大精深而又精致优美的厚重积淀。他的诗歌意象有许多是他在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记忆中挖掘出来的历史典故和作为民族发祥肇端的文化象征物，他的诗歌语言充盈着许多定型的包含着历史文化内涵的词汇。他的诗歌掀开历史厚重的帷幕，讴歌我们祖先的丰功伟绩，凭吊历代有功于国家民族的前辈先贤。他回首尧、舜、荆轲、聂政的雄姿，心折神往屈原、李白、杜甫的英魂；他放眼于作为文化遗存的斑斑古迹，历数我国足以睥睨万世的历史宝藏，赞叹黄河、长江、泰山、戈壁的风光美景，在跌宕绵延的广阔时空背景中展示出一幅幅隽永的画卷。在《红烛》中，诗人写道：“红烛啊/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他借“红烛”这一具有丰富传统文化内涵的意象来表现自己对中华古老文明的深深依恋和期待的复杂心情。他把中华民族的新生寄托在中华文化的重焕光彩上，“红烛啊/既制了，便烧者/烧罢！烧罢/烧破世人的梦/烧破世人的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忆菊》通过对象征祖国文化风俗的菊花的尽兴铺叙，歌颂了祖国风俗的逸雅、历史的悠久、诗趣的高洁。在他笔下，菊花不仅是“东方诗魂”的化身，而且这“四千年华胄底名花”还是中华民族“高超的历史，逸雅的风俗”的象征，是“庄严灿烂的祖国”的象征。对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的热爱使闻一多的诗歌作品始终流淌着一种强烈东方文化优越感的思想特征。这种优越感使他即使身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高度发达的美国也保持着极强的民族自信和自尊，“我有五千年之历史与文化，我有何不若彼美人者”。^[5]

20世纪初，中国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深重灾难，于是，救国也就成为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闻一多选择的救国的途径是文化救国。他认为：“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百千倍之”。^[6]在他看来，只有文化才能真正达到改造社会，改造人进而达到改造国家、救国家的目的。闻一多这种救中国精神文化的意识正是形成闻一多恋旧情结的直接原因。按照闻一多的思想逻辑，要救中国的精神文化，首先就要对中国自己的精神文化有一种信仰。闻一多固然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了浓厚的眷恋之情，但闻一多也毕竟是时代的“战士”，他眷恋中国传统文化，但并不是一味沉迷于其中。国家积贫积弱、饱受欺凌的严酷现实也使他不断的反省，在《一个观念》中闻一多就写道：“五千多年的记忆，/是那样的横蛮，那样的美丽。”显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既爱又恨，既眷念又有反省的态度。尤其是到了美国之后，强烈的现实反差引起了他思想上的巨大震动。1922年8月14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也曾写道：“美国人审美底程度是比我们高多了，讲到这里令我起疑问了，何以机械与艺术两个绝不相容的东西能够同时发达到这种地步呢?我们东方人这几千年来机械没有弄好，艺术也没有弄好，我们的精力到底花到哪里去了呢?”^[7]

中华文化在伴随着西方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而来的西方文化入侵面前显得不堪一击，节节败退，闻一多的文化理想难以在现实中找到依据，民族前途的忧患意识使得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闻一多心灵深处产生了剧烈的矛盾冲突。一个文化灿烂、历史悠久的古老中国和一个饱受屈辱、残破憔悴的现实中国的两极分化撕扯着他的灵魂。在《废园》、《孤雁》、《我是一个流囚》、《太阳吟》等诗中，歌与哭，诗境与尘境，自傲与自卑，兴奋陶醉与困惑痛苦等二元背反的情感因子交织纠缠在同一文化语境之中，外表的激情掩饰不住灵魂深处的压抑，丰富多彩的意象符码处处折射出他文化心理的内在分裂。《废园》在乡思乡愁中裹挟着民族衰落、文化陨灭、“故国不堪回首”的痛苦和悲愤；《七子之歌》浸透着耻辱和焦虑，诗人眼看着具有光辉文明历史的祖国惨遭蹂躏，悲怆呼号而不能自禁；《长城之下哀歌》更是诗人“悲恸已逝的东方文化的热泪之结晶”。面对作为中华文化、民族精神象征的长城，诗人既自豪于它辉煌的过去，又不能不正视它无法避免的“最末次的灭亡”。恐惧和绝望笼罩着他的心灵。《发现》中，那梦幻中的如花的祖国，被“一沟绝望的死水”搅得粉碎，迎着他的是恐惧和噩梦，“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我会见的是噩梦，哪里是你?/那是恐怖，是噩梦挂着悬崖，/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他“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中华文化的美丽幻想在他心目中破灭了。

诗人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尊崇民族历史文化的光荣而又为民族现状的劣败倍感屈辱的矛盾痛苦之中，现实使他感到屈辱，他无法在其中找到自己引为自傲的事物来抵抗这种屈辱，便想到从历史文化中寻找。“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祈祷》)“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我的心里有尧舜底心，/我的血是荆轲聂政底血，/我是神农黄帝的遗孽。”(《我是中国人》)在尧舜、荆轲、聂政、神农、黄帝那里，诗人仿佛找回了一种骄傲，一种自尊，但这种看似骄傲和自尊的背后仍然蕴藏着沉郁与凝重，而没有了先前那种飞扬蹈砺、雄视宇宙的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