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

蒋向明

中国是一个诗的大国，中华民族是对诗特别钟情的民族。千百年来，国人就是在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的滋润陶冶下成长起来的。只要稍有一点文化，都会懂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探索精神，懂得“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担当气概，懂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境界，懂得“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美好。即便是世事不如人意，也会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宽慰，珍惜“一官来此几经春，不愧苍天不负民”的人格操守，秉持“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感恩情怀。这样的文化修养和人格修养，完全可以将它们当作君子秉性、文人气节的试金石。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有深入了解的人，一举手一投足都会让人感觉到一种别样的魅力，让人愿意与之共担风雨，一同前行。毛泽东同志在重庆谈判时写下的《沁园春·雪》，是何等的磅礴大气，那种“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气概，多少人读了为之激动振奋，为之拍案叫绝，顿生一种“登泰山而小天下”的睥睨之感。据说蒋介石读后，也找了一帮学究来，要他们都作一首，看有没有能压得下这一首的，但学究终归是学究，写出来的东西哪有这种气势，最后只好作罢。因此可以说，历史上的伟人，他们自身都是与生俱来似地带着诗人的激情和人格魅力的。

“罗城自古文章好”，自参加工作后，我便听人说罗城文人的故事，尤其是罗城有“三尖”（山头尖、筷头尖、笔头尖），让人感到罗城文化的神秘。确实，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罗城数得出来的文人就是长长的一串。他们中，有在抗日救亡时期写出著名的《抗日救亡曲》和在三十年代就写出中国第一本《怎样写报告文学》的周钢鸣，有在40年代对周恩来总理进行深度报道的曾敏之，更有解放后以仫佬族诗人蜚声诗坛的包玉堂，有长期担任广西党政部门领导并从事写作的岭南才子潘琦，有戏剧家常剑钧，有小说家鬼子，等等，他们都对河池文坛甚至广西文坛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是从写诗开始进入文坛的，诗的意境、诗的情怀在陶冶着他们，使他们能不断汲取生活的源泉，文笔常新。他们也因此而成为罗城的骄傲，广西的骄傲。

当前，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各族人民正沐浴着党的民族政策，同心协力谋发展，一心一意奔小康。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更需要精神层面的动力支撑，并且这种文化建设的本身也是我们所进行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把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弘扬光大，子孙后代就会获益无穷。“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罗城诗词选》的出版就是这样一件顺天意、有意义的事。在诗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年于成龙如何在孤独困苦的境地坚持操守，感受周钢鸣先生当年谱写《抗日救亡曲》时的热血气慨，看到包玉堂先生对新中国的发自内心的赞颂，看到潘琦先生、龙殿宝先生等对民族文化的倾情歌唱……这些诗歌，分为旧体诗词和新诗两集。从艺术上看，都具有相当的水准。激情磅礴的，如惊涛拍岸，日光射虹；委婉含蓄的，如山间清泉，绿茵芳草；很多诗句都来自诗人自身的真情体验，具有别样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如那些老地下党员的诗作，老柳北游击队员的诗作，那些在“文革”期间遭受了人为的迫害与磨难的诗作，那些对民族风景文化和自治县成立纵情歌唱的诗作，每当读起它们，都会唤起我们特别的记忆。这些动力源泉，需要我们搜集整理，深入研究，更需要我们的后代汲取精华，弘扬光大。这本诗集，在我看来，其收集面之广，收集诗歌数量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一些诗歌尤其是那些当年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曾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战斗的、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写下的诗篇，如果我们不尽快搜集，很可能就再也找不到了，那将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遗憾。而通过这次县庆筹备的机会，完成了这件事，可以说是罗城文化的幸事。在此我还想，我们的文化人在今后，还要思考如何将这些文化遗产进行更深层次的利用，比如是否可以选编整理成一些乡土教材，让我们的小学生、中学生从小就知道家乡的名人，知道家乡的文化，发自内心地产生一种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如果我们的后代能因此而热爱我们的家乡，热爱我们的民族，热爱给我们提供生命的故土，愿意为她的繁荣富强而努力，而奋斗，我想，这样罗城的明天会更加美好，更加灿烂，更加辉煌。

是为序。

（作者系中共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委员会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