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凉筑就生命底色

德国大诗人歌德有句为世人熟知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绿；仿此，笔者想说，智慧是黑色的，生活之海永远蔚蓝。

人的生活浸透了辛酸和苦难，却充满了希望，呈现出蔚蓝的色调。但是，希望却来自于智慧，是那个叫做智慧的东西把人类生活的辛酸和苦难紧紧地拥抱在怀里，于是，希望诞生了，而智慧却因为浸透了辛酸和苦难变成了黑色。

当人们提到“智慧”这个词时，总是有一种崇尚和赞美的语气，但是，如果人们要真正认识和理解智慧，就一定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它就像是无底深渊漆黑一团。当某个人由于幸运或者不幸而获得了智慧，他的生命就沁渗出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凉。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下引《论语》只署篇名）

译文：人们不懂我，我却不恼怒，这不就是君子的风度吗。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

译文：我不担心人们不懂我，我担心的是不懂（这个世界上的）人。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里仁》）

译文：我不担心没有官职可做，担心的是我有胜任那些官职的能力；我不担心没有人懂我，努力让世人认识到我的价值就行了。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宪问》）

译文：我不担心人们不懂我，我担心的是缺乏（与我的志向相符的）能力。

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卫灵公》）

译文：君子以没有（与其志向相符的）能力为耻辱，不以世人不知道他（的志向）为耻辱。

莫我知也夫！（《宪问》）

译文：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懂我呵！

人们习惯于把孔子以上诸语从“励志”的角度去理解，以从中汲取面对人生困难的力量，这当然是值得赞许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了解孔子为什么会不厌其烦地自我激励，不能努力去体察孔子的心灵，我们根本就没有读懂这些话，就无法理解“励志”于人生是一件怎样的事情。所以，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才使得孔子终身以无人相知为恨。

一

先来说说在世人眼中的孔子。

人生在世，见毁见誉，常常是说不清的事情，故“孟子曰：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孟子·离娄上》）【译文：孟子说：有你意料之外的赞美，有指责你不够尽善尽美的诋毁。】但是，说到孔子，就更是毁誉莫测了。就像鲁迅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1]——那样，在孔子当世，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命意”。

当然有相交深而相知切者，如卫国大夫蘧伯玉。虽然没有关于蘧伯玉如何看待孔子的史料记载，但孔子游历卫国时两次住在他家，对蘧伯玉的惺惺相惜之情总是溢于言表。孔子不仅赞其人“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译文：好一个君子蘧伯玉！国家政治清明时，他出仕做官；国家政治黑暗时，他就韬光养晦不做官】就连他的使者，孔子也欣赏之极：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宪问》）

译文：蘧伯玉派人来拜访孔子，孔子请使者坐下后问道：蘧伯玉先生在做些什么？使者回答说：先生想少犯些过错却未能如愿。使者离去之后，孔子感叹道：好一位使者！好一位使者！蘧伯玉的使者深知蘧伯玉的为人，与孔子对话也以谦卑自牧而温文尔雅，淋漓尽致地传达出蘧伯玉的出使心意和人格风貌。在孔子看来，这个使者完美地诠释了“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子路》）【译文：出使各国，能够完成君主托付的使命】之意，所以连声赞美之。

当然也有所谓知音者，尽管不过是一面之缘。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

译文：孔子游历到了“仪”这个地方，当地的一个官员请求孔子接见，说：凡是有道德文章的人来到此地的，还没有过我见不到的。孔子的学生就把他引荐给了孔子。这个人出来后，对孔子的学生说：你们这些人何必担心无官可做呢！天下政治黑暗的时间够久了，孔子就是上天选来宣达其意愿的。虽然两人谈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但是，“仪封人”初见孔子就服膺如此，真知音也！尤其是“出曰”一段话极有意味。

所谓木铎，按照古人的说法，是一种铜身木舌的摇铃，官府宣布重大事项时用来召集和警示民众的器具；而“患于丧”的意思是担心无官可做。

“仪封人”用上天的木铎来比喻孔子，既可以理解为：上天要借孔子这个人来扭转乾坤、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也可以理解为：上天借孔子的嘴来宣示怎样才能达到天下大治。联系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一语看，应该是前一种意思，因为只有孔子掌握了政权，他的学生才可能人人有官可做。但是，从历史实际来看，孔子并没有掌握过治理天下的大权，倒确实是为中华民族确立了价值理想和生活原则，正可谓“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但无论“仪封人”的话是哪一种意思，也担得起“倾盖如故”这个词，这是一个真懂孔子的人。

但是，相交深而相知切者和一面之缘倾盖如故者以外，有些“读者”眼光中的“命意”就令人不寒而栗了。

子入大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大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八佾》）

译文：孔子到了周公庙，每件事情都发问。有人说：谁说叔梁纥的儿子精通周礼呢？他来到周公庙，每件事情都向别人请教。孔子听到这话后说：这就是礼。说话的人讥讽孔子是浪得虚名：孔子以“知礼”闻名于世，进了周公庙却凡事都要问个明白。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事情的关键就在“堤礼也”中。

何为“知礼”？在世人，所谓知礼者，系统而全面地掌握周礼的知识；所以，从“入大庙，每事问”可以推知，孔子于周礼的知识并不系统全面，所以传闻不可信。但是，在孔子，所谓知礼者，系统而全面地掌握周礼的知识固然是基础，躬身奉行周礼才是根本。

从字面上看，“知礼”的意思是“知道”—“礼”，对周礼有较为全面的知识；但其实际意思深入了一层，指不仅“知道”—“礼”，而且躬身奉行周礼。“知道”—“礼”和躬身奉行周礼是递进的两件事，躬身奉行周礼当然以“知道”—“礼”为前提，但是“知道”—“礼”却可以并不躬身奉行周礼。在孔子的时代，人们并不刻意区分这两层意思，后世儒家则从中发展出了“知行之辩”这一理论主题。

“入大庙，每事问”，正是躬行“礼”也。其一，周公为鲁国开国之君，孔子为鲁国后世之民；其二，周公制礼作乐，是孔子衷心服膺的圣人，以至于“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译文：我太老了！我已经很久没有梦见周公了】周公几乎成了孔子生命的精神支柱；故以后生小子之身份进谒其庙，以“每事问”致其敬意如果以“知礼”自居而入周公庙，妄加议论，则成何体统！

从孔子的立场看，世人所谓知礼者，正是买椟还珠了。但从世人的立场看，孔子之浪得虚名实在可鄙，于是就有了“鄹人之子”这一称谓。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曾经做过“鄹”这个地方的大夫，按照当时人的习惯，可以把叔梁纥称为“鄹人”；但是批评孔子浪得虚名却牵扯出了孔子的父亲，就很有些不怀好意。那么，对于以躬身奉行为“知礼”的孔子来说，固然可以用“是礼也”来回应世人的质疑，但是内心的苦涩恐怕就难以言表了。

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内心的苦涩往往会驱使人变得具有攻击性；但是，以躬身奉行为“知礼”的孔子却能转化为一种高贵的冷幽默。

先来说说孔子在与他人交往中是怎样在坚持自己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淡化否定和攻击色彩的。

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子罕》）

译文：一个位居太宰的大官向孔子的弟子子贡请教：孔子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圣人吧？为什么他如此多才多艺呢？子贡回答说：当然是上天让他成为圣人，而且让他多才多艺。

孔子听到这件事，说：太宰真是懂我的人呵！我小时候穷困，所以学会了不少谋生的本事。对于一个君子来说，这些本事算是多吗？恐怕不能算是多吧。太宰与子贡的对话中包含着一个重大的分歧：什么是“圣人”？在太宰看来，多才多艺的人就是圣人了；但是在子贡看来，圣人之“高”之“大”，岂是所谓多才多艺者所能望其项背。所以，子贡的答辞中加了个“又”字，是说孔子确实是圣人，并且多才多艺。

然而，孔子听说了太宰与子贡的这番对话以后的评论更意味深长，值得好好玩味。孔子对子贡以他为圣人、而且多才多艺之语未置可否，却接着太宰的“多才多艺”往下说，那番话的潜台词是：我那些被生活逼出来的谋生本事与“圣人”毫无关系，却被太宰看上了，真是难得；不过，那些谋生的本事对于一个“君子”来说总是多多益善的。

当然，孔子“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一语通常并不解释为“对于一个君子来说，这些本事算是多吗？恐怕不能算是多吧”，如朱熹解释为“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晓之”。^[2]意思是，孔子并不以自己的多才多艺而夸耀于人，所以告诫说君子是不需要多才多艺的。

但是，根据孔子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译文：德性修养虽好、文采修为不足的，其为人难免粗鄙；文采修为虽好、德性修养不足的，其为人难免轻浮。只有德性修养和文采修为都达到了很高水平、且融会贯通的，才称得上“君子”】乃至于“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译文：如果具有臧武仲那样的聪明才智，像卞庄子那样勇敢，像孟公绰那样清心寡欲，像冉求那样多才多艺，再修习《礼》、《乐》（养成全面的文采修为），大概可以算是完善的人了】应该说，朱熹的解释不足为凭。杨伯峻据朱熹把“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翻译为“真正的君子会有这么多的技巧吗？是不会的”，^[3]则把朱熹解释之牵强和盘突出了——真正的君子居然是以谋生的本事少为标识之一的？

对太宰并不中肯的夸赞，孔子给予了极为中肯的回应。首先孔子点明了自己贫寒的出身，并且把多才多艺归结于这样的出身，从而反过来肯定了太宰的胸襟：一个富贵之人，居然能看见和欣赏我这种人的多才多艺，可见其有容乃大其次，尽管子贡关于“多才多艺”不是“圣人”的标识算得上“正见”，但似乎有些锋芒，也就是以太宰为“谬见”，孔子巧妙地转圜道：“多才多艺”虽然不是“圣人”的标识，但它是“君子”的标识。

人总是乐闻赞美而恶闻批评的，然而，在对待“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时其为人就高下立现了。孔子既谢绝了太宰的不虞之誉，又以自己的出身贫寒来衬托太宰的博大胸襟，至于太宰究竟是否真的有此胸襟则并不重要，这就是“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译文：品性高贵的人乐于成全别人的好事，不做落井下石一类的事情；品性卑劣的人正好反过来。】进而，孔子既肯定了子贡的正见，又将这一正见的锋芒化解于无形。

在与不同立场、主张和见解交锋时，孔子一方面是坚持自己的原则，另一方面是尽可能地淡化否定和攻击的色彩。但是，世人却常常以否定和攻击异己者为快，孔子又该怎么办呢？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子罕》）

译文：达这个地方有人评论孔子说：真是了不起呵，这个孔子！学过那么多东西，却一事无成。孔子听说了这话，就对他的学生说：（如果我要以某事成名的话，）我该做什么呢？我是该驾车？还是该射箭？我觉得还是驾车比较好。除了“知礼”，孔子还以“博学”闻名于世。但在达巷党人看来，一个人读了那么多的书、学过那么多的本事，却不能以一技之长名世，如养由基之善射、王良之善御或师旷之善律，真是可笑复可悲，故出语讥诮。

如果说以“堤礼也”来回应“孰谓鄹人之子知礼”，诠释了“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那么，以“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来回应“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就不得不让人拍案叫绝：孔子用冷幽默的方式来调侃自己，真正是雍容之极了。

在世间大多数人看来，人生在世，名利二字，像孔子如此“多能”，却未能换得功名利禄，真正是书呆子一个。孔子回应的绝妙之处在于，无条件地肯定了“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一语中的价值判断，煞有其事地做出思考状：为了“成名”我真的该做点什么了，踌躇不定的是：我是该驾车呢？还是该射箭呢？终于下定了决心：我觉得还是驾车比较好！

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冷幽默！面对“求全之毁”之讥诮，既不怒目圆睁、也不庄语辨正，却迎其锋芒悠悠后退一步，还是一派云淡风轻。然而，若无雷霆万钧之力，又何来这云淡风轻？

微生畝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宪问》）

译文：微生畝对孔子说：你为什么老是栖栖惶惶奔走列国？莫非是为了显耀你的口才？孔子回答：我不敢自以为有口才，我不过是讨厌那些顽冥不化的人。微生畝的态度非常倨傲，直呼孔子其名“丘”而与之言，已是居高临下之势，其攻击性用语背后还捎带着贬抑：你这样东奔西跑的，不就是为了图谋些功名利禄吗！这个微生畝够利害！

相对于以冷幽默来回应求全之毁，我们看到，在面对肆无忌惮的攻击时，孔子的态度依然平和，在语义上则针尖对麦芒，机锋却更为凌厉：我如此东奔西跑，无非是希望这个世界上少一些像你这样顽冥不化的人。以平和的态度传递出凌厉的机锋，不带一丝烟火气，已是高明之极，而堂堂正正地正面反击且一招封死对手，且就事论事毫无粘连，其力度的拿捏妙到毫颠，真正是叹为观止了。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宪问》）

译文：原壤张开两条腿坐在地上等着孔子。孔子责备说，（你这个人，）从小就无德行，一辈子浑浑噩噩，却活了这么大岁数，白白糟蹋了那么多粮食，真是个祸害。用拐杖敲了敲原壤的小腿。原壤是孔子的老熟人，也是后世如庄子者的前辈，每每有居丧而歌的“非礼”举止，故“夷俟”以待孔子，姿态不雅之极。

既然是孔子的老熟人，当然知道孔子一生服膺周礼，故“夷俟”之举止就超过言语的攻击而接近行为的挑衅。孔子这回就不那么平和了，既然原壤仗着是老熟人来挑衅，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就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直斥其为老不尊的丑陋。

也许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口口声声讲“仁”讲“礼”的孔子不过是个好好先生，这实在是莫大的误解。“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译文：只有有仁德的人才能真正做到喜爱人和厌恶人】“仁者”之为“仁者”，根本不是什么好好先生，而是“好”其所当“好”，“恶”其所当“恶”的人，也就是以“仁”为“好”、以“仁”为“恶”的人。尽管以“仁”为“好”、以“仁”为“恶”首先是用来律己的——“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里仁》）【译文：我没有见到过以“仁”为“好”、以“仁”为“恶”的人。以“仁”为“好”，就是把“仁”当作高于一切的东西；以“不仁”为“恶”，就是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拒绝一切“不仁”的东西】——但是，对于那些以非礼而自高、以无耻而骄人的“不仁”之举，鲜明地表达出其应得的厌恶，也是“仁者”之所当为者。既然原壤以“夷俟”之举止来挑衅，那么，在用言语直斥其为老不尊的丑陋之外，孔子还在行为上回应以“以杖叩其胫”，其“恶人”可谓刚烈！

说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就不能不提到至今仍然甚为流行的对孔子的误读或误解，这就是应当怎样对待所遭受不公平伤害的问题。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宪问》）

译文：有人对孔子说：用恩惠来回报伤害，怎么样？孔子说：那又拿什么来回报恩惠呢？（应当）用公正（的报复）来回报伤害，用恩惠来回报恩惠。

“以直报怨”的意思是，以伤害来回报伤害，但是其回报必须“直”。这个“直”字，含义颇为复杂，请尝试论之：一，直截了当，也就是当面锣对面鼓地报复，不玩阴的；二，直来直去，也就是就事论事地报复，不捎带上别的恩怨；三，正直公平，也就是报复不过分，给予伤害者足够的惩戒即可。这个“直”字，用意颇为讲究：一，公正，也就是让伤害者感受到被伤害的痛苦——在低于他所施予伤害的烈度上；二，理性，也就是报复的行为尽可能不受情感和情绪的干扰。

孔子讲“以直报怨”，“以杖叩其胫”就是一例。但是，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把老子的“报怨以德”（《老子·第63章》）安放在了孔子身上，坐实了孔子的好好先生形象，成为孔子的又一桩历史冤案。这桩冤案的离奇之处在于，老子讲“报怨以德”，其含义极其简单，其用意极为曲折——与“以直报怨”正好相反。

不去纠缠孔子“以直报怨”与老子“报怨以德”之间的种种不同，回到他人眼光中的“命意”上来。

并不是所有伤害都能“以直报”之，也不是任何伤害都需要“报”之。在憎恶孔子的人中，微生畝和原壤一类恐怕还是说得过去的，起码他们还愿意与孔子交流，而另一类“读者”眼光中的“命意”才真正是不堪。

太史公云；“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4]

这个郑国人贬损孔子的手法够辛辣：“东门那儿有一个人，额头长得像尧，脖子长得像皋陶，肩膀长得像子产，就是从腰部以下比禹短了三寸。那个栖惶无主的神态，活像一条丧家犬。”尧、皋陶、子产和大禹都是大英雄，是为中华民族做出过大贡献而彪炳史册的大人物，这个郑国人先是分别以不同的部位把孔子比拟为这些大人物，再说只有一个部位差了一点点，然后直转急下，以丧家犬比拟神态之低贱卑微。

这个郑国人着力于形神之间的对比而极尽夸张之能事，话说得非常形象生动，令人拍案叫绝。然而，此人与孔子之间想必毫无关系，又是从什么地方有了如此的憎恶，还有这样的一吐为快的冲动，则不得不令人感到匪夷所思了！然而，这就是孔子的真实际遇。

更为令人拍案叫绝且匪夷所思的是孔子。按常理说，一个人莫名其妙地遭人恶意诋毁，总难免义愤填膺而痛苦莫名，孔子却“欣然笑曰”而“然哉”，说“长相如何，那是小事。那个人说我活像一条丧家犬，说的真是好！说的真是好！”——那张脸还是云兴霞蔚般的春意盎然，那颗心还是万壑争流中的柔情似水，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译文：天寒地冻时，才知道松树柏树是最后凋零的】之冷峻与所谓“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之热烈居然浑然一体，而“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译文：“仁者”没有忧虑，“智者”不会困惑，“勇者”无所畏惧】者跃然纸上矣。

二

说过了世人看待孔子眼光中的种种“命意”，再来说说孔门弟子。

按常理说，孔子亲炙的弟子应该个个都常怀拳拳服膺之心而夙有俯地追随之志，但同样按常理说，如果孔门弟子真的个个常怀拳拳服膺之心而夙有俯地追随之志，那孔子为什么几乎是终生都在悲吟着“莫我知也夫”？可见，这件事情“按常理说”是说不通的。

还是先说对孔子的正面评价，这需要从孟子说起。

孟子服膺孔子如斯，乃自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译文：我不可能亲身受教于孔子，我是（倾慕孔子其人其学、私下里）从别人处学来的】孟子“私淑”孔子，不仅在中国思想史和教育史上是一段佳话，而且对于儒家的“道统说”也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这些都按下不表，要说的是情感的投射给孟子戴上的有色眼镜。

孟子仰慕孔子之极，所以在想象中认为亲炙于孔子者个个与他一样；在孟子的笔下，“知”孔子者，孔门诸弟子也，以至于孟子夸赞孔子时常常借助其口，以显示其权威性。

“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人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曝之，缟缟乎不可尚已。”（《孟子·滕文公上》）【译文：想当年，孔子去世以后，弟子们为孔子守孝三年后，要回家了。向子贡作揖道别，面对面地哭着，都泣不成声，然后回去了。子贡回到墓地，在边上建造了一座墓庐，一个人又守孝三年，然后回去了。此后的一天，子夏、子张和子游觉得有若的相貌有点像孔子，就想把有若当做孔子来侍奉，并且强迫曾参同意。曾参说：这绝对不行！就像在长江和汉水中洗涤过，在夏日（译注：周历之秋即夏历之夏）的阳光下暴晒过，（我的身心）如此洁静，无法再接纳其他人！】

先说为孔子服丧的事情。按照周礼，只有父母去世，才需要服丧三年；按照孔子的说法，这是因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阳货》）【译文：子女出生后，要三年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所以，相对应的，）为父母服丧三年，全天下都是一样的】。孔门弟子为孔子服丧三年，是视孔子为父母；但子贡再服一个三年此举就很值得商榷了。

一，如果子贡为其父母只服丧三年，则父母被置于何地！尊师长而抑父母，这不是儒家的规矩；二，如果子贡也为其父母服丧六年，则也违背了儒家的规矩——“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孟子·告子下》）【译文：（收税）打算比尧舜的规矩（税率为地产的十分之一）少的，是（文明尚未开化的）大貉小貉；（收税）打算比尧舜的规矩多的，是（荒暴无度的）大桀小桀。】

孟子自己说，超过了周礼规制，就是与桀纣同流合污；可是，孟子说到子贡为孔子服丧六年，一派赞赏的口吻，难逃自相矛盾的指责！

二，再说要侍奉有子的事情。子夏、子张和子游三人想把有若当做孔子来侍奉，这在今天可以解释为这三个人有恋父情结，并且孔子才是他们心目中的父亲。事情到了这个份上，当然说明了孔门弟子对孔子的爱戴到了何等地步。但接下来的事情就有戏剧性了：曾参认为，我心目中真正的父亲只有一个，是不可能被替代的，所以没办法接受一个赝品。于是，与曾参相比，那三个人对孔子的爱戴就成了赝品。

有两件事情已经明确了：一，孟子对孔子爱戴之极、仰慕之极；二，这种爱戴和仰慕让孟子戴上了有色眼镜，以至有自相矛盾之失和戏剧化叙事之“得”。

接着说孟子的有色眼镜。

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译文：宰我、子贡和有若，这三个人的聪明才智足以理解孔子（是一个怎样的人），即使有什么不足之处，也不至于曲意奉承孔子。（所以，他们对孔子的评价是可信的。）

宰我说：在我看来，孔子比尧舜强多了。

子贡说：见到一个国家的制度，就知道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听到一个国家的音乐，就知道这个国家的道德水平。要再过一百代（人），那时的人来评价历史上的君王，（才能清清楚楚地断定）没有一个君王违背了孔子的学说却能治理好国家的。自有人类以来，从未有过比得上孔子的人。

有若说：难道仅仅人类有高下的不同吗！麒麟与一般的走兽相比，凤凰与一般的飞鸟相比，泰山与土堆相比，江海与小溪相比，何尝不是同类。圣人与普通的老百姓，也是同类。远远地超出了他的同类，高高地标识着人的尊贵；自从有人类以来，还没有比孔子更加完美的人。这段话同样托口于孔门弟子，说了两件事情，一是孔子的大智慧和其学说之真理性，二是孔子的伟大无人比肩。这里也有两点值得说说：一，这三个人都把孔子心目中的“圣人”尧舜否定掉了，孔子地下有知，肯定要不同意的；二，根据《论语》的记载，宰我、子贡和有若是否真的“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是需要好好商榷一番的。

限于篇幅，只说宰我。上文引用了孔子解说为父母服丧三年的事情，就出于与宰我的对话：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阳货》）

译文：宰我问孔子：为父母服丧三年，时间太长了。君子三年不习礼，礼制必定会废弃；君子三年不习乐，乐章必定会失传。（在我看来，）去年收的粮食吃完，今年的粮食就要收割了；打火用的不同木头也完成了一个轮回，为父母服丧一年比较恰当。

孔子说：（照你这么说，父母去世的第二年和第三年，就可以）吃白米饭、穿锦缎衣，如果是你，会心安理得吗？宰我说：我会。孔子说：既然你心安理得，那就这么做吧。（但是）所谓君子者，为父母服丧，再好吃的美味也食之无味，再好听的乐章也充耳不闻，整日里忧伤悲切，所以不会吃白米饭、穿锦缎衣。既然你能够心安理得地吃白米饭、穿锦缎衣，那你就这么做吧。

宰我走了以后，孔子说：宰我真是毫无仁心仁德呵！子女出生后，要三年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所以，相对应的，）为父母服丧三年，全天下都是一样的。这个宰我呵，难道没有得到过父母的三年怀抱吗？宰我在孔门弟子中以能言善辩著称，名列子贡之前（见《先进》），与孔子的这段对话可见一斑。

孔子一生志在克己复礼，以礼乐为瑰宝，故宰我以“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为说辞，来说明为父母服丧只可一年的必要性，不仅矛头直指孔子，而且辩锋凌厉。孔子不得不避其锋芒，统三年之期来反问“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言辞已落下风。宰我既然主张一年之丧，自然回答说心安理得，孔子反倒无言以对；只能等到宰我走了以后，谴责宰我“不仁”，再以“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为三年之丧的根据。

其实，宰我在《论语》中的形象都是负面的，著名的还有：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公冶长》）

译文：宰我在大白天睡觉。孔子说：腐烂的木头无法雕刻，粪土垒成的墙壁无法平整，对于宰我，我能说什么呢！又说：以前，我对待他人的方式是，他说了些什么，我就相信他一定会这么做；如今，我对待他人的方式是，听他说了些什么，接下来就看他到底是怎么做的。就是因为宰我，我才有了这样的改变。孔子对待宰我的态度是不是有点过于苛刻，这一点尽可以讨论，但是说孟子说宰我“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则无法令人相信。看来，孟子的有色眼镜还有点偏光。

公平地说，孟子借子贡、有若之口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不为无据。如《论语》中记载：“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子张》）【译文；（孔子去世后，）叔孙武叔贬毁孔子，子贡说：你不要这样！孔子是贬毁不了的。别人的贤明，就好像低矮的山丘，是可以超越的；仲尼，简直就是太阳和月亮，不可能超越。如果有人要自绝于太阳和月亮，能伤害太阳月亮一丝一毫吗？只是暴露他的不自量罢了。】再如，陈亢“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子张》）【译文：（陈亢）对子贡说：您是恭敬谦让吧，孔子怎么会比您了不起呢？子贡说：（作为）君子，（应该牢牢记住：）一句话就能表现出他是一个有“智德”的人，一句话也能表现出他是一个没有“智德”的人，（所以）说话不能不谨慎！他老人家是别人不可能赶上的，就像不可能搭梯子登天一样。他老人家如果得国而为诸侯、得采邑而为卿大夫，必定就像我们说的：让老百姓自立，老百姓就能人人自立；只要引导，老百姓就能人人前进；安抚之政行，老百姓就会从远方来投靠；动员之令出，老百姓就会齐心协力去做。他老人家生前可谓荣耀无比，死后令人哀伤无止，（你）怎么能（说他老人家）能够赶得上啊！】

可见，在孔门弟子中，尊孔子为圣人者确实大有人在。但是，子贡眼中“圣人”的“命意”究竟是什么？与孔子眼中的“命意”相同、甚至相近吗？如果这两种“命意”南辕北辙，说子贡“智足以知圣人”也同样是“偏光”了。这一点稍后再来讨论，现在要说的是在一些孔门弟子眼中别样的“命意”，却被孟子的有色眼镜过滤掉了。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季氏》）

译文：陈亢问孔子的儿子伯鱼：你父亲为你开小灶吗？伯鱼回答：没有。有一次他老人家一个人站在厅堂前，我低头快步走过，他问我：你学《诗》了没有？我说：还没有。他说：不学《诗》，就说不好话。我回去后就开始学《诗》。

又一天，还是他一个人站在厅堂前，我低头快步走过，他问我：学《礼》了没有？我说：还没有。他说：不学《礼》，就不能立身于世。我回去后就开始学《礼》。从他老人家那儿听到过的教诲只有这两次。

陈亢回去后非常高兴，说：我问了一件事，却知道了三件事：学《诗》的好处、学《礼》的好处和君子要与自己的儿子保持距离。陈亢一句“子亦有异闻乎”足见其用心龌蹉，朱熹评论说“亢以私意窥圣人，疑必阴厚其子”，^[5]意思是：陈亢以小人之心度圣人之腹，疑心孔子私下里给自己的儿子开小灶。在听到伯鱼的回答后有“问一得三”之“喜”，则见其人已不堪教化，虽然身置孔门，却除了利害得失别无所念。

但可以肯定的是，“以私意窥圣人”的弟子绝不止陈亢一人，否则孔子不会如此自辩清白：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

译文：孔子对他的学生们说：你们认为我把压箱底的东西藏着掖着吗？我没有啊！我做任何事情都对你们坦诚相见，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看来，问题有点严重，对于孔子“藏私”的事情已经是议论纷纷了，逼得孔子不得不主动对“二三子”做出告白。

那么，那些弟子怀疑孔子秘不示人的东西是什么呢？今天当然无法确考，但在《论语》中还是有端倪可寻，“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译文：子贡说：他老人家的为人为学，我们都能（看得到）听得到；他老人家言说性与天道，那是我们从未听过的。】

“性与天道”一词在《论语》中仅此一见，是子贡对孔子学说的理论概括。而子贡在理论上概括出孔子学说以后，又惊奇地发现，老师从来没有传授过这方面的知识！于是，疑心生暗鬼了。

所以，孟子说子贡“智足以知圣人”实在牵强。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卫灵公》）

译文：孔子（对子贡）说：赐呵，你认为我是一个学习努力、而且记忆力很好的人吗？子贡说：是的，难道不对吗？孔子说：不是的，我（的学说中）有一个基本原则贯穿在其中。孔子真的了不起，居然能够“看见”子贡心中的“命意”：你孔子不过就是学习比别人勤奋，记忆力也比别人好，然后把你学过、记住的东西教给我们罢了。

这其实也不能全怪子贡，“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述而》）【译文：孔子说：只传述古人的学说而不自创新说，笃信而喜好古人创造的文明，私心自比于老彭（译注：无法确知指谁）】既然你老人家自己说只会炒冷饭，我当然认为你是“多学而识之者”。这会儿你老人家又自辩说：尽管我传授的知识都来自于古人，但是贯穿在这些知识中还有一个“道”在。

正是因为子贡“智不足以知圣人”，所以才会游移两歧：一会儿觉得孔子就是个炒冷饭的，一会儿又觉得孔子秘不示人“性与天道”的知识。如果子贡真的“智足以知圣人”，就能够从孔子的“述”中体会到贯穿在其中的“一以贯之”之“道”。

尽管子贡对他推崇之极，但孔子恐怕还是得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懂我呵！进而，与子贡相比，子路眼中的“命意”则让孔子难堪之极。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

译文：孔子去见了南子，子路很不高兴。孔子赌咒发誓道：我要有一点坏心思，天打五雷轰！天打五雷轰！这是孔子居留在卫国发生的事情。当时卫国的国君是卫灵公，非常宠幸其夫人南子，南子在卫国当了大半个家，偏偏这个南子还以淫荡著称于世。孔子去见南子，为什么？发生了什么？在子路看来，孔子居然去拜见那个臭名昭著的坏女人，居心何在！

在这种事情上被自己的弟子怀疑为居心龌龊，孔子的内心中就不仅是悲凉、悲哀，恐怕还有绝望了。

可是，孔子怎么才能证明自己的用心可昭日月呢？没法证明！人世间第一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证明”行为的动机，人世间第一无奈的事情则是必须向他人证明自己行为的动机，既然必须“证明”的恰恰是不可能证明的事情，那就只能赌咒发誓“天打五雷轰”了。

“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除了激愤、焦躁和苦痛，一定还有某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在啃啮着孔子的心吧。

通过对《论语》和《孟子》的比较可知，与《孟子》中只有弟子们对孔子的夸赞不同，《论语》中的孔子却是常常被弟子们怀疑的，乃所谓“莫我知也夫”。

三

其实，诸弟子中还是有懂得孔子的人，我们接着说。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公冶长》）

译文：孔子说：我的“道”行不通了，我就扎个木筏漂洋过海（归隐）去。跟随我的，大概只有子路了吧。子路听到这话，很是高兴。孔子说：子路这个人比我还喜好逞狠斗勇，这就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了。在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已是浸透悲凉之语，但还是为自己保留了一丝欣慰。接下来的“子路闻之喜”，却整个儿是焚琴煮鹤似的煞风景了，子路之“喜”简直是对孔子悲凉的反讽，所以孔子只得讪讪地自我解嘲道：“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那么，孔子如果真的到了“乘桴浮于海”的地步，会出现“从我者，其由与”这一幕吗？恐怕未必！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

译文：在陈国（被围困），已经没米下锅了，跟随孔子的人都病倒了，站都站不起来。子路来见孔子，气呼呼地说：我们不是所谓君子吗！怎么会混得这么惨？孔子说：君子本来就命运蹇舛，不同于小人，人生一不顺利就随波逐流了。《论语》对这件事情的记载颇为简略，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的记述详尽得多，意思也显豁得多。先照录如下：

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

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

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子贡色作。孔子曰：“赐，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曰：“然。非与？”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6]事情的经过如下：孔子居留蔡国的第三年，吴国出兵攻打陈国。楚国出兵帮助陈国，军队驻扎在城父。楚国听说孔子居留在陈国和蔡国，就派来使者邀请孔子。孔子打算接受楚国的邀请，陈国和蔡国的当权者们知道了此事，就商议对策：孔子是有大本事的人，他揭示各国政治的痼疾一针见血。近几年他居留在陈国和蔡国，对我们这些掌权者的所作所为很不以为然。现在，楚国来邀请孔子，那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大国，如果孔子接受了楚国的邀请，（掌握了权力，）那我们这些人岂不都要完蛋！于是，他们约定了各自派手下人在郊野围困孔子，使得孔子无法去城父赴约。

于是，孔子一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然而接下来的事情是——《史记》比《论语》多的一句——“孔子讲诵弦歌不衰”。这多出来的一句可以说是点睛之笔，孔子的雍容淡定跃然纸上矣，这也构成了后面与子路、子贡和颜回三人对话的背景，并且有了类似于电影蒙太奇的叙事效果。下面的对话可以称为“二觐三召”。

出于在下者的意愿面见在上者叫做觐见，取其恭敬之意也；所谓二觐，指子路与子贡主动去见孔子，言辞间虽然毫无恭敬之意，但考虑到他们已经饿得半死，就不去计较其出语唐突而仍称之为“觐”。

子路“觐”孔子的对话已经解说过了，接下来子贡“觐”孔子的对话也见于《论语》，就是上文解说过的“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卫灵公》）这里只提醒读者注意太史公冠于这段对话之前的“子贡色作”四个字，也就是子贡为“君子亦有穷”发飙了。

出于在上者的意愿见在下者叫做召见，取其推重之意也。“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也就是满腹牢骚、人心浮动，不得不采取措施了，于是接连召见了子路、子贡和颜回，是谓三召。

三召都开始于同一个问题：“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出于《诗经》中的《何草不黄》，孔子引用此句以为他提出“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之“兴”，也就是借典章引出他自己的话题。在表达自己的意思之前先以典章“兴”之，这是当时有身份的人在正式场合，如外交会盟时说话的标准方式，可见孔子的三召是非常郑重的。翻译过来大致是：就像《诗经》中说的：我又不是犀牛、老虎一类的走兽，为什么成天在荒山野岭游荡；那么，这是因为我的“道”^[7]错了？所以我们才被困在这荒山野岭之中。

孔子的问题开门见山且单刀直入：请你思考和回答——对我的“道”还有多少信念？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所谓图穷匕首见，子路诸人内心深处究竟是如何看待孔子及其“道”的，就毫无遮掩地向他自己呈现出来。进而，既然孔子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所谓情急吐真言，子路诸人也就痛痛快快地把内心深处的感受说了出来。先把三个人的答辞和孔子的回应对译出来，然后再来赏析。

一，子路说：我的推测是，大概是我们没有真正做到“仁”，所以别人都不相信我们；大概是我们没有真正做到“智”，所以人们都不认同我们的所作所为。孔子说：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仁者”必然能够让别人都相信他是仁者，又怎么会有伯夷、叔齐的事情？如果“智者”必然能够让别人都相信他是智者，又怎么会有王子比干的事情？

二，子贡说：您的“道”是最伟大的，所以全天下都容不下您。您能不能把您的“道”稍微降低些？孔子说：端木赐，好的庄稼人能够种出好庄稼，但未必有一个好收成；好的手艺人能够做出好器物，但未必能够让主顾满意。君子能够以“道”律己，并且在天下推行“道”，以“道”为根本来约束天下人的心智，以“道”为统领来重建社会的基本秩序，但未必能够被天下人接受。如今你却放弃了推行“道”于天下的使命，以得到天下人的接受为志向。端木赐，你的志向有限呵！

三，颜回说：您的“道”是最伟大的，所以全天下都容不下。虽然全天下都容不下，但是您已经在天下推行您的“道”了，就算不被天下人接受，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不被天下人接受，然后才能看到谁是真正的君子。不能以“道”律己，不能在天下推行“道”，那是我们的羞耻；既然以“道”律己已臻大成，并且努力在天下推行“道”，却不被接受，那是掌权者们的耻辱。不被接受又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被接受以后才能看到谁是真正的君子。孔子欣然而笑，说：还有这样的事情，老颜家的儿子！假如你是个有钱人，我给你当管家好了。

太史公真正是如椽巨笔，不仅把图穷匕首见之下三个人不同的思想逻辑揭示得清清楚楚，而且把情急吐真言之中三个人不同的情绪状态描写得真真切切。

子路是个直肠子，虽然平日里对孔子也是毕恭毕敬，但是到了这等时刻，就恨不得一剑封喉了。子路以“虚伪”质疑于孔子：您老人家口口声声说“仁”说“智”，如果您真的是“仁”，何至于没有人相信我们？如果您真的有“智”，何至于今日陷入被人围攻的境地？

子贡在孔门弟子中以能言善辩著称，与宰我齐名，说起话来总能让人心里舒坦。就算是到了这等时刻，仍然不忘先给孔子奉上一顶高帽子，然后再行劝诱之效。子贡的意思一言以蔽之：您老人家就别端着啦！

颜渊与子贡的话是一样的——“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不同的是，这在子贡不过是一顶高帽子，在颜渊则是真切的认知。所以颜渊揭示出了某种宿命般的真理：为天下立“道”的人必然不为天下人所容，只有在不为天下人所容之后，这个立“道”的人还能够坚守这个“道”，这个“道”才“立”得住，才真正是天下之“道”。

要之，置身于危难之中，子路以孔子之“道”未尽仁未尽智为招祸之源，子贡以孔子之“道”过于理想主义为困厄之本，唯有颜回，高举起理想主义的旗帜，视以身殉道为理所当然，而深契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译文：孔子说：“大道”所在，有赖于人身体力行去弘扬；“大道”不是自在之物，不可能无需人之劳作，就能使人享有做人的尊严】之旨。

噫唏，人哉！有弟子如此，夫复何求！于是，孔子以一种冷幽默的方式调侃道：你要是个有钱人，我给你当管家好了。

于是，我们读懂了这些话：“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译文：德性完善的人，我是看不到了；能看见有操守的人，就可以了】“德不孤，必有邻”，（《里仁》）【译文：德性高尚的人不会孤零零地存身于世，这个世界上必定还有同样的人（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那是在深入骨髓的孤独之中升腾起的对生活的热爱和信心。两千多年以后，鲁迅说“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8]，其精神底蕴正在于此。

孔子的一生浸透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凉，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说：“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9]但是今天必须紧接着鲁迅说的是，我们必须去追寻在孔子生命悲凉色调背后的“希望”，否则，我们就读不懂孔子，也读不懂作为中国人的自己。

【注释】

[1]《鲁迅全集》（第8卷），第1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05页，中华书局2011年。

[3]杨伯峻《论语译注》，第88页，中华书局1980年。

[4]司马迁《史记》（第六册），第1921-1922页，中华书局1982年。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62页，中华书局2011年。

[6]司马迁《史记》（第六册），第1930-1932页，中华书局1982年。

[7]这儿的“道”字包含孔子的政治理想、人生追求、价值原则和实践道路等等意思，如果硬要用现代汉语来对译，恐失其真，故不译。

[8]《鲁迅全集》（第2卷），第1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9]《鲁迅全集》（第6卷），第3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