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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道站在时间老人的门口

时间:2022-01-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当地父老传闻,宋神宗年间,苏轼出任徐州太守,莅任三个月就赶上黄河泛滥,全城面临着淹没的危险。苏轼下令紧闭四门,并亲自登城指挥抗洪抢险,奋战七十昼夜,终于筑起一道阻水长堤,使徐州城安然脱险。后来到了徽宗年间,奸相蔡京下令查禁苏轼等人的诗文,黄楼碑也在砸毁之列。后人写诗咏叹他:公道,站在时间老人的门口。为功为过,为是为非,在历史的检验面前,显现得一清二楚。

那年秋天,我从广州乘汽车到珠海去。这里地处珠江三角洲,物阜民康,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由于往来车辆过多,公路显得有些狭窄。可是走着走着,突然有较长一段路变得宽阔起来。从两旁高大的路树看,已是“盖有年矣”。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告诉我,这段路是三十年前修的。当时,这里的区委书记预见到经济建设的发展必然带来交通事业的繁荣,公路过窄适应不了形势发展的需要,修路时,便把他负责的这一段加以拓宽。谁知,为此竟受到降职处分,错误是:劳民伤财,好大喜功。

“现在不那么看了吧?”我插问一句。

“当然,现在都赞扬他有胆识,有远见。县委已经纠正了对他的错误处分。”

听了这些,我有很深的感触。

多年来,似乎形成了一条原则,无过即有功。有所作为、有所创新的,总要冒一定的风险,免不了出漏子,犯错误。而不求进取,但求保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平平庸庸混日子,到头来却太平无事,落得个好下场、好名声。有些事情,由于当时客观条件和人们认识能力的限制,以及保守思想和狭窄眼界的束缚,原本是正确的,却被看成是错误的。至于受错误路线的影响,将黑作白,以是为非,就更是屡见不鲜了。

报载: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河北省隆化县县委书记克服重重困难,带领全县人民栽植几百万棵红果树,“一年上马,二年入园,三年成树,四年见钱”,闯出了开发山区、广辟财源、脱贫致富的一条新路。这本是一件好事,谁料却被指责为“不务正业,干扰了学大寨”而遭到批判。

设想,如果这两位书记当时谨遵上级的部署,修窄路,单抓粮食,或者明哲保身,什么也不干,大概不仅不会受到处分,而且可能得到表扬。这里的“机锋”,他们当然都懂得,但是,事业心和责任感,驱使他们要为人民干一番事业,对历史负责,而把个人的利害得失置之度外。为着开创革命宏基,造福子孙万代,无数英雄儿女“欲挽颠危甘尽瘁”、“拼将热血洒神州”,死都不怕,更何惧乎降职、批判!这是与混世哲学大相径庭的另一种得失观。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如果在一个地方工作多年,毫无建树,乏善可陈,不曾也不想切切实实为群众干几件值得忆念的好事,实在有负于“人民公仆”这一称号。早年四川蓬溪县有个县令,曾在县衙署门上自题一副对联:

扪心自惭兴利少,

极目唯觉旷官多。

实际做得如何,尚待考察,但这两句话还是可取的。大诗人白居易在任职期间,也曾发出过“不才空饱满,无惠及饥民”的慨叹。今天,我们作为人民的勤务员,承受着历史的重托,肩负着人民的厚望,清夜无眠,更该扪心自问:“我究竟为广大群众兴了什么利?办了几件值得永远纪念的好事?”每思及此,我是深感汗颜的。

宋代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在一篇策励谏官的散文里提出,把谏官的名字一一刻著于石。这样一来:

后之人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曲。呜呼,可不惧哉!

其实,何止谏官一职,哪一个当政者身后没有人评议呢!他们的政绩如何,群众的心里是有一本账的。这将比直书的史笔、传世的刻石还要分明,还要厉害。

有一年我到号称“五省通衢”、自古兵家必争之地的徐州去参观学习。公余之暇,围绕着这座历史名城转游一番,意在访求一些汉兴以来“虎斗龙争”的故迹,重温“九里山前作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那首古代山歌的遗韵。谁知听到的却是与武战毫无关联的大文豪苏轼率领群众抗洪治河的业绩。真是出人意外!

当地父老传闻,宋神宗年间,苏轼出任徐州太守,莅任三个月就赶上黄河泛滥,全城面临着淹没的危险。苏轼下令紧闭四门,并亲自登城指挥抗洪抢险,奋战七十昼夜,终于筑起一道阻水长堤,使徐州城安然脱险。为了纪念这场抗洪斗争的胜利,根据各界群众的要求,太守苏轼主持在城内建起了一座黄楼,由胞弟苏辙撰文,他自己挥毫书写,找来名匠刻石,立碑于黄楼之中。后来到了徽宗年间,奸相蔡京下令查禁苏轼等人的诗文,黄楼碑也在砸毁之列。可是,一夜工夫,石碑竟不翼而飞,杳无踪影。原来,当地父老出于对太守的感激和怀念,事先把它沉入护城河中保护起来。九百年过去了,至今长堤遗址与石碑尚在,它们无言而雄辩地向过往行人昭示着当年这位贤宰的政绩。

从这件简单的史实中,我悟出一条深刻的道理:人民群众是最富有感情的。只要是为民兴利,哪怕是区区小事,都会家弦户诵,历久不忘。“李唐赵宋风吹浪”。什么凌烟阁、纪功碑,都将随着岁序的迁流而荡然无存,唯有刻在人民群众心头上的丰碑,将历久不磨,巍然永在!

说起为民兴利,当然也看到,某些时候也会碰到截然相反的意见和反映。这就应该从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而不能迁就个别的时议,单纯着眼于眼前的细微得失。元朝末年,黄河暴溢,平地水深两丈,民不聊生。都漕运使贾鲁督率十几万民工,采取疏塞并举的方针,奋战七个月,引河复归故道,“民百世受其益”。但在当时,怨言是很多的,讥评其“过疾刻深”,督责过急者有之;弹劾他“劳民伤众”,招致民怨者亦有之。如果贾鲁当时缺乏应有的胆识,迁就一时浮议,就无法完成这项利国利民的大业。后人写诗咏叹他:

贾鲁治黄河,功多怨亦多。

百年千载后,功在怨销磨。

公道,站在时间老人的门口。为功为过,为是为非,在历史的检验面前,显现得一清二楚。广东的那段公路,不是经过三十年的检验,终于是非澄清、功过分明了嘛!

(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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