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鸬鹚的苦境”

县报社四个编制，都在县委宣传部：两名编辑、记者，一名会计兼出纳，一名正科级干部负总责，我们都叫他“总编辑”。每周出三期，每期报纸大样都要经宣传部领导审查。审样的领导，恰好就是我们“同睡一铺炕”的副部长。这样，每隔一天，我就要在晚上十点钟左右赶到他的家里。门已上锁，我便从卧室一个小窗户里，把报纸大样递进去，然后站在窗前等候，即便是酷寒的冬夜也是如此。

平常见面，我们也只是点点头，再没有倾心交谈过。我的脑子里，也曾经形成一些想法，比如，领导干部参加劳动锻炼确有益处；人们的观念、意识取决于身份、地位，同环境也有直接关系；陈胜微时，穷哥们“苟富贵，毋相忘”的提示；……也曾经想要写点东西，但这只是“初念”，稍一“转念”就失去了动笔的勇气。后来庆幸，多亏当时手懒，否则，肯定会惹出“娄子”。

那时候，年轻力壮，热情高涨，不觉得苦累。白天下去采访，回来立刻动笔写稿，还要下工厂安排版样，很难找出时间来读书、创作。

1959年9月17日，这天是中秋节，我以县报记者身份来到荣兴农场的朝鲜族聚居地中央屯采访，写了一篇《秋千起舞月明中》散文，那时称作文艺通讯。

九月中旬，天气渐渐短了。好在太阳刚刚落下，月亮便立刻出来接班。今天是农历中秋节，晴空一碧，亮晶晶的皓魄高悬在东天边上，宛如一面明镜，一块银盘。

宽敞的打谷场上，已经聚满了人群。绝大多数都是朝鲜族的打扮——姑娘、媳妇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老爷爷有的是一袭宽袍大袖，有的身上披着一个褂子，嘴里一无例外地都叼着烟袋。欢快的小男孩，像一头头野马驹，满场上跑着跳着。最整齐的是中青年男女，以民兵形式，分队坐在光滑的场地上，此刻，在带队的指挥下，一阵阵地拉着歌子。

这里是朝鲜族聚居地荣兴农场中央屯。东面紧靠着辽河，西边傍着渤海，地势坦平，土质肥沃。村落比较整齐、集中，两条街上布满了一色一式的稻草苫顶的茅屋。

二十几年前，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日本侵略军统一策划下，大批朝鲜移民迁往中国东北；为了开垦“南大荒”、种植水稻以应军饷之需，其中一个群体被安置在辽河西岸这块土地上。这些离乡别井的移民，劳动艰辛，生活凄苦，身心备受摧折，但他们不忘固有的民族根脉，举凡传统的风俗、习惯，以及舞蹈、音乐、民间游戏，包括盛行于端午节、中秋节的“荡秋千”活动，全部带了过来。只是，啼饥号寒中，提不起精神来，所以，活动很少开展。

这些文艺项目，真正起到丰富精神生活的作用，是在广场上飘起了五星红旗之后。特别是今年的中秋佳节，恰值新中国建立十周年大庆前夕，自然要开展各种庆祝活动，“荡秋千”表演是必选项目。因此，下田的职工，居家的老小，在集体食堂里用过晚饭之后，便都早早地赶来聚会。

此刻，全场目光的焦点，都聚集在场地中央的秋千架上。架子很高，横梁、立柱都由农家盖房用的檩木装成，就地取材，省钱、实用，而且牢固；两条秋千绳索是农用的缆绳，底部装有一个木制的踏板。

伴随着一片杂沓的掌声、笑声、欢呼声，两名身着彩色长裙的青年女职工上场了。她们轻盈地踏上秋千板，凭着腰部、臂部的力量向前后摆荡，秋千越荡越高，直到绳索几乎要与大地平行，她们才反身向下，如紫燕凌空，逍遥自在；如仙女腾云，优美飘逸。一会腾空而起，一会俯冲而下，长长的裙子随风飘舞，显现飘飘欲仙之态。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前后四组表演过站在秋千踏板上悠荡之后，又改换成坐在踏板上荡悠，照样的精彩动人，照样的扣人心弦。记得幼年曾在童蒙读物《千家诗》上，读到过北宋诗僧惠洪的咏《秋千》诗：

画架双裁翠络偏，佳人春戏小楼前。

飘扬血色裙拖地，断送玉容人上天；

花板润沾红杏雨，采绳斜挂绿杨烟。

下来闲处从容立，疑是蟾宫谪降仙。

看来，这项艺术表演活动，早在八九百年前，在中国内地，就已经很盛行了；只不过那时还只限于贵族庭院之中。你看：彩绘的秋千架，翠绿色的丝络，雕花的踏板，织彩的扶绳，一般的民户又怎能置办得起？由于这项艺术表演活动，不仅需要健壮的体魄、勇敢的精神，还需具有高超的技巧，显然，在古代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由专业人员来承担的。

时代不同了，社会在进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荡秋千”活动，早已普及于东北各地所有的朝鲜族自治乡村，而且，邻近的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群众，也都广泛参与。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在欢乐之余，真的又平添几分自豪。

不过，中央屯朝鲜族青年妇女的“荡秋千”活动，具有高、飘、悠、巧的特点，可谓秀出群伦，独树一帜。有幸在中秋之夜，一饱眼福，亦一种偏得也。

文章见报后，许多人看了都称赞说，有文采，很感人。又经记者站推荐，被省报转载了，据说，新华社也发了通稿，但我并没有见到。第二天午后，总编辑找我谈话，我以为，这回总算为报纸增了光，便坦然地拉开架子等着听取表扬。没想到，竟然是一顿批评。进门后，他也没有叫我坐下，便冷冷地说，“下去写点东西是可以的，也应该写。但要注意不要突出自己，——有必要吗，署上个人名字？长城是谁修的？故宫是谁建的？咱们的双台河大桥是谁设计的？你晓得吗？劳动人民创造了世界，也没见哪个到处署名。写个屁股大的，不，巴掌大的一篇小稿，算得了什么！落上个“本报记者”就蛮好了。荣誉应该归于集体嘛！”

这番话，对我来说，无异于满头热汗兜头浇了一瓢凉水，这一顿闷棍打得可不轻啊！不过，文章的传播终究还是给我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力量，也增强了信心。我暗暗地下了狠心，要利用一切节假日和早晚时间学写散文。

文章写出来了，发表欲也很强，却没有勇气公开往外投稿，只是悄悄地寄给《中国青年报》、《大公报》和《光明日报》，全部使用笔名，而且，再三叮嘱编辑部：“毋须退稿，如不刊用，置之纸簏可也。有事确需联系，请寄信某街某号。”——这是本城内我姨妈家的住址。但“智者千虑，终有一失”，稿件确实没有直接退还到本单位，但是，全国性的报纸发表作品，总需了解作者情况，即便是笔名也得察个究竟。那时，“阶级斗争”这根弦还是绷得很紧的。结果，一星期之内，单位连续接到两封中央报刊询问作者情况的信件。因为我毕竟没有什么政治问题，所以，单位也只好盖章“同意”，这样，两篇散文先后都见报了：《插在货郎担上的一束鲜花》，歌颂青沙乡模范货郎何大爷的先进事迹和敬业精神；《慈母心肠》则是描写城郊八一大队一位园田技术员精心培育、莳弄种苗的感人故事。

但是，从此便惹下了麻烦，再无宁日。总编辑几次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说有的人提出了入党申请，却不注意改造思想，整天“不务正业”，“名利思想冒尖”，“个人主义十分严重”。我们全班人马也只是四五个人，锋芒所指，大家都心知肚明。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他在业余时间打扑克、下象棋，可以理直气壮；而我在业余时间搞创作，就叫不务正业？但是，不敢较真，不敢辩解，只能暗气暗憋，最后蒙着大被痛哭一场。

不久，省报决定各地记者站充实一批年轻记者，点名调我。我们报社却以“不是党员”为由，直接挡了回去。几天过去，省报又来人商谈，说现在虽未入党但具备近期发展条件的也可以。这次由总编辑直接出面，告诉来人：“该同志三年内入党没有希望。”同时，和宣传部商量，推荐部里一名干部为省报驻县记者，几天后，调令就到了。

这位同志是忠厚长者，人品很好，而且，具有实践经验，熟悉农村情况，但平时很少动笔，对新闻工作缺乏兴趣。其时，工作调动是不好讲价钱的，自然唯有从命。转到记者站之后，每逢遇有重大采访任务，他总要拉上我，由我执笔，然后，两级报纸分别采用。因为总编辑有话，我们自己报纸刊发时，便署名“本报记者”，而刊登在省报上则由他单独署名。

一次，我跟随他去高家湾采访，见到渔人驾着舢板在河中撒网，同时带上两只鸬鹚捕鱼。它们不时地在水中钻进钻出，每次必叼出一条大鱼放进舱里。我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场景，便好奇地问这问那。他告诉我，不能放任鸬鹚随意吞食，否则，吃饱了就不再干活了，所以必须戴上脖套。但隔一会儿，也要喂它一点小鱼，以示奖赏。又要它叼鱼，又不让它吃饱，这就是驾驭鸬鹚的学问。

接着，他说，我们的总编辑从小就玩这个鸟儿，处事也深得此中奥秘，但他只做不说，只有一次喝得醺醺大醉，才志得意满地泄露了天机。听到这里，我当即打了个寒噤，原来，我正处于“鸬鹚的苦境”啊。看来，只要他老兄当政，我大概是没有希望脱颖而出了。

那时，我单身在县城工作，父母住在五十华里之外的乡下。大约两个多月，我能骑自行车回家一次，路面凸凹不平，至少需要三个小时。这天，幸而遇上了顺风，只花一半时间就进了家门。高兴得又唱又跳，剩余的精力用不完，我就坐下来写文章。想起这两年一直都是背时憋气，劲没少使，汗没少出，到头来撞了满脑袋大包，真是“文章误我，我误青春”。唯有这次算是遇到了好风，只是机会太稀少了。于是，以清人潘耒的诗句“好风肯与王郎便”为题，顺手写了一篇随笔。回到机关以后，稍稍冷静下来，重看一遍，觉得有的地方失于尖刻，便删除一些牢骚语句，换成正面表述。只是由于实在偏爱这首清诗，把“好风肯与王郎便，世上唯君不妒才”保留了。结果，见报后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本来，文中已经说明了诗中讲的是唐代文学家王勃的故实。那年他由故乡山西龙门出发，在前往交趾省亲路上，中途乘船，驶离马当，幸得一夜好风相送，使他赶上了南昌的盛会，写下了千古名篇《滕王阁序》。但是，我们这位总编辑，生性嫉妒，心胸褊窄，虽然心思并不放在报纸上，文才也不高，政治嗅觉却异常灵敏。他一眼就看出了，这是不折不扣地借古讽今，发泄不满情绪。他说，必须抓住这个典型，深入进行剖析——文章的核心在于“指控妒才”，要害却在“唯”字上。试想，如果世上唯有风不妒才，那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岂不是漆黑一片！

真不愧是总编辑，端的厉害！好在其时正处于三年困难年月，政治环境较为宽松；又兼宣传部长亲自出面，说了“通篇还是正面文章，只是引诗不当，终究未脱知识分子习气”等解围的话，才算不了了之。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报社房子漏雨，临时搬到印刷厂办公，编辑们除了携带一些必需的材料，其余文字资料都集中放在会计室里。会计是个刚从财专毕业的女青年，酷爱文学，尤其喜欢背诵古诗。那天，她闲翻大家寄存的文稿和剪报，从我的资料袋里看到一首七言绝句，便抄录在笔记本上：

技痒心烦结祸胎，几番封笔又重开。

临文底事逃名姓？“秀士”当门莫展才！

这是我在投稿遭到批判后顺手写的，过后忘记销毁了。若是其他人碰上了，因为了解诗中的含蕴，估计不致公开议论；而女会计新来乍到，不知避忌，且又天真烂漫，渴求知识，便当面问我：“秀士”是不是指《水浒传》中的白衣秀士王伦？直吓得我恨不能用手堵住她的嘴，但一切都晚了，总编辑恰好在场，而且听得一清二楚，脸子刷拉一下撂下来，比哭丧还难看。我知道，这一关是无论如何也难以躲过了，只有硬着头皮等着挨整吧。

幸好“绝处逢生”，县里连着开了几天会，总编辑没有破出工夫来追查此事；等他开会回来，宣传部又转来了中央关于整顿全国地方报刊的通知。我们这张小报定在撤销之列，“老总”面临的首要课题是他的未来去向，少不得要观察风色，奔走权门，已经没有精力过问这场“文字官司”了。

1960、1961年，我也曾在营口日报副刊上发表过几篇散文、随笔：《菜地里的遐思》、《绿了沙原》、《英雄本色》。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杂文《把劲用在正地方》，抨击社会上的不良现象：拉关系、走后门、扯“老婆舌”，拨弄是非，倡导持之以正，做有利于社会进步、有利于增进团结的事情。这是第一次写批评类文字，用今天眼光看，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缺少尖利的锋芒，也没有触及实质性问题，但在当时，也就算“异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