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不识字

刘庆邦

我妹妹不识字，她一天学都没上过。我们姐弟六个，活下来五个。大姐、二姐各上过三年学。我上过九年学。弟弟上了大学。只有我妹妹的脚从未踩过学校的门口。

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我们姐弟都很喜欢读书。比如我二姐，她比我大两岁。因村里办学晚了，二姐与我在同一个班，同一个年级。二姐学习成绩很好，在班里数一数二。1960年夏天，我父亲病逝后，母亲就不让二姐再上学了。那天正吃午饭，二姐一听说不让她上学，连饭也不吃了，放下饭碗就要到学校里去。母亲抓住她，不让她去。她使劲往外挣。母亲就打她。二姐不服，哭的声音很大，还躺在地上打滚儿。母亲的火气上来了，抓过一只笤帚疙瘩，把二姐打得更厉害了。与我家同住在一个院的堂婶儿看不过去，说哪有这样打孩子的，要母亲别打了。母亲这才说了自己的难处。母亲说，几个孩子嘴都顾不上了，能挣个活命就不错了，哪能都上学呢，母亲也哭了。见母亲一哭，二姐没有再坚持去上学，她又哭了一会儿，然后就爬起来到地里去薅（hāo）草了。从那天起，二姐就失学了。

我很庆幸，母亲没有说不让我继续上学的事。

妹妹比我小三岁。在二姐失学的时候，妹妹也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没有让我妹妹去上学，妹妹自己好像也没提出过上学的要求。我们全家似乎都把妹妹该上学的事忘记了。妹妹当时的任务是看管我们的小弟弟。小弟弟有残疾，是个罗锅腰。我嫌他太难看，放学后，或是星期天，我从不愿意带他玩。他特别希望跟我这个当哥哥的出去玩，我不带他，他就大哭。他哭我也不管，只管甩下他，然后自己跑走了。他只会在地上爬，不会站起来走，反正他追不上我。一跑到院子门口，我就躲到墙角后面观察他，等他觉得没希望了，哭得不那么厉害了，我才悄悄溜走。平日里，都是我妹妹带他玩。妹妹让小弟弟搂紧她的脖子，她双手托着小弟弟的两条腿，把小弟弟背到这家，背到那家。她用泥巴给小弟弟捏小黄狗，用高粱蔑子给小弟弟编花喜鹊，还把小弟弟的头发朝上扎起来，再绑上一朵石榴花。有时，她还背着小弟弟到田野里去，走得很远，带小弟弟去看满坡的麦子。妹妹从来不嫌弃小弟弟长得难看，谁要是指出小弟弟是个罗锅腰，妹妹就跟人家生气。

妹妹还会捉鱼。她用竹篮子在水塘里捉些小鱼儿，然后炒熟了给小弟弟吃。那时，我们家吃不起油，妹妹炒鱼时只能放一点盐。我闻到炒熟的小鱼儿的香味，也想吃。我骗小弟弟，说替他拿着小鱼儿，他吃一个，我就给他发一个。结果，最后有一半小鱼儿跑到我肚子里去了，小弟弟再伸手跟我要，就没有了。小弟弟突然病死后，我想起了这件事，觉得非常痛心，非常对不起小弟弟。于是我狠狠地哭，哭得浑身抽搐，四肢麻木，几乎昏死过去。母亲赶紧找来一个老先生，让人家给我扎了几针，放出几滴血，我才缓过来了。

我妹妹下面还有一个弟弟，是我们的二弟弟。二弟弟到了上学年龄，母亲按时让他上学去了。这时候，母亲仍没有让妹妹去上学。妹妹没有跟二弟弟攀比，似乎也没有什么怨言，每天照样下地薅草，拾柴，放羊。大姐、二姐都在生产队里干活儿，挣工分。妹妹还小，队里不让她挣工分，她只能给家里干些放羊、拾柴的小活儿。我们家做饭烧的柴草，多半是妹妹拾来的。妹妹一天接一天地把小羊放大了，母亲把羊牵到集上卖掉，换来的钱一半给我和二弟弟交了学费，另一半买了一只小猪娃。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完全知道。妹妹每天下地，我每天上学，我们很少在一起。中午我回家吃饭，往往看见妹妹背着一大筐青草从地里回来。我们家养猪很少喂粮食，都是给猪喂青草。妹妹每天至少要给猪薅两大筐青草，才能把猪喂饱。妹妹的脸晒得通红，头发和辫子都毛茸茸的，汗水浸湿了打着补丁的衣衫。我对妹妹不是很关心，看见她也跟没看见差不多，很少和她说话。妹妹每天薅草，喂猪，我当时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至于家里让谁上学，不让谁上学，那是母亲的事，不是我的事。

妹妹是很聪明的，学东西很快，记性也好。我们村有一个老奶奶，会唱不少小曲儿。下雨天或下雪天，妹妹到老奶奶家去听小曲儿，听几遍就把小曲儿学会了。妹妹把小曲儿唱得声音颤颤的，虽说有点胆怯，却比老奶奶唱得还要好听许多。我们在学校里唱的歌，妹妹也会唱。我想，一定是我们在教室里学唱歌时，被妹妹听到了。我们的教室是土坯房，房四周裂着不少缝子，一唱歌，声音能传出很远。妹妹也许那会儿正在教室后面的坑边薅草，一听到歌声就被吸引住了。妹妹不是学生，没有资格进教室，她就跟着从墙缝子里冒出来的歌声学。不然的话，妹妹不会那么快就把我们刚学会的歌也学会了。我敢说，妹妹要是上学的话，肯定是一个好学生，学习成绩一定很好，在班里不能拿第一名，也能拿第二名。可惜得很，妹妹一直没得到上学的机会。

我考上镇里的中学后，就开始住校，每星期只回家一次。我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下午按时返校。我回家一般也不干活儿，主要目的是回家拿吃的。母亲为我准备下够一个星期吃的由红薯和红薯片磨成的面，我带上就走了。秋季的一个星期天，我又该往学校背面了，可家里一点面也没有了。夏季分的粮食已经吃完了，秋季的庄稼还没完全成熟，怎么办呢？我还要到学校上晚自习，就怏怏不乐地走了。我头天晚上没吃饭，第二天早上也没吃东西，一直饿着肚子坚持上课。那天下着小雨，秋风吹得窗外的杨树叶子哗哗响，我身上一阵阵发冷。上完第二节课，课间休息时，同学们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教室里待着。有个同学告诉我，外面有人找我。我出去一看，是妹妹来了。她靠在一棵树后，很胆怯的样子。妹妹的衣服被雨淋湿了，打成一绺的头发沾在她的额头上。她从怀里掏出一块黑色的毛巾递给我。我认出这是母亲天天戴的头巾。里面包的是几块红薯，红薯还热乎着，冒着微微的白汽。妹妹说，这是母亲从自留地里扒的，红薯还没长开个儿，扒了好几棵才这么多。我饿急了，拿过红薯就吃，噎得我胸口直疼。我事后才知道，妹妹冒着雨在外面整整等了我一个课时。她以前从未来过我们学校，见很大的校园里绿树成荫，鸦雀无声，一排排教室里同学们正在上课，就躲在一棵树后，不敢问，也不敢走动。她又怕我饿得受不住，急得都快哭了。直到下课，有同学问她，她才说是来找我的。

后来，我到外地参加工作后，给大姐、二姐都写过信，就是没给妹妹写过信。妹妹不识字，给她写信她也不会看。这时我才想到，妹妹也该上学的，哪怕像两个姐姐那样，只上几年学也好呀。妹妹出嫁后，有一次回家，问我母亲，为什么她小时候不让她上学。妹妹一定是有了不识字的难处，才向母亲问这个问题的。母亲把这话告诉我了，意思是埋怨妹妹不该翻旧账。我听后，一下子觉得十分伤感。我觉得这不是母亲的责任，是我这个长子、长兄的责任。母亲一心供我上学，就没能力供妹妹上学了。实际上，是我剥夺了妹妹上学的权力，或者说是妹妹为我作出了牺牲。牺牲的结果就是，我妹妹一辈子都是一个睁眼瞎啊。

在单位，一听说为“希望工程”捐款，我就争取多捐。因为我想起了我妹妹。有一年春天，我到陕西一家贫困矿工家里采访。这家有一个正上小学六年级的女孩子，还是班长和少先队的大队长。我刚跟女孩子的母亲说了几句话，女孩子就扭过脸去哭了起来。因为女孩子的父亲因意外事故死去了，家里交不起学费，女孩子正面临失学的危险。这种情况让我马上想到了我二姐，还有我妹妹。我的眼泪哗啦啦地流，哽咽得说不成话，采访也进行不下去了。我掏出一点钱，给女孩子的母亲，让她给女孩子交学费，千万别让女孩子失学。

我想过，给“希望工程”捐款也好，替别的女孩子交学费也好，都不能给我妹妹弥补什么。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

给我的孩子们丰子恺给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我想委曲地说出来，使你们自己晓得。可惜到你们懂得我的话的意思的时候，你们将不复是可以使我憧憬的人了。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

瞻瞻！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你什么事体都像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小小的失意，像花生米翻落地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两分钟。外婆普陀去烧香买回来给你的泥人，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他，喂他；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他打破了，你的号哭的悲哀，比大人们的破产、失恋、broken heart（心碎）、丧考妣、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两把芭蕉扇做的脚踏车，麻雀牌堆成的火车、汽车，你何等认真地看待，挺直了嗓子叫“汪——”“咕咕咕……”来代替汽笛。宝姐姐讲故事给你听，说到“月亮姐姐挂下一只篮来，宝姐姐坐在篮里吊了上去，瞻瞻在下面看”的时候，你何等激昂地同她争，说“瞻瞻要上去，宝姐姐在下面看”！甚至哭到漫姑面前去求审判。我每次剃了头，你真心地疑我变了和尚，好几时不要我抱。最是今年夏天，你坐在我膝上发见了我腋下的长毛，当作黄鼠狼的时候，你何等伤心，你立刻从我身上爬下去，起初眼瞪瞪地对我端相，继而大失所望地号哭，看看，哭哭，如同对被判定了死罪的亲友一样。你要我抱你到车站里去，多多益善地要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回到门口时你已经熟睡在我的肩上，手里的香蕉不知落在哪里去了。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你们每天做火车、做汽车、办酒、请菩萨、堆六面画、唱歌，全是自动的，创造创作的生活。大人们的呼号“归自然！”“生活的艺术化！”“劳动的艺术化！”在你们面前真是出丑得很了！依样画几笔画，写几篇文的人称为艺术家、创作家，对你们更要愧死！

你们的创作力，比大人真是强盛得多哩：瞻瞻！你的身体不及椅子的一半，却常常要搬动它，与它一同翻倒在地上；你又要把一杯茶横转来藏在抽斗里，要皮球停在壁上，要拉住火车的尾巴，要月亮出来，要天停止下雨。在这等小小的事件中，明明表示着你们的弱小的体力与智力不足以应付强盛的创作欲、表现欲的驱使，因而遭逢失败。然而你们是不受大自然的支配，不受人类社会的束缚的创造者，所以你的遭逢失败，例如火车尾巴拉不住，月亮呼不出来的时候，你们决不承认是事实的不可能，总以为是爹爹妈妈不肯帮你们办到，同不许你们弄自鸣钟同例，所以愤愤地哭了，你们的世界何等广大！

你们一定想：终天无聊地伏在案上弄笔的爸爸，终天闷闷地坐在窗下弄针引线的妈妈，是何等无气性的奇怪的动物！你们所视为奇怪动物的我与你们的母亲，有时确实难为了你们，摧残了你们，回想起来，真是不安心得很！

阿宝！有一晚你拿软软的新鞋子，和自己脚上脱下来的鞋子，给凳子的脚穿了，鞋袜立在地上，得意地叫“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的时候，你母亲喊着“龌龊了袜子！”立刻擒你到藤榻上，动手毁坏你的创作。当你蹲在榻上注视你母亲动手毁坏的时候，你的小心里一定感到“母亲这种人，何等杀风景而野蛮”吧！

瞻瞻！有一天开明书店送了几册新出版的毛边的《音乐入门》来。我用小刀把书页一张一张地裁开来，你侧着头，站在桌边默默地看。后来我从学校回来，你已经在我的书架上拿了一本连史纸印的中国装的《楚辞》，把它裁破了十几页，得意地对我说：“爸爸！瞻瞻也会裁了！”瞻瞻！这在你原是何等成功的欢喜，何等得意的作品！却被我一个惊骇的“哼！”字喊得你哭了。那时候你也一定抱怨“爸爸何等不明”吧！

软软！你常常要弄我的长锋羊毫，我看见了总是无情地夺脱你。现在你，一定轻视我。想道：“你终于要我画你的画集的封面！”

最不安心的，是有时我还要拉一个你们所最怕的陆露沙医生来，教他用他的大手来摸你们的肚子，甚至用刀来在你们臂上割几下，还要教妈妈和漫姑擒住了你们的手脚，捏住了你们的鼻子，把很苦的水灌到你们的嘴里去。这在你们一定认为是太无人道的野蛮举动吧！

孩子们！你们果真抱怨我，我倒欢喜；到你们的抱怨变为感谢的时候，我的悲哀来了！

我在世间，永没有逢到像你们这样出肺肝相示的人。世间的人群结合，永没有像你们样的彻底地真实而纯洁。最是我到上海去干了无聊的所谓“事”回来，或者去同不相干的人们做了叫做“上课”的一种把戏回来，你们在门口或车站旁等我的时候，我心中何等惭愧又欢喜！惭愧我为什么去做这等无聊的事，欢喜我又得暂时放怀一切地加入你们的真生活的团体。

但是，你们的黄金时代有限，现实终于要暴露的。这是我经验过来的情形，也是大人们谁也经验过的情形。我眼看见儿时的伴侣中的英雄、好汉，一个个退缩、顺从、妥协、屈服起来，到像绵羊的地步。我自己也是如此。“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你们不久也要走这条路呢！

我的孩子们！憧憬于你们的生活的我，痴心要为你们永远挽留这黄金时代在这册子里。然这真不过像“蜘蛛网落花”略微保留一点春的痕迹而忆。且到你们懂得我这片心情的时候，你们早已不是这样的人，我的画在世间已无可印证了！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

孩子的礼赞——赠组缃女孩

小鸠子，李长之

我从孩子们那里得的是太多了，可是我常对孩子不起。在孩子们的群里，我得着解放，我忘怀一切，可是我常不知不觉，露出多于他们的心眼儿，在玩上胜了他们，事后想想，这胜利都是可耻的，而且感到悲哀。

前几天吧，有几个孩子，是不相识的，登门来要画片。画片是我所爱的，来的是同好，我当然欢迎。可是界限也是有的，便是以我不太欢喜的画片为限，太大的牺牲，我是舍不得。我先把极其喜欢的画片藏着，谁知孩子们是不客气的，抽屉里的都翻出来了，我要禁止，不过因为我向来是不会摆尊严的面孔的，尤其对于我愿意亲近的孩子们，我也只能束手了，这是每每使我想到我那曾经在小学校教过一小时的书的经验，我看着那些像海里的珍珠样的一群眼，他们起始就嬉笑地望着我，我不能装模作样，我摆不出教师的架子，我就先笑了，他们也笑起来，于是我和他们哄然地下了堂，我说我不能教你们了，你们太顽皮了，可是他们一点也不是和我过不去，倒是太好感了，许多孩子来拉我的手，我俯着身子应接不暇，他们还有跳在我肩头的，抱着我的脖颈的，前边是些孩子挡着去路，后边是些孩子拥着，我于是陷在沉思里了，我觉得孩子是对的，我也没有错，可痛恨的却是现在的教育制度，因为在沉思，而且在倾向他们，我便一句责难他们的话也没有了，就是在这种场合，我有所屈服，我更不能尊严。这回也是的，孩子们嬉笑着，把我的画片都把在手里了，这时我就对不起孩子了，我说画片上有故事，得我讲才行，先把画片哄到手，把自己心爱的就隔过去，倘如被他们的小手指画着，意在暴露我的破绽时，我就说一个“那张不好”以了之。

不多时候，我却发觉我的失败了，因为他们并不感到我那顺口瞎溜的故事的兴趣，他们对于画的好坏之感，也没听了我的指挥，我以为狗猫是他们喜欢的，在我又是想扔了的，我便大夸其好，以便他们要，好送给他们。可是他们很冷淡。也仿佛是多半引起了另外的野心，倒把目前的放过了似的，我在这里说狗猫，他们却说要看牛，翻着牛了，他们却说要看马，马我是有的，我不能示弱，必要向他们炫耀，我那张是法国达维（David）画的拿破仑骑着的一匹马，一向是爱着的，我一定要炫耀一下了，可又怕被孩子们要了去，终于炫耀的心强，战战兢兢地给他们看了，果然他们很喜欢，都跳了起来，我刚担心他们是要拿走的，其中的一个孩子却向我提出更进步的要求了，他说画上一匹马的他不要，他要两匹的，接连着就有一个孩子要三匹的，于是四匹的，五匹的都来了，我才知道他们并不是死死地要占有一张画，他们却是有理想的，只追求一种理想，他们实在是高尚多了，我在惭愧中，我说着：等我画吧，要多少匹，画多少匹，他们于是跳着，高兴地逞能地把匹数加多起来，就跳着去了。

这回我在孩子们那里不是得的很多了么？我知道孩子们如何的爱美，又如何的纯洁，更如何的近于纯粹的审美的观照，在我自己，却是如何的狭小，如何的不及他们光明都证明出了。

我常对不起孩子们的，可是孩子们并不冷淡我。我每每感到在孩子们前头而惭愧的，孩子们却像依然对我加以原宥。孩子们依然是给了我许多许多知识和德性。正如歌德说，我们当以他们为师。

现在在一起的孩子们中，我得益顶多的，又彼此知道姓名的，是小鸠子。也许是我锐感或过敏，这孩子和我颇有交情。孩子的爸爸组缃，真是如我们几个朋友所加的徽号，是一位感伤主义者，他看一件什么事物，无往而没有感伤的色彩。连他的声调也是感伤主义的，虽然在锐利的幽默中，甚而哪怕是讥笑的态度，也有怜悯的伤感的同情在。他的夫人和孩子刚来北平不久，他曾向我介绍过他的孩子，据说是非常想家，常模仿在家里的祖母想她的光景，而且还感到孤寂，因为那时还没有在一块玩的小孩，孩子才多大呢，不过六岁。我心里想，组缃的话是不能不承认的，因为有他这样伤感的爸爸，孩子难以不伤感，而且纵然不伤感，由感伤主义者的爸爸看去，也会伤感了的。

孩子是聪明的，大眼睛，像她的母亲。她母亲有一般的母亲的习惯，爱记得孩子在各种才能上初学时的情况，而且爱和人说，我没想到这小鸠子会那么对我有好感，因为我就不大能讲故事，连孩子的语言也很不熟悉，可是，她是可以把故事讲给我听的，而把孩子的语言和我说的。不但这，有次我看见她画的画，是画人，头都是圆头圆脑的，两个耳朵挂在头皮上，像茶壶盖一样的鼻子，腿照例是单线的，脚是和手没有分别。我看她是画得那么用心，我想起来了，不光她，一般的孩子，在会使用笔以后，没有不施展创作的才能的，人类对于艺术竟是这么根本而且普遍的呢！这发现，就是从小鸠子得来的。我那时继而想，孩子的像爱艺术样的好倾向，是一切孩子共同着的。在反面，孩子的坏习惯，却是决不一律，这个会偷钱，那个会撒谎，便绝不是共同的，就可见人是善的，所谓坏不过是不好的环境中一些适应的方法而已，我从而知道，孩子，艺术，善，是三而一，一而三的宝贝了，这认识也是小鸠子给我的。

从孩子们那里，我们才减少了对人类的失望，我们才更坚决了社会新建设的急需与志愿。

孩子们那里有光明。孩子们那里有温暖的爱。又一回，是我坐着听音乐，我正和朋友搭讪着讲话呢，忽然有两只拖着我衣襟的小手，在笑声里是“找着你了！找着你了！”的喊着，我一回头，却是小鸠子，圆圆的脸上，那么出之衷肠的高兴。

最近，我却真的对她不起了，那是晚上，在路上碰见她父母和她三人了，请他们在屋里坐了坐以后，送他们回去。我抱着她，我先和她说说这，说说那。我慢慢一种顽皮的孩子的野性恢复起来了，我问她：“为什么没见你哭？为什么没见你闹？”她说：“我不哭，我不闹。”在嬉笑里持着正经的作答。我向来是反抗的，我是诅咒于孩子的被了成人的教训的，成人是教育、不过是想把孩子弄驯，驯得像自己一样枯燥、奴性才罢休。所以我一有机会，便想煽动孩子，使他们也偏不驯一下，和成人示示威。当时我就说：“不好。好孩子没有不哭不闹的。你的同学，也不哭不闹吗？”“也不，”她笑了。“不好！”我说。“怎么没有哭的，闹的？没有一个好孩子么？”还是我说。“有，”她说，“金国良闹来，挨打，哭来。”“好，好，那是好孩子！”我们都笑了。在她听了我的论调后，还有种新奇的表情，大概会感觉清新而又惬意的吧，我可以看出来。我们转换了论点。她说她要把我拖到她家里去，我说我抱着她不撒手，一会就再可以抱回来，并不让她回去了。她听见了，可真急得要挣下来，我没放她。我说：“我不能去的。你爸爸你妈妈都不让。你不信，一到门口，你爸爸就说请回，把我请回来了。”她又新奇的表情地笑着了。我说：“你听，你爸爸要说请回了。”我放下她，她还拼命地拖着我，组湘果然说着“请回”，我说着“再见”，就打算回来了，小鸠子不让了，组湘要来抱她，上去就打起爸爸来了，也哭也闹，好容易她妈妈才抱着去了。组湘说着：“Irrational！Irrational！”我轻轻地说着：“正是rational！正是rational！再见！”回来的路上，还听见哭声和闹声。

我正感激那纯真的可敬爱的珍贵的泪之余，我觉得我只惹起反抗的情绪，并没有进一步的积极的长远的办法，不免落了幼稚的革命家的巢臼。但孩子却还是我们的导师，究竟当如何谋他们的解放和福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