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随笔》和苏晨

接苏晨兄信，得知他右手“书写痉挛”加剧，竟不能写字，甚为惋惜。虽说他在练习用左手写字，可这对一个年届古稀的人来说，当是多么的艰难。不过，在我看来，那正是苏晨笔耕献身的纪念。

我常常乐于沉浸在深夜的沉思之中。寒来暑往，春夏秋冬；人事各异，思绪起伏。但是无意或有意激起我脆弱的脑神经兴奋的，往往不是思乡的伤感，也不是恋人变情的梦幻，而是与我仅见面数次，保持着近二十年友谊的苏晨。

我与苏晨是在广州相识的。那是由他策划、组织的《中国特产风味指南》丛书，于1981年举行编辑会议时，我作为《陕西特产风味指南》主要撰稿人而去的。会议期间除交谈指南的编写原则、范围和体例外，各地出版社分别介绍了自己出版社和编写该书的情况。当我得知花城出版社在苏晨领导下，除编辑出版书籍外，先后还创办了《花城》、《旅伴》、《风采》、《随笔》等多种杂志，深为他的开创精神所感动。当他看了我送给他的那本处女作《秦馔古今谈》后，认为中国饮食文化大有写头，热情建议我以饮食文化为题材，写些散文在《随笔》上发表。当时听了，我真不敢相信这话是真的。

就我所知，广州的《随笔》和天津的《散文》在当时是全国极有声名的散文杂志。《随笔》的作者大多又是全国著名的老作家，诸如巴金、曹靖华、端木蕻良、茅以升、林放、秦牧、袁鹰、荒煤、陈学昭、周汝昌、萧乾等。单是这个“国宝级”作者群就使我望而生畏，不敢上阵。可苏晨兄一再鼓励，后来又多次写信催促，难以推辞，我就不知高低地写了《狗肉辩》、《苦尽甘来话苦菜》、《从广东人吃蛇说起》三篇短文寄出。没料到不但很快在《随笔》上发表了，且以《嚼味斋杂谈》专栏刊出。这是我这个无名之辈“破题儿第一遭”在全国性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我也为能跻身于“国宝级”人物之后，立足于《随笔》而感到莫大的荣幸。专栏既开了，就不能不继续写下去，后又寄去四五篇，陆续发表了。直到1984年，由于萧老压给我注释烹饪古籍、编撰《中国烹饪辞典》和烹饪文化学术研究的任务，使我实在缓不过气来，我才终止了为《随笔》继续撰稿。今天想起来，既有愧于苏晨兄，又感谢这位诱掖我的前辈，因为正是苏晨为我开启了一扇进入文坛的门。

苏晨到底何许人也？

苏晨是作家吗？他是，他也不是。他是，早在他不到20岁的1948年，他还在军中战斗时，就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证明他就是一手端枪、一手持笔的战斗作家。80年代以来新出版的又有《野芳集》、《常历集》、《汩汩的流水》等19部之多。他不是，是指他的职业是编辑，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正是他这个甘为人梯的编辑，支持、培养了不知多少名作家。

苏晨有名吗？他有，他没有。他有，是他从事着人们认为最有名、最神圣的事业。他没有，是说他数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呕心沥血、默默无闻地工作，却从不嚷嚷，从不喧哗，从不显己。

我与苏晨兄后来的交往，除了在南宁开会和我两次去广州拜访他外，最使我难忘的是1983年，他从新疆返程中在西安的相唔。这次相见，我们都十分欢喜。一则是久别重逢，二则是明朗的北方天空，周围的一切都显得欣欣向荣。他顺利完成赴疆任务，我被安置在合适的烹饪研究所工作。无论是我去宾馆与他交谈，或是陪他观赏古城景物，还是请他品尝陕西风味菜点，似乎每时每刻都洋溢在愉悦气氛之中。不过使我惊讶的是，他在西安的三天活动中竟抽空写出了《吐鲁番旅伴》、《工作午餐》两篇长达两万字的大作，其效率之高是我辈难以企及的。也足证他惜时如金、分秒必争的拼搏精神。这大概正是他能在编辑和创作两种职业同时获得成功的原因。

记不清哪位权威人物讲的“作家要学者化”。苏晨的散文，特别是他的游记散文，笔调清新、洒脱，似乎毫无铺陈文采，却蕴含着丰实、深邃的知识。读苏晨的散文，可以让你学到历史、地理、风土、民俗、文学、艺术，乃至人生哲理等方面的知识。原因是他的散文凝聚着他对知识探求的结晶。有的评论家称他的散文是“学者散文”，我以为是当之无愧的。

据说，他现在用曾经端过枪的左手持笔，为每年出一两本书还在继续耕耘。面对着如此顽强的老作家，不能不使我肃然起敬。我这里仅从遥远的北方向这位我可钦可敬的南国兄长致以衷心的祝愿，祝愿他常利不钝，永葆青春。

注：原载中国文联出版社《吃喝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