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冬日，大雨倾盆，雷声惊天，实为三湘所罕见。吾出差过永州，欲谒柳子庙，晤访河东旧址，拜读永州八记。友人见气候恶劣，婉劝改日前往，吾执意不从，友人随和。
生于积衰动荡之中唐时期的柳宗元——柳河东先生，其家族几代人封侯拜相，声名显赫，本人亦可谓平步青云，33岁便擢升礼部员外郎。尽管他踌躇满志，决心“许国不复为身谋”，但一场“永贞革新”，将其带入了流放生涯。河东先生一生多处凄风苦雨，宦海浮沉，尽历坎坷。结婚三年，妻子便暴病而去，与其流放同行的，只有他年近七旬的老母、堂表弟及僮仆。更有甚者，他人还在被贬为邵州刺史的途中，又接到了再被贬为永州司马的诏书。到永州后，无有安身房舍，只得寄居龙兴寺里。不到一年，母亲又撇他而去，他肝肠寸断，“穷天下之言，无以抒其哀”。此后不久，噩耗又传，昔日“永贞革新”的要员王叔文处死渝州，凌准在连州病殁。更有始料不及的，唐宪宗继位大赦天下，竟对柳河东等“八司马”宣告：“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这无异于一场灭顶之灾，河东先生的北归之梦就此破灭。即便如此，河东先生也是心忧黎元，甚至从寺庙中搬出来，筑屋定居，“终甘为永州民”。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封建士大夫身处逆境，还竟然提出了“官为民役”的民本主义政治观。这比后来的“人民公仆”一说，早了一千多年。他后来任柳州刺史时，“释放奴婢、种柑植柳、开凿水井、兴办文教、拓荒垦田”，充分实践了这一观点，深得百姓拥护。河东先生为官清廉，两袖清风，甚至死后家人也无力将其归葬原籍。直至次年，得到桂管观察使裴行立的资助，才由其表弟将其灵柩运回长安，葬于临潼。
斯人离去已是一千一百余载，他所提出并实践的“官为民役”的思想，实为后人敬仰和推崇。然则，时至今日，有人竟把河东先生的“官为民役”改为了“民为官役”，对百姓横加欺诈，令人发指。
据《湖南日报》载，该省石门县68岁的村民谢昌言，右手右腿残疾，其妻亦年老体弱，唯一的女儿打工在外，家境贫困不堪。当他交完有关税款后，村干部还要他交人平30元的义务工款和人平230元的架高压电线的集资款。谢反复陈述自己家庭困难，无力上缴，且告之按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亦不负担义务工款。催收人员不听，第二天到谢家强行抢猪。第三天，乡政法委书记覃某等一行5人又带着手铐和短枪来抓谢。谢不在，覃某等便没收了谢的护秋猎枪，以及菜刀、扳手等。谢不服，借款上县反映情况，县有关领导指示乡里不要催逼。乡里变本加厉，竟派出5人将谢诓到乡政府，通宵达旦地进行审讯，不给水喝，乡党委书记也亲自出面。最后逼谢写出检查，并打了以猪作抵押的350元集资款欠条，才放回家。时隔不久，乡政府又派收款队来收款，双方发生争执，收款队竟将他们夫妇捆绑起来，殴打致伤。此事直至在省委书记的批示下才还谢昌言以公道。
唉，河东先生要是在天有灵，闻罢此事，不知作何感慨。“官为民役”和“民为官役”虽只是一字位置的转移，其内函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役者，仆役也，供主人使唤之人。官者，为大众服务的公职人员。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度里，广大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公职人员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仆人，二者不可颠倒。“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硬是要颠倒过来，就只能自食其果了。
“但得官清吏不横，即是村中歌舞时。”陆游在《春日杂兴》中如是说。读罢，我们那些有良知的官们、吏们，心灵能有震颤、感应吗？
（原载《中国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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