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新闻传播学科的理论建设

加强新闻传播学科的理论建设

同文、史、哲各门基础学科相比较,新闻传播学是后起的学科。因此,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历史状况。

19世纪末,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提出学习西方、创办报刊的要求。他们对于报刊的功能与价值作了理论阐释。特别是梁启超,提出了国家应“去塞求通”,报刊是“耳目喉舌”等卓越见解^[2]。但是,那时还没有把新闻学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日本学者松本君平的《新闻学》一书中译本,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新闻学著作。这本书一问世,立即引起一些中国报人的关注。郑贯公^[3]认为,由此书“足见办报一业,须有一种学问”,“夫学问既无,眼光何有？”在我国,这是最早提出需要研究新闻学的建议。1918年蔡元培为会长的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成立,这是我国研究新闻学的开端。

1919年,北京大学教授徐宝璜^[4]的《新闻学》^[5]出版,这是中国人的第一部新闻学著作。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这部书写的序中,称它是“破天荒”之作,并明确指出新闻学是一门值得研究的学科。20年代,我国一些大学陆续设立报学系(新闻系）,教学的需要直接推动了新闻学研究。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既是专著,又是教材。30年代和40年代,我国经历了多年战争,研究条件极为困难,在国民党统治区,新闻学研究的成果不多；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延安《解放日报》于1942年到1945年间,结合整风运动进行新闻改革,同时对于新闻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党性、真实性、新闻定义、新闻本源、新闻工作者的修养等,作了具体阐释,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准备了基础条件。

50年代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人们忙于各项实务,新闻学研究相对滞后；中期,一度“学苏联”,都是语录加例子,索然无味,毫无理论活力。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大好形势下,新闻工作改革之风吹遍全国。《人民日报》于当年7月1日改版,不仅在报纸工作改革的实践上起了榜样作用,而且还提出或重申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如“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人民日报》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尽量满足读者的多方面的要求,这是我们的天职”等^[6]。新闻理论探讨与新闻改革相伴而行,相得益彰。当时,复旦大学新闻系在系主任王中教授主持下,也在改革教学的同时,开展对于新闻学的研究,一方面组织访问团去一些省市向新闻工作者和读者作调查,了解他们对于新闻工作的意见与需求；另一方面,王中撰写了《新闻学原理大纲》^[7],并按照这个大纲讲课。

值得一提的是,《人民日报》在制订改革方案时,对于几种主要的外国报纸也作了研究,其中有英国《泰晤士报》、美国《纽约时报》、日本《朝日新闻》、法国《人道报》等。我们复旦新闻系也对国外新闻工作和新闻学开展了研究,1956年创办《新闻学译丛》,既介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新闻理论与实践,也介绍美国、日本的报纸版面和新闻学著作。Mass Communication这一辞语,在《新闻学译丛》上出现,译文为“群众思想交通”；在王中的讲课中也出现,译文为“群众交通”。应该说,这是我国最早引用传播学知识。但在1957年下半年至1977年间,这一辞语在我国的出版物上消失了。

王中的《新闻学原理大纲》,在中国新闻学理论建设中,是有积极作用和学术价值的。它突破了照搬苏联教材的教条主义束缚,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研究新闻理论。这个大纲提出：新闻事业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即社会需要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报纸具有两重性,即阶级性和商品性,既是宣传工具,又是社会商品；办报要有读者观念,重视读者需要等基本观点。这些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正确的,至今仍为全国新闻学界所重视,仍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60年代前期,新闻学研究的重点转为整理马恩列斯有关新闻的论述和阐述毛泽东的新闻思想。复旦新闻系提出了编撰“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大系”的设想,编辑了《马恩列斯论报刊》等书。但是,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风暴骤起,新闻学研究立即停止,直到“四人帮”粉碎后才得以恢复。

应当承认,从1949年到1976年间,新闻学研究进展缓慢,没有建立具有权威性的学科理论体系,也没有耀眼的学术著作。王中的《新闻学原理大纲》虽有新意,但毕竟只提出了一个初步的、不完整的理论框架,却也在“批判”声中被湮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迅速贯彻,使新闻学研究的那种不正常局面也得以迅速改变。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鼓舞下,从新闻学研究者到新闻工作实践者,众口一声认定新闻传播有自身的规律,应该形成本学科的理论体系；中国新闻工作实践有丰富的经验,应该上升为理论；中国新闻工作实践需要新闻理论指导。80年代以来,新闻传播研究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以下,列举一些新情况,以资说明。

其一,学术空气活跃。

此前,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里,新闻学是一门不起眼的小学科,甚至还有人认为“新闻无学”或“有术无学”。之所以出现这种看法,除了一些人不了解实情和有某种偏见之外,主要是由于新闻学科研究力量薄弱,成果少。这也难怪研究与教学人员。新闻学历来被指认为“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突出政治”的年代,要写出有特点的、学术水平高的著作来,谈何容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的顾虑消除了,精神振作了,思想活跃起来了。新闻学研究的转机最早凸现在学术讨论上。在70年代末尾的一年多中,不同见解的争鸣就出现了,从那时到80年代末,讨论了许多问题,如新闻与宣传问题、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问题、新闻价值问题、典型宣传问题、新闻真实性问题,等等。90年代以后,又讨论了新闻传播与市场经济问题、新闻法制问题、新闻策划问题,等等。各次讨论,既有理论探讨,也有经验交流,既生动活泼,又出成果。

其二,新闻学的充实与更新。

从本世纪初到70年代,我国教学与研究领域中的新闻学,以当代的观念来看,是传统的新闻学。具体说,早期是学习西方的传统新闻学,它的特点是以研究报纸为中心,以研究采、写、编业务为重点,如徐宝璜、邵飘萍的著作。50年代,引进了苏联的新闻学论著与教材,那是有浓厚的政党学说色彩的新闻学。80年代以来,我国新闻学研究在逐渐地、平稳地发生变化,由传统新闻学朝着现代新闻学的方向演进。这种变化正在进行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若干特点,如从研究以报纸为中心的新闻事业转为研究新闻传播现象；将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研究它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特征及其自身的运行规律；综合运用多种学科(传播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信息学、经济学等）的成果。新闻学中原有的分支学科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业务等,内容都有所更新,又新增了广播电视新闻学、新闻事业经营管理等,学科内涵比以前丰富得多了,研究的方法也在更新,开始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与定性分析的方法并重。

其三,传播学研究的开展。

在1978年和1979年,已经有人提及传播学或大众传播学,而开展研究却是在80年代。1978年10月21日,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内川芳美教授在复旦新闻系的学术报告,介绍了日本研究大众传播学的情况。1980年,复旦新闻系开设了《西方新闻学说介绍》课程,评介西方新闻理论,其中包括传播学。1981年上半年,这门课程改为《传播学概论》,同年年底就国外传播学研究情况及我们的打算向中央有关部门打了报告,1982年1月13日,该部门复函表示支持开展研究。就全国而言,这时有些单位也在积极开展传播学研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合作,于1982年6月至8月在北京地区开展抽样调查,同年11月该所主持召开了全国首次传播学讨论会。

近年来,传播学研究在全国广泛展开,出现了不少专著,还有专门的刊物,传播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大众传媒、受众、信息反馈等,已成为我国人民日常生活中的用语。传播学的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抽样调查）都有了不少成果,在我国的新闻工作改革和新闻教学改革中发挥了有益的作用。

其四,发达的边缘学科与边缘课题。

新闻传播是一种社会现象,同社会生活各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运用多种学科知识作综合研究,因而它的相关学科、边缘学科很多。如新闻媒介管理学、大众传播社会学、新闻心理学等。还有更多的边缘课题,正在研究的有新闻传播与市场经济、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新闻与法制、新闻与伦理、新闻与美学等方面的边缘课题。各种学科的互动互补作用,使得新闻传播学科呈现丰富多彩的发展趋势。

其五,研究机构与队伍的壮大。

70年代以前,新闻学的研究力量主要是高等学校的新闻系科,全国仅有四五家。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建新闻研究所,它是建国以来成立的第一个新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接着,一些地方的社科院或社会科学研究会联合会建立了新闻研究机构,如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新华社和许多报社,也纷纷建立研究所(室）。而高等学校新闻教育发展更快,80年代新建了一批新闻系。到90年代,全国设有新闻院、系或专业的高校达50多所,专业点100多个,专业教师1 000名以上。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新闻单位三个方面汇合组成新闻学科的研究队伍。这样强大的新闻传播研究力量,在我国是前所未有的。此外,还成立了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等学术团体,出版了《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等学术刊物。

其六,领导重视,多方参与。

由于新闻宣传与大众传媒的发达,对社会生活各方面影响的加深,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作理论阐释,实践呼唤理论,因而新闻传播学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党政领导、新闻界、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所关注。中国共产党有重视新闻宣传的历史传统,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到江泽民,以及其他领导人,专门对新闻宣传作过许多批示和讲话,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许多新闻机构的负责人和资深编辑记者,积极参与研究工作,出版了不少虚实结合、有学术价值的论著。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还建立了学术部和学术委员会,设立了学术奖。

各种情况、诸多因素集中到一点,就是出成果。在著作方面,从20世纪初到70年代末,出版新闻学著作不足1 000种,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版的新闻学与传播学著作,有1 000多种。20年超过70年。三中全会以来出版的著作中,有些质量相当高,如多卷本《中国新闻事业史》,在新闻史学科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还有大量的学术论文,其中不乏上乘之作。在人才方面,一支有相当规模的学术梯队,已经初步形成。特别是一批中青年学者,活跃在研究的第一线上,朝着理论与实践并重、学贯中西的方向发展。

学科建设的进步,获得了社会和政府的承认。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1997年5月决定将原属二级学科的新闻学,拓展为一级学科,定名为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原有新闻学博士点2个,1998年增设新闻学博士点1个、传播学博士点2个。编辑出版学、广告学、公共关系学等,也进入了新闻传播学科的行列,这些学科都有宽广的前景。

但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新闻传播学毕竟是正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积累不多,基础单薄,从基本概念到理论体系都有待深入研究和进一步完善。为此,我们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继续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强学科建设,走持续发展的道路。在今后的学科建设工作中,就基本思路和基本工作方法而言,我认为以下各项特别值得重视。

第一,把理论建设放在首位。

新闻传播学有很强的实用性,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必须有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和准确的、公认的基本概念。在这方面,新闻传播学科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某些基本概念还有争议,有的分支学科理论框架还不完整,对于实践中的一些经验与问题还没作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这些都是学科建设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学科建设的中心是理论建设,它必须始终置于首要地位。

新闻传播学科理论建设的重点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总结我国新闻事业和传播事业的经验,探讨在市场经济与改革开放形势下的新课题,把握全球新闻与信息技术发展的总趋势,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学体系。在这方面,我们有不少有利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的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文章与讲话中论及新闻传播的相当多,不仅有方针政策的阐释,也有实践经验的概括,还有上升为理论观点的精辟分析。例如,1996年9月26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的讲话中,着重论述导向的问题,他提出了新闻舆论的性质与作用,提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的论断。这种生动而深刻的见解,应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重要内容。

第二,既跟踪实践,又为实践中的创新开路。

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丰富实践经验,是学术研究取之不尽的资源。建立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是一种伟大的创举,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搬用,一些国家留下来的是失败的教训,我们只能走自己的路。这就加重了理论研究的任务。我们应该认真、深入地研究本国的新闻传播的实践经验和问题,实践每前进一步,都要及时收集材料,作出理论分析。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事业正在改革中前进,有不少举措,需要我们从理论上为其鸣锣开道,助其贯彻实施。例如,今年各地正在组建报业建团,这是新闻改革的重大举措,我们应该及时作理论探讨,评介我国历史上组建报业集团的经验教训,评介外国报业集团的历史与现状,论证我国组建报业集团的条件、办法与政策。理论研究以实践为基础,又从实际需要出发,发挥引导实践的作用,这才是既扎实、又有创造性的理论研究。

第三,及时了解与研究国外的有关情况。

新闻学、传播学都是“舶来品”,是从外国引进的。新闻学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德国,20世纪初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传播学起源于20世纪初的美国,40年代以后逐渐发展起来。我国对于新闻学的研究,虽然起步很早,但由于长期闭塞,至今并不了解外国新闻学研究的全面情况；传播学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开始研究的,时间不长,仍处在起步的阶段。我们只有及时地对外国情况作充分的了解与分析,采取正确的对策措施,才有可能在学术上“后来居上”。特别是美、日和欧洲发达国家,拥有庞大的大众传播业、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众多的研究机构,我们从它们那里能够找到为我所用的东西。

第四,注重多学科结合,多学科协作。

新闻传播学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有独立的学科体系,但它是在吸取了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与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与发展起来的。政治学、社会学、哲学、法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应用经济学、心理学、信息学等等,都为新闻传播学提供了养料。我们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应该搞“多边外交”。可以请哲学家来同我们一起推敲新闻传播学的基本概念,请语文学家来同我们一起推敲新闻文体理论,请历史学家来同我们一起评价新闻传播史著作,如此等等。我们还可共同建设新的边缘学科,共同研究边缘课题。当然,我们的主要目的仍在于运用各学科的成果来充实、发展新闻传播学。

第五,改进研究方法,更新研究手段。

近年来,新闻传播学科加强了量化研究,有些单位还建立了社会舆论调查机构。虽然还存在抽样不够科学、数据尚欠准确等问题,但毕竟给新闻传播学研究带来了新思路、新方法。今后我们还要从多方面继续改进研究方法。例如,把外国广泛采用的抽样调查、问卷调查,同我国历来采用的个别访问、口问手记、开座谈会、蹲点调查等传统方式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选用适当的调查方式。上海市交通便利,还可以建立稳定的受众调查网络。当然我们还要注意把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结合起来。

关于研究手段,我们学校是比较落后的。全国许多报社都实现了两个告别——告别铅与火,告别纸与笔。我们还基本处于手工操作时代,研究手段亟需更新。

总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中,新闻传播学有了很大的进步,具备了继续发展的良好基础。今后,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在信息时代,新闻传播学科将出现新的发展局面,我们应采取积极行动,认真准备,促其实现。

(原载施岳群、周斌主编《与历史同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