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头是道李先生

头头是道李先生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小镇上来过一个很不一般的疯子：高个子，偏分头，五十左右年纪，教书先生模样，身穿灰黑色制服，斜挎草绿色书包。他的具体单位和身份都不清楚，只听人说“这人姓李”。

为方便起见，我们不妨称之为李先生。

他要是迎面走来，你眼前出现的分明是个很有修养很潇洒的人物，绝对想不到他会是个疯子。但是，你要和他搭上两句，他的毛病就犯了，说起来没完没了。所说的内容，都与毛主席语录有关。最常见的是直接背诵那些语录，一篇接一篇，酣畅淋漓，毫无差错。背到高兴之处，突然停顿，伸手从书包中取出那个红本本，递给旁边的人，让你考他：你只用说个页码，他马上就能背出那上边的内容。

对于毛主席的观点，他不仅能背，还能串讲。他串讲的方法也很独特，可以叫做“以经解经”：只是提出问题，却不直接回答，也不用自己的话去解释，只在毛主席的原话中找答案。记得听他讲解过一次“为人民服务”，先是提出什么叫人民，讲解清楚之后又提出什么叫服务，什么叫为人民服务，怎样为人民服务，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等等，全用引证毛主席语录的方法加以解答。语录的内容不够，引用的内容还涉及毛选中的相关篇章。这五个字，他整整讲了两个多小时，围着他听讲的闲人，看他手舞足蹈、唾沫飞溅，无不发笑；对他超人的记忆力和口才，又不能不表示佩服。

每次讲演结束，他都将手中的语录本高高举起，大喊几声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扭头就走。什么时候再来，就说不准了。

有一次，他又来到了我们那个小镇，在当时的公社革委会门前开了讲。这次讲演的题材已不是毛主席语录，也没有确定的题目，整个过程可以说就是自言自语。但是，仔细听起来，他这种自言自语还是有内在联系的。他独语中的有些片段当时听起来很有些吓人。现在回忆起来，他那次还是不断地提问题，不断地解答，但不仅限于引用毛主席语录，似乎是一种沉思状态，只不过嘴和脑子连在了一起，里边想什么，嘴里马上就表达出来了。最难忘记的是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不是讲唯物主义吗？没有物质刺激怎么能行？在场的一些懂政治的人听他说出当时犯忌的这种话来，就上前骂他：“疯子！不许胡说八道！”他就掏出语录本来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转身离去。

有时候，他也在街上狂呼乱喊：“老婆好，老婆好，老婆跟着他人跑！”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这个人一直没有再到我们镇上来过，不知他到什么地方去了，也不知是个什么下场。

写李先生这样的人，我感觉很是困难，因为实在不容易从他身上提炼出一个鲜明的主题来，但他的言行举止，似乎又大有深意。

李先生或许可以证明这样一些道理：就连疯子也是环境的产物，而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成为发疯的内容；健全的精神一旦失去，多么丰富的学识可能都会化为疯言疯语；而疯子之中，又有不少人才，疯言疯语之中，也不能说就没有一点智慧，这正是读书修道的人应该留心的地方。

（原载《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2月28日，署名顾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