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祭坛

心中的祭坛

王圣珊

自懂事以来，我就把我的爸爸妈妈当作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无话不谈。至少我对他们一向无话不谈。那十年动乱的打砸抢缩小了我家的住房空间，也大大地缩小了我们的代沟。我们互相帮忙“认罪”、“上纲上线”；我们互相鼓励迎接每一天到来。我在贵州十年任教，三天一信，五天一函，从山区的风土人情到我的同事老乡都有详述。近年来更是如此，他们年老体弱，很少出门，大家把亲情也就看得很重。每逢我到上海的时候，总是在家与他们聊天闲谈，从工作到人际关系，从夫妻到孩子教育，从回忆往事到时事新闻，从诗集译作到家用安排，甚至墓穴后事等等，真是无所不及。

自爸爸妈妈走后，我觉得自己的心一下子空了。连上海都像是更远了，远得我没有什么“借口”可丢下工作，向老公“请假”，回去一趟的了。只有照旧地常给上海打电话，与我的妹妹圣思聊聊天。至少这是我能做的事，我答应爸爸妈妈我会照顾圣思的，这是我对二老的承诺。再说，圣思她本来就是我从小到大的好朋友。以前这二十多年来，全靠圣思和妹夫金效祖医生在二老身边日夜看护、尽心尽力照顾。如今爸妈走了，我的心空了，她一定更难过。虽说都已五十多岁了，一下子成了没爹没妈的孩子，一下子样样事情都得自己作主。满橱满柜的中外文书，哪些留用，哪些捐赠，捐赠给谁，都无处“请示汇报”。连每天要做些什么饭菜，都无人过问了呢。

妈妈走的前几天，我打越洋电话回家，听说她病痛得厉害，正在“闹”，我让圣思问一下老太太要不要与我说话。我还没有开口，就听妈妈宣布说：“我受不了了。”我对她说：“妈妈，还有几天我就回上海了，我就来看你、陪你、给你做生日，你知道吗？”她答说：“我知道。我等不及了，我受不了了。”我说：“你放心，自己保重。你看着办吧。你放心好啦。我还是照计划10月2日到家。爸爸我们会照顾的。你放心好啦。你自己保重，好吗？”“好。”就这样，我与九十岁亲爱的妈妈说了最后的几句话。9月30日她去医院出门之前我又有电话到，只问了二老的情况，没有说上话。她当天进了医院就与世长辞了。

再见她时，已是和家人一起在上海家里附近的医院的太平间里了。我凑近了看妈妈，她像是睡着了一样。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头发照常一丝不乱。我上前，轻轻地吻了吻她那冰凉的脸颊，轻轻地握着她那放在胸前的手，看着她那平静安详的模样，不再有病痛的折磨的模样，不再有力不能及的苦恼的模样，我也就平心静气，像是往常和她聊天一样，说了一大段，简直忘了我身后还有其他的家人。等听到大家稀里哗啦的哭声，我才住口，请医院的工作人员让我们排成一列向妈妈鞠躬道别。

妈妈去世后在家陪伴老爸的几个星期里，我们忙着安慰他，都顾不上体会自己心中的哀痛。老爸对我说：“你知道我跟妈妈感情很好，妈妈走了我很难过，你有空就要回来看看我。”我说：“那当然啦，就是没有空我也会抽空回来看你的。”却不料，他在妈妈过世的第一百天也走了。

说来我也该料想得到的。想当初十年动乱时，我父母亲各在一处，两人不能通电话、书信。每月就盼着回家度假，而每月一次的假日却又常常前后错过，见不了面。每到这种时候，妈妈总是咬牙挺过，还笑笑说：“真得走了，一个月来省下的生活费，回家一下子就用掉了。”轮到爸爸来家，那就每天半夜都听到他翻来翻去、唉声叹气。我都得起来陪他聊天，听他一遍又一遍地说：“我好想你妈妈哟！”想想那时是两个五六十岁老人的生离，如今可是九十多岁老人的死别啊！有几次老爸对我说：“妈妈走了，我很难过。”我忍住眼泪答说：“妈妈这些年病得厉害，大家看了帮不上忙，那才叫人难过。现在，一切都好了，她都不难过了，你还难过什么呀？”老爸瞪眼看着我，翘着大拇指说：“珊珊你真了不起，你是个很乐观的人。”我大言不惭地说：“你也要乐观些。”因为早已签订了做同声翻译的工作走不开，爸爸的追悼会我无法参加，只是每天几通电话帮着安排、出主意，过了十几天才赶到上海福寿园的行敏园探望，又多呆了些天帮着整理老家的英文书籍。

一下子一年多过去了，我常想到二老。我常安慰自己：至少二老在一起了，他们都不再难过了。我在美国自己的家里安放了他们的大照片，随时随地时都可对着说话，不必顾忌十六小时的时差，真是比打电话还方便得多。可我还是留恋成天守着他们坐在小板凳上看译稿，等他们打个盹儿醒来看到我在身边，马上问长问短就可“开谈”。有时我希望能梦见他们，和他们聊聊家常。奇怪的是，一直等到最近我才连着两天分别梦见二老。奇怪的是，一点没有戏剧性的见面，平平淡淡得就像日常之中，就像我这心中的祭坛。

2005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