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有两大美梦，都离不开树。一是理想社会，陶渊明把它安排在桃花林中。一是理想人生，李公佐把他设计在大槐树上。这两大理想是士大夫或精英阶层的想法，太高级，很奢侈，不大现实；他们能实现的愿望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独坐幽篁里，化入“明月松间照”的禅境。或像魏晋雅士，坐在竹林里喝酒而成为著名的七贤。普通百姓活不下去了，就去“落草”，做草莽英雄，绿林好汉，啸聚山林。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再加上一个大胆抢压寨夫人，就是他们的理想生活了。
因此之故，过去男人选择花花草草林林森森作名字很普遍。我外祖父两兄弟尊讳桂芬、桂芳。近代名流如沈桂芬，冯桂芬，李鸿藻，伍廷芳，华蘅芳，都是显例。北洋总统徐世昌号“菊人”，取人淡如菊之意。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主席大名林森，自号“青芝老人”。大学者冯友兰，字芝生，书斋号“三松堂”，真是太喜欢植物了。学者作家的著作，其性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是香花毒草两大类。奇妙的是，同一著作，今天是香花，明天就成了毒草，后天毒草又成了重放的鲜花。这种变化之难以索解，有点像刘谦的魔术。世界上有没有集毒草香花于一身的植物？有，罂粟就是。可惜，因为毒品的缘故，那么美丽的罂粟花，我们一般人现在看不到。
当然也有不会变为毒草的，郭沫若响应百花齐放的号召，1958年写了百首诗歌颂百花。其中的《水仙花》写道：“碧玉琢成的叶子，银白色的花，简简单单，清清楚楚，到处为家。我们倒是反保守、反浪费的先河，活得省、活得快、活得好、活得多。人们叫我们是水仙，倒也不错，只凭一勺水、几粒石头过活。我们是促进派，而不是促退派，年年春节，为大家合唱迎春歌。”历史上以花喻人的诗少说上万首，大众化、政治化、革命化到这等境界则未尝见。突然想到，前几年热议的“梨花体”，原来并非新发明，沫若先生早着先鞭矣。而沫若先生也非“梨花体”最早的发明人，那顶桂冠其实应该戴到胡适先生头上才合适。他的《尝试集》里有首诗《乐观》，前两节是这样的：“这株大树很可恶，他碍着我的路！来！快把他砍倒了，把树根也掘去，哈哈！好了！大树被砍做柴烧，树根不久也烂完了。砍树的人很得意，他觉得很平安了。”假如我们把这树当成中国古文学的象征，则这两节简直就是《文学改良刍议》的“诗性”表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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