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鲁芹的潇洒世界

吴鲁芹的潇洒世界

张爱玲的小说、散文，语气每带“苍凉”。白先勇笔下的戏样人生，舞台倒非常讲究铺排得够不够“体面”。吴鲁芹自认“瞎三话四”的书写，给自己“潇洒”的人生观下了各式言注。“潇洒”因此是了解吴鲁芹著作的关键词，犹如读张爱玲和白先勇作品，总会在他们浓淡的笔墨中察觉到“苍凉”的手势和“体面”的排场。

一个人是否真的够得上潇洒，得看他怎样看待死亡。余光中在《爱弹低调的高手》中引了吴鲁芹自己的话：“然人总归不免一死，能俯仰俱无愧，当然很好，若是略有一些愧怍，亦无大碍。智愚贤不肖，都要速朽的。君不见芸芸众生中，亦有一些不自量力求宽延速朽的时限的，谁不是枉费心机？谁不是徒劳？”

这种坦然生死的襟怀，当然采自道家，不过也有远因。大学时，吴鲁芹得重病，不断咯血，如果不是得“偏方”救活过来，早进鬼门关了。大概因为命是捡回来的，觉得能活着就是幸福。正因有过死去活来的经验，深知下次再咯血时就可能一去不返了。名利既然看得淡，待人处世也变得忍让，绝不邀功。余光中在文中，列举了他历年扶掖后辈的事迹。难得的是，他每于功成就身退，站到幕后，让朋友或同事到台前去领掌声。难怪在余光中眼中他“爱弹低调”。

置身名利场外看众生，所闻所见，借用英国人的说法，常令他觉得terribly amused。为人不潇洒，是幽默不起来的。夏志清认为幽默对吴鲁芹这样一个性情中人说来，是“对一切繁文缛节，一切虚伪、野蛮、不合理的现象的一种消极抵抗。他自知是个‘小人物’，没有能力改革社会，搞革命，他也更知道有些人类的恶习——如好出风头、好摆架子、拍上欺下——任何革命也革不掉的，只好一笑置之——自己心里轻松一下，……”

鸡尾酒会是攀龙附凤必争之地。话说我们的吴鲁芹教授在台北美国新闻处任事期间，常常接到“五时半至七时半酒会候光”这种“传票”。一天他正在这种衣香鬓影的会场百无聊赖时，忽然有热心公益人士，牵着一位衣冠楚楚的绅士过来要介绍给他。大家久仰久仰一番后，绅士说：“我在燕京时念了××先生的社会学的。”

“呵。”吴教授淡淡地回应，因为不知该说些什么。

“××先生讲课时的神情我至今还记得。”

“您真好记性。”

“你知道令兄的下落吧？”绅士说。

“家兄？”

“是的。”

“早去世了。”

“真的？”

“我在三岁时他就去世了。”吴鲁芹说。

如果吴教授的哥哥在他两三岁时就能在燕京大学讲课，早应列入“世界之最”名册。绅士分属弟子，四出打听老师下落，也是常情，可惜张冠李戴。吴鲁芹本名吴鸿藻。那位让绅士“至今还记得的”老师，是吴文藻，知名社会学家，也是冰心的丈夫。绅士把文藻、鸿藻混为昆仲，攀不上什么关系，悻悻而退。

上面的一段对白，引自鸿藻先生名篇《鸡尾酒会》。这是他早期的作品。他后期的作品，更见潇洒自如。《六一述愿》时，他说：“得意的人每逢大寿就做寿，不得意的人就做诗。”如果不是电脑热情，他也没想到要退休的。只是一天在服务单位的电脑上赫然看到：“阁下某月某日年届花甲，按敝公司人事法规应行退休。”

环境迫人倒不见得是坏事，有时反可帮助优柔寡断的人立大志、成大事。鲁芹先生花甲之年时对自己说：“我已经过了六十了，不能再这样规矩下去了。”

他并没有染上开快车、留长发或抽大麻之类的“不规矩”习气。他只是想到，以前为了上学，迫着自己读不要读的书。长大后，为了糊口，为了下一代能够完成学业，应卯的差事，多次想过“倦勤”，也强忍了下来。“余年”既然都是自己的，这种种规矩，往后都不用再守了。

余年过着“唯我独尊”的生活，不必再理睬朱子的《治家格言》，老子爱什么时候起床才起床，爱什么时候修面才修面。但最写意的，莫如今后有不用再去“忝陪末座”的自由，可以拒接鸡尾酒会的“传票”。接到饭约，可以斗着胆子问主人还有哪些人赴宴。若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辈在内，二话不说就一口拒绝。“这当然得罪了主人，但是人是健忘动物，日子久了，主人若真是至交，也就会若无其事，不加深究了。”

吴鲁芹文章，风趣、潇洒之余，不失其真。对别人老实，是一种德行。对自己老实，是一种精神的解脱。他在《我和书》中引《晋书·皇甫谧传》说：“谧耽玩典籍，忘寝与食，时人谓之书淫。”《梁书·刘峻传》的刘峻，也是耽玩典籍的书痴，但看书时连烛光都没有，只好“燎麻炬，从夕达旦”。

一生从事教职的人，跟书籍自然有不解缘，吴鲁芹也不例外，只是他自幸没有刘峻这种“天赋”。他爱书是“若即若离”的，不到成痴的地步。“说老实话”，他说：“我手边的钱，若仅够糊口：一定先买大饼，次及典籍。我生来大约就缺少诗人的气质，早起通常是为了赶路，不是为了看花。有一次，在一本牛津诗选与一个月的伙食二者不可兼得的局面之下，我还是毫不犹豫先缴借了伙食钱。”

在吴鲁芹眼中，世间好些我们认为“清高”的事，若没有“俗人”穿针引线，是难以清高起来的。一九五六年在台湾出版的《文学杂志》，主编是当时台湾大学外文系夏济安教授。经他“身教”培养出来日后成大名的作家如白先勇、王文兴和陈若曦等，都是他的学生。他们一些“处女作”，都是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现在请吴鲁芹细说缘起：“但是谈《文学杂志》不谈麻将，是无从谈起的，因为《文学杂志》产生在麻将桌上，如果有所谓编辑政策，那也是决定在麻将桌上，到最后关门大吉也是在麻将桌上众谋合同，草草收殓的。从它的胚胎到呱呱堕地，以及每月二十日亮相一次的辛苦过程中，伴奏的不是古典音乐，而是洗牌打牌的碎珠落玉盘的声响。所以谈《文学杂志》，饮水思源，必需从麻将谈起。”

一九五〇年代吴鲁芹在美国新闻处任职，偶然在大学兼些钟点课。他跟济安老师是至交。他们另有好友刘守宜，是个旧学根底极好、热心文艺的书店老板。济安师是王老五，周末常到他们家去吃饭。饭后搓麻将作余兴，话题离不了本行。济安先生负责编务，守宜先生因利乘便管业务。鲁芹先生在美国人机构做事，合该扛起fund-raising大任。但三人在麻将桌上谈笑用兵，计划却一直没有落实，幸好后来在香港的宋淇先生因公访台，一听到他们有此打算，马上拊掌赞成，答应给他们做“海外关系”。

《文学杂志》辛苦经营了四年，终于撑不下去，迫得走入历史。照理说要交代这么一本曾有过影响力的刊物，分属创办人之一的吴教授应该挑些“清高”的话说说，但他没有。《文学杂志》跟麻将确有渊源，他就决定“瞎三话四”直扯一番，好不潇洒。

吴教授其文潇洒，其人也潇洒。一九八一年的国际笔会在法国召开。余光中在里昂碰到他。秋色未浓，只是风来时有点寒意。吴教授“上街总戴一项黑色法国呢帽，披一件薄薄的白色风衣，在这黑白对照之间，还架了一副很时髦的浅茶褐太阳眼镜”。

一九五八年秋，台大外文系系主任英千里教授动了手术，需要休养一段时期，他文学批评那门课，请吴鲁芹暂代。我们学生哥儿们在上课前都爱站在课室的走廊内东张西望，等候老师驾临。俄见一部三轮车驶至，车上披着一件白色风衣的主人跳了下来，烟斗在握。这就是我们的吴老师，只差没戴上法国呢帽和时髦太阳眼镜就是。

一个人境况宽裕时穿得潇洒，是个人品味的陈述。但对鲁芹师而言，人穷只要志不短，穿得破旧，照样可以“布衣傲王侯”。抗战期间他这个“下江人”在四川当大学生，过着苦哈哈的生活。袜子全部穿破了，就一年四季赤脚穿皮鞋。皮鞋也磨穿了，穿草鞋。他毫无愧色地追述当日的“寒伧相”：“我的丝口棉袍就更不雅，两袖磨损到棉花出来了一部分，进退两难。可是出入黉舍，招摇过市丝毫没有寒伧的感觉。偶尔有机会走进馆子，大快朵颐，胸前更弄得油迹斑斑，亦不去抹刷，诗人苏曼殊是泪痕杂酒痕，陆放翁是征尘杂酒痕，我这俗人只有靠油痕来点缀点缀了。”

鲁芹师文风，自成一体。半真半假、亦讽亦喻、自嘲自笑的mock-seriousness，各种看似矛盾的因素，在他笔下，相安无事。散文形式海阔天空，是“瞎三话四”最理想的媒体。鲁芹师决定花甲后“不守规矩”，说到做到，因书成《“喝汤出声”辩》鸿文，故意“惊世骇俗”一番。

为“喝汤出声”仗义执言，纯然是个“潇洒”的、半真半假的手势。吴鸿藻（一九一八—一九八三）老师自一九七九年退休后，卜居美国，先在Washing D. C落脚，后来为了亲近女儿，搬到旧金山定居。一九八三年七月三十日下午，他跟吴师母参加邻居酒会，离开时走下石阶，趋前含笑要跟朋友握手道别时，心脏病突发，就此撒手归去。余光中说得好，鲁芹师逝去，他那一代的散文家又弱一个，“但悲悼之情淡下来后，又觉得他那样的死法，快而不痛，不失痛快，为他洒脱的人生观潇洒作结，亦可谓不幸之幸”。

看来像鸡尾酒会这种名利场，即使没有冒失鬼问你“令兄下落如何”，也是少去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