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改写了多少历史记载

考古改写了多少历史记载　高蒙河

在向大家介绍考古改写了多少文献记载的中国历史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考古是什么？能做什么？是怎么做的？做的目的是什么？

考古语境下的中国历史编年

中国的历史学过去常从社会发展史角度，将社会发展阶段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甚至还有共产主义社会。但考古学不是这样划分，而是从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证据上寻找界标。譬如从最能代表生产力进步水平的生产工具及其所使用的材料角度，将距今二三百万年前人类诞生起，到一万年以前使用打制石器的漫长阶段，定为旧石器时代。再从距今一万年前后出现磨制石器起，将人类社会称作新石器时代。之后到了距今四五千年前进入铜器时代，距今二三千年起再进入铁器时代，直到而今。换言之，若照考古学的界说，我们现在还生活在铁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的结束，新石器时代的到来，这是一个很漫长的时期。从一万年前到四千年前夏王朝的诞生，中国新石器时代共历经了六千年时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早期，一万年到七千年前；中期，七千年到五千年前；晚期，五千年到四千年前。现在我们知道夏、商、周、秦、汉、唐等历史王朝，都是有朝代名字的，其中第一个夏朝大约是距今四千年。那么，四千年以前的中国，应该用怎样的名称来表述呢？是统而笼之地叫石器时代？还是叫远古时代？抑或是叫原始社会呢？

实际上，自打1921年中国开始从西方传入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考古学以来，经过将近一百年的发现和研究，考古界基本已有了一些相应的概念。譬如上面提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把它叫作龙山时代，盖因考古上最早在山东一个叫作龙山镇的地方发现过最有代表性的遗存而得名；而在龙山时代之前有一个仰韶时代，也就是上面提到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因最早在河南一个叫作仰韶村的地方发现了典型遗存而得名；至于仰韶时代以前该叫什么时代？因考古上还没有发现能得到大家共识的代表性遗存，目前暂时还只能叫新石器时代早期，但我相信早晚会出现一个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成果，对其加以名副其实的冠名。

以上这些，是目前考古界用考古语境所表述的中国历史的编年系统。很显然，这样的表述与历史学不同，可以看作考古学对原有历史朝代或社会发展进程的概念的添加，增加了我们认识历史的新知。

考古学是怎样一回事

过去我们常说考古学是根据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历史的一门科学。这里讲的实物资料解作专业术语，叫作遗存。遗存有两种：一种是遗物，一种是遗迹，也就是一般社会文化上经常说的文物。遗物是可搬动的实物，譬如青铜、陶瓷等都是具有可携性的，所谓可携性就是搬动了之后不会改变它原来的形状。若从功能角度表述的话，遗物就是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武器、装饰品等。除了可移动的遗物，实际上考古更多地还要关注遗迹，遗迹具有不可携带性的特点，即搬动了它就会改变它原来的形状，包括我们看到的窖穴、房屋、村落、墓地、河流等，多难以整体搬迁。而且，现在的考古学不仅关注遗物和遗迹这样的人工制品，连动植物也成为了采集和研究的对象，比如说通过考察动植物遗存来研究与人类活动有关的环境变化，人类如何适应环境和怎样改造环境等。

如果说考古学跟历史学不完全一样，并有着自身一套专业概念和语言表述系统的话，那么，考古学与社会上经常说的所谓文物学也不全是一码事。考古学与文物学在研究的目的、对象和方法上的最大区别，是考古往往通过科学的发掘来获得研究遗存的，我们通常把它们叫作发掘品。而文物学主要是通过征集的手段获得研究对象，我们往往把这样一些从社会上征集、流转下来的文物叫作传世品。挖掘品和传世品有很大的不同，发掘品是晓得具体发现地点的，而且是通过科学的手段，在发掘的过程中把所有的信息都记录了下来，因此发掘品便成为可供科学研究的一种“叫得硬”的材料。传世品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地方出来的，可能转了很多地点，经过很多人的手，其中的科学的信息量已变得很少。

考古挖掘品往往出于地层的堆积中，哪个埋在哪个层位里，相应来讲是能够比较取得年代学上的判据的。文物就没有这样的判据，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土的，缺乏层位堆积依据，“吃不准”年代早晚关系。因此首先要做的是断代和判定真假这两件事情。所以文物学一般都是在断代、定级、辨伪、收藏、鉴赏等方面做文章，甚至有人可能还想把它作为一个投资的渠道进行买卖。原则上说，一般的文物传世品是可以做市场流通的，但考古发掘品则是国家明令禁止买卖的，换句话说，凡是地下或水下的遗存都是国家的，不论是什么途径的发现，都应该归国家而不是个人所有，除非是那些一直在社会上流传有序的传世品。

总之，考古说穿了就是复原历史，重现过去人类的生活方式，以及总结相应的历史发展过程和规律，在这些方面跟历史学比较接近。它是通过一系列的手段，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人群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等，这是考古学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文物学通常不太关注这类问题。

传世品和发掘品不一样，文物跟考古也不一样。但是这些年来大家常常提到一个词汇：文化遗产。文化遗产包括可移动的和不可移动的所有古代遗存，甚至还包括一些现代物品，乃至还可分为物质和非物质两大块，这在范畴上已大于文物，因此新兴的文化遗产的概念，大有取代过去常用的文物概念的趋势。

文化遗产这个词，正在或已经逐渐成为一个社会常识性的概念，是有一个过程的。较早的如1960年前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抢救尼罗河的一些文化遗产，因为当时埃及建造阿斯旺水坝，很多神庙以及一些古代遗址要被淹没，所以就进行了抢救，全世界有二十多个国家参与了这个工作。其中有的工作是把一些非常大的雕像经过切割，然后找一个更高或更安全的地方再重新组装上。我们中国也干过这样的事情，譬如前些年的三峡文物抢救。著名的三峡水利工程所建造的大坝高程是175米，要淹掉长江沿岸原有的很多摩崖石刻。在文物抢救中，就采取了切割的办法易地搬迁石刻，或把它们全部切割下来再放到淹没线以上的位置。现在大家到三峡过夔门的时候所能见到的那些雕刻，就是被切割移动再就地选址在高处镶嵌安装过的。这虽然使原有景观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变化不大，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文物或曰文化遗产的原真性。这样的工作是不是考古？一般说不太是，因为考古多是考地下的遗存，很少涉猎地面以上的文物，但现在考古学家光挖已经不行，也要参与文物保护工作。这样的工作是不是文物学？看上去仿佛是，但又与古建有关，现在在行业上多叫作文物保护，具体工作多由古建院所来做。

可见，现而今无论是历史也好，考古也好，文物也好，可能都会程度不同地参与到文物保护中来，越来越关注文化遗产的传承。但是在具体的工作流程及其相应的工作能力的要求上，考古学家们的做法跟文物学家、历史学家又有不少工作方式上的不一样。譬如考古学家最好是一个“全能”的人，美国的考古教科书上是这样要求的：首先你在理论、方法上要有很深的研究和素养，能制定考古工作的计划和方案，懂得怎样获得发掘许可，面对不同类型的遗存，知道用哪种方法进行具体的发掘工作；此外，还要是一个技师，动手能力要强，懂得测绘、取样、实验、修复、拍照、摄影、绘图等；另外，还要是一个行政管理能力很强的人员，因为你去农村也好，去开发商的建筑工地也好，要会谈判，能协调，搞得掂考古队一干人马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那些事。比如我在农民承租的地里发现了一座要挖的汉墓，可地里面种了一棵果树，要把果树砍倒或移走才能挖。那我作为考古领队就得和农民商量如何赔偿的问题，要谈这棵树值多少钱？因此我要非常了解这棵树的行情，才能跟人家谈。此外还要跟农民谈土地翻耕所造成的肥力下降的赔偿，还要谈青苗补偿、回填费用、租房价格、雇工标准、挖土要求，等等。所以考古学家跟历史学家和文物学家都很不一样，历史学家在图书馆里面找到了资料，做很好的案头研究，可能就会得出很好的结论，文物学家凭着眼力和经验，拿个放大镜，摩挲文物，就可能断出真伪。他们基本上不用与人打交道，不会与人产生利害关系，可考古学家不行，在发掘之前就有非常复杂的工作流程等着你去一件件完成，然后你才能开工，才能进入我们一般人看到的那种充满着期待和惊喜的考古发现过程。

考古不光是挖土

到野外考古去，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做调查。顺便说一下，中国现在正在做的一个很大的工作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现在我们中国到底有多少家底，恐怕国家文物局也都没有准谱。第二次文物普查是1985年做的，总的约有40万件文物。这次第三次文物普查，估计要达到80万件文物。这说的还都是不可移动的文物。接下来我国还要做一个工作，据说现在已经开始试点了，就是盘查我们到底有多少可移动的国有文物。故宫有多少？国家博物馆有多少？上海博物馆有多少？一般多是自己知道自己的，可全国总共有多少？还不太清楚，省市一级还比较清楚，县一级基本没有搞清楚。

再看考古调查要解决哪些问题。首先，你要知道到哪里去考古，哪里有遗存，都要做调查。这样的调查有很多的规律可循，譬如古人愿意住在有水源的地方，所以调查的时候沿着河边或古河道走，就很有可能找到古人留下来的遗址。要用各种各样的徒步的方式做地面的调查，老看天看风景不行，得低着头走才能观察到地面地下的迹象。但是一般不能一伙人搭伴儿一起走，大概隔10米一个人，大家并排往前走，这样才不至于漏掉迹象，遗存被发现的几率就大。考古调查工作是比较艰苦的，如果平地的话好走，山地的话不太好走。一天大概要走20里、30里，刮风下雨都要坚持走完。

考古调查除了看地面、观河岸，有时候看断坎、观剖面，也会发现古代迹象，因为倒塌、雨水的冲刷，断坎上会露出古墓或不同土色的遗迹。现在条件好了，还会动用一些仪器来空中俯察，甚至动用一些航天器，如热气球、直升机。考古的手段越来越多，举个例子来讲，“元上都”是非常有名的遗址，现在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因为城墙的范围大，所以从地面上是看不清楚的，但如果从空中看的话，大概可以看得比较完整了。譬如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有着三重城墙的城，而且保存得挺好。

考古在空中俯瞰叫航空考古，还有水下考古等，但绝大部分还是得地面调查。地面调查靠走路的话，只能掌握地表的遗迹情况，而地下的情况怎样？则要通过探铲也就是俗称的“洛阳铲”钻探的方式进行。用探铲可以了解到地下有什么样的遗存，到底有多厚，不用挖土就可以了解地下有没有墓葬，有没有房子，有没有遗址等一系列情况，又经济，效益又好。如果确定要挖的话，再用钻探来进行大规模的密探，即在更小的空间范围内做密集钻探以获取发掘依据。

除了这种勘探之外，考古发掘时用的工具主要是手铲，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工具。但是用的时候怎么用，用得好不好，这里面有一系列的技术，这里就不多讲了。调查了，钻探了，准备挖了，第一件事情是要辟出一个一个的工作面来，这样的工作面通常是5×5平方米的小区域，考古术语叫做“探方”。做这个工作面干什么？观察地层堆积的不同颜色和土里面的包含物呈现的现象以及发生了什么变化，并客观地记录、绘图，拍照下来。

考古为什么不是挖宝？因为你要把各种遗存全部清理出来，然后绘图、记录、拍照、录像，它们出土时候的位置是什么样的，以后会研究这些器物为什么摆在这里，而不摆在别的地方。是埋葬时就在这里？还是后来塌方了之后被土压成这样的？这反映了怎样的习俗？当时为什么这么摆放？这种摆放方式跟当事人心里想的东西有什么关系？把这类事情弄清楚了，便能一点点地恢复和复原古代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

现在考古的人不是到处去挖人家的祖坟，而是越来越注意保护文物了，中国的文物工作的“十六字方针”里面专门讲到保护，保护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考古工作实际上就是当古代的遗存被破坏了，被人家盗了，我们去清理、去抢救。这里面抢救是第一的，不主动地去挖墓葬。为什么？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我们的经济建设对它的破坏很严重，另一方面就是盗墓。盗墓贼在中国一直是一个职业，从古到今以它为生的，以它为职业的都大有人在。我们经常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盗洞，遗存被盗墓贼搞得乱七八糟，这样一来，考古的人就得去现场清理，抢救的任务非常重。考古学家有时候就像一个消防队或者是工程队差不多，从找经费开始一点点怎么用经费，怎么验收，甚至有监理，工作领域也是这样的环境。挖完了之后还得绘图，要测绘，要照相。有时候现场有条件，但是在农村就没有这样的条件，要搭梯子甚至上树，各种各样的手段都要用上，所以一个考古人有时特讲究用仪器，有时又能现场用土法应变。

除了陆地上，还有水下破坏，水下也存在盗墓问题。像打捞沉船，公海里的沉船如果被谁打捞到的话，一般就属于打捞者，但是在领海之内则是属于国家所有的，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攫为己有。说到水下，就要说到水下考古，这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潜水技术、潜艇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兴行业领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水下设备去考古。我们通常是在近海或陆地的江湖做水下考古，真正到公海、远海一般人去不了，世界上最大的打捞文物的公司有这样的能耐，可以打捞出来。国内现在技术好一点，但是也不行，我们还是比较落后，而且潜水员刚刚培养起来。比如说2011年国家文物局给了中国沿海的几个省份包括上海的任务，要建中国水下考古的中心和基地，上海也要建一个。上海现在派人去学怎么做潜水，怎么辨识水下的文物，包括在水下找到文物之后怎么样清出来。而且潜水通常有时限，20分钟左右就得上来，一般也就二三十米深还行，再深的话也不成了。但沉船不会只沉在二三十米深的地方，中国的沿海目前我们知道的大型的沉船大概有二百多艘，在长江口岸也有，这样的工作比陆地的考古还难，这要求的技术就更高了。

考古光调查、光挖还不行，还要把挖到的文物进行修复，有各种各样的修复。修复之后还要进行整理，包括对陶器、瓷器、铁器等发掘品做各种各样的统计、绘图、做卡片、搞拍照等，工作流程非常复杂。老有人问我，干考古很苦吧？那意思是考古就是整年整天在外面挖，其实这是不了解考古工作流程造成的。一般来讲，考古一年大概是1/3或一半的时间在野外挖，大部分的时间还得在室内来做整理。整理了之后不但要出一些专门的报告，还要出很多相关的专业的书，可能还有一些面向公众的读本。同时还要向社会发布，比如说曹操墓，大家很关注，怎么样向社会解释，还要有汇报，还要有方案。我就去河南安阳参加过曹操墓的论证方案，讨论的不是真假问题，而是怎么保护、开放、利用好的问题。

通过以上的简略描述，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幅空中、地下、水下相结合的立体考古工作图景，而且做这类工作的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文物学家在工作方式上也就不完全一样了。然而，尽管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正在不断地扩大和更新，可在解决一系列历史问题方面，考古学依旧发挥着独特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

具体来说，考古和历史的关系或者是在改写历史上，大概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证实了历史文献记载；第二，纠正了历史文献的记载；第三，增补了历史文献记载的不足。但是总的来看，自战国秦汉两千年来的历史，由考古改变的不多，而二三千年以前的人类历史的复原和重建，基本上都要靠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来完成。

考古印证的历史记载

我们先举一个中国人都熟知的算术“小九九”的考古发现的例证。

2002年，在湖南湘西一个叫里耶的地方的秦代古井里清理出一大批秦代简牍。它的价值在哪里？先看一个数字，这口井里一共出土了3.6万枚秦代简牍，相当于过去中国已发现的简牍约十倍。这等于是出土了一大批文献，这对搞历史的人也好，搞考古的人也好，其影响和作用之大，就不用我多说了。这里只想说，考古发现的这个“小九九”遗物，证明了历史记载的可信性。

众所周知，“小九九”是我们现代人经常讲的乘法口诀表，中国及其他国家都有，可能算法不一样。“小九九”在战国的一些文献早有记载，秦代比战国晚一点，也差不多这个时间，发现这个“小九九”，说明文献的记载是真实的。而且我们仔细注意的话，会发现它上面的记录顺序同现代的“小九九”不太一样。我们现在是从“一一得一”数起，过去是从“九九八十一”开始。

再举第二个例证，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陵地宫时说过一句话：“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这个记载是不是真实的呢？后来考古钻探时发现，在整个陵墓比较中央的位置上确实有水银的存在，而且越往中心浓度越高。这也证明了司马迁的记载是可信的，只是他记载得没有那么清楚，而我们现在有非常量化的数据和图。这同时还给我们传递出另外一个信息，如果秦始皇陵墓被盗过的话，水银作为易挥发的一种物质，可能早就挥发掉了，现在也就探不到这样的浓度，这也是秦始皇墓可能未被盗过的旁证。

以上两个例子说明，考古确实能印证很多历史文献的记载，又比如说甲骨文上面记载的商王世系，跟文献上记载的几乎是一模一样，说明很多文献记载没有太大问题，特别是司马迁有关商王世系的记载基本上是真实可靠的。

考古纠正的历史记载

考古印证历史文献记载的实例很多，考古纠正的历史记载也不少。先看阿房宫的例子。

在我国，秦代阿房宫建筑的华丽巍峨，自杜牧的《阿房宫赋》从唐宋直到明清，一直有文人墨客对它进行各种各样的描绘，不说妇孺皆知，也是写进很多学校的课本的，几成信史，鲜有人怀疑过它是否真的存在过。但历史的真实到底怎么样？后来考古调查和研究发现，实际情况和历史记载有非常大的出入。

在阿房宫遗址，考古学者曾用一年多的时间进行了钻探，而且钻探的密度几乎是几米一个孔，钻得相当密集。可钻探以后没发现大面积被火烧过的迹象，这和古文献里面说项羽当年曾经火烧过阿房宫的记录相悖，考古上没找到火烧的证据。况且，如果阿房宫建筑真像杜牧说的那样美轮美奂、勾心斗角的话，就应该有大量的砖瓦，可考古发现的瓦却又非常少。所以，很可能是阿房宫只建成了一部分，比如说它的围墙，它的宫殿的一些基础部分。

考古学者研究后进一步发现，从开始修筑阿房宫到后来农民起义直至秦朝灭亡，前后只有四年左右的时间，如果真要修成一个像杜牧等人说的那种大规模的阿房宫建筑群，其工程量巨大，需要旷日持久，何况当时秦王朝还在举国之力修秦始皇陵，因此建成阿房宫的可能性可说是微乎其微。只是有一些考古迹象表明，阿房宫确实有过施工，但是并没有建成。

由此可见，司马迁的记载也好，杜牧的描绘也罢，包括后人的演绎等，看来都是一个超级历史错误。下面再看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历史上的“长平之战”。

“长平之战”在文史中的记载是这样的：秦、赵两国打仗，赵国败北，40万将士被俘，被秦国悍将白起全部活埋了。前些年，考古发现了当年那个古战场，在做过一些局部的发掘后，发现了不少奇怪现象，与文献记载大相径庭。譬如发现当年活埋人的坑时，一是坑被破坏得很严重；二是坑离地面很浅；三是坑里的遗骸埋葬得乱七八糟，几乎全是被肢解的；四是没有女性。这样的现象表明，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惨不忍睹的砍头、肢解的杀戮过程，压根儿就不是文献记载的活埋，而是把俘虏全部杀死再埋掉的。因为如果是活埋的话，人应该是全尸，而不是被分尸。这个发现，让我们对“长平之战”的历史记载产生了重新的认识，为研究这一段历史提供了新的考古实证资料信息。

考古增补了历史文献记载的不足

比起考古印证和纠正历史文献来，考古增补历史文献记载的不足是很多的，也是更重要的，更是不可替代的。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哪本史书，实际上记载的基本上都是两三千年来的历史，或再早一些的传说性质的历史。但是我们知道，人类生存的历史至少已有250万年到300万年，即便在我们中国也有将近200万年。譬如云南元谋发现的人类化石和一些工具，距今大概是170万年至180万年，这是目前中国公认最早的考古发现之一，还有一些发现可以早到200万年左右，尚需学术界的共识。这些考古发现在历史文献上基本上没有任何记载，所以考古能干什么？恰如被西方誉为“考古学之父”的柴尔德说的那句名言那样：“考古学如同望远镜扩大了天文学家的视野一样，扩大了历史的空间范围；也像显微镜为生物学家发现的巨大的有机体外表隐藏着最微小的细胞生命一样，改变了历史科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

地球的历史距今大概有40亿年，而我们人类大概只生活在最后的这250万年左右的时间。更夸张一点说，如果把地球比作一天的话，人类历史大概只有一天中的最后几秒钟。所以，通常的历史学只是拿最近几千年的事情说事，而考古却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加长程性的观察。考古的长程性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它能够看出事物在更大时间长河里的规律性的变化。下面我们举例谈一下旧石器时代考古中有关人类的起源和迁徙的问题。

人类的起源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冷门的话题，但在国际上，20世纪十大最热门的话题就有人类的起源。我们不太关心人类起源跟我们自身从哪里来有什么关系，说明我们的价值观和学术观跟西方不太一样。

人类从哪里来？人类的工具是怎么制作的？人类是怎么迁徙的？这些迁徙的过程中又发生过哪些事情？我们到底是不是“北京人”的后代？这都是人类共同的问题，也是我们中国人的问题。像“我们是哪里来的”，这在西方就有一个“夏娃理论”来加以阐释。

过去，我们对古人类的起源所涉及的学术问题，一直是体质人类学的方法，即通过眼睛观察、物理性测量，来对人骨做年龄、性别、病理、身高等研究。但是现在有了一种非物理意义上的与化学有关系的生物学观察，从内部的基因结构以及分子的成分里面，去考察这些人的血缘以及非血缘的关系等。这样一来，就改变了我们过去的很多认识。最有代表性的是对骨DNA的研究，并产生了现在越来越流行的一个叫作“夏娃理论”的科学假说。

“夏娃理论”认为，所有我们现代人的祖先都是十几、二十万年前一个非洲的老祖母遗传下来的后代，而在此以前曾经生存在地球上的所有人类都在发展的过程中灭绝了。按照这一理论，我们中国人也不是北京人的直系后代，因为北京人距离我们现在是70万年到50万年左右。

在“夏娃理论”诞生之前，关于人类起源的流行学说基本上都是“多地区起源说”，该学说认为我们现代人是在世界各地独立起源的，中国有中国的起源，东亚有东亚的起源，欧洲有欧洲的起源，非洲有非洲的起源。但是这种“多地区起源说”，近年来越来越有被“夏娃理论”为代表的“单一地区起源说”取代的趋势。“夏娃理论”假说如果成立的话，我们东亚或者说中国人的祖先大概就是5万年前或者是10万年前从非洲迁过来的。那么，这一假说到底成立不成立？我们现在没有更多的证据去反驳它，就像我们现在没有更多的理由去反驳安阳发现的汉魏高陵不是曹操墓一样，我们找不到足够的证据说它不对。

所以考古对复原和重建中国早期特别是远古历史的作用和贡献，比起历史的文献记载和研究来，毋庸置疑是相当巨大的，而且是难以取代的。这对于基本没有文献记载的旧石器时代的历史是如此，对于离我们今天略近一些的新石器时代的历史，乃至略有一些文献记载的先秦时代也莫不如此。

前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生前，曾经对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开始的先秦历史，作过一个尽显考古学语境的概括：“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与鼓，夏商周及晋文公。”这是从考古发现的角度，举凡各种典型遗存描绘了中国文明起源到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这还不算，他后来还有一个更加著名的关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规律以及基本国情的考古学表述：“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他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们中国有一百万年以上的古人类与古文化发展的源头和谱系，并在发展到一万年左右的时候，农业破土而生，人们逐步定居，社会渐次分化，开始进入文明起源阶段。到了五千年之际，不但有了都城，还不断发明了早期文字和金属冶炼，甚至还出现了国家，有了凌驾于全民之上的国王。及至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传承、创新，一步步走向并建立了中华一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