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的“骂儒”

刘邦的“骂儒”

近读《汉书》，有不少感悟，不说其他，单以刘邦对待儒生前后态度的转变，可见他并非等闲之辈。

刘邦出身卑微，贫寒家庭也不容他读书，可他生性爱玩，喜好交游。《史记》、《汉书》记载：“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把他划入不务正业、没有正当职业的“游民”，在史学界当属无疑。到了他48岁那年，刘邦在沛（今江苏沛县）起事，这是他从一介平民而抗秦建汉、登上皇位的关键一步，此后依靠萧何、曹参、张良以及韩信、周勃等人的辅助，东征西讨，屡战屡胜，最终打败项羽，建立西汉王朝。

说起来挺有意思，刘邦本是“游民无产者”，物以类聚，人与群分，他起初对待儒生是牛心拐孤，心眼狭窄，虽然萧何、曹参、张良等一拨是读书人出身，但在他眼里不认为他们是“之乎者也”的书生，而是跟随他打天下的布衣臣相，需要他们的出谋划策、运筹帷幄。

班固不愧名公大笔、史家风味，在《汉书》里记载刘邦“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辄解其冠，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拿儒生自视高贵无比的帽子当尿盆，对儒生轻慢、嘲讽，以及个性傲慢、粗野，寥寥数语，形象顿显。《汉书》里有个生动场面：当自称“狂生”、年六十余的老儒生郦食其欲求见刘邦，“食其至，入谒，沛公方踞床令两女子洗，而见食其。食其入，则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乎？’沛公骂曰：‘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谢之”。

刘邦缘何一百八十度转弯？原来这位老儒生“吊”足刘邦胃口，当言及“六国从衡”之计时，刘邦“喜，赐食”，后来按老儒生郦食其的计策，刘邦在西进咸阳途中攻下陈留，大大增加了自己的实力。做了好事，也有败事：汉三年，项羽急围汉王于荥阳，汉王恐忧，与郦食其谋桡楚权。这位老儒生建议刘邦复立六国后世，刘邦同意；但在吃饭时又征求张良的意见，张良为刘邦分析了形势，认为万万不可；刘邦听后辍食吐哺，骂郦食其曰：“竖儒，几败而公事！”令其销印。令人惊奇的是，刘邦骂了之后仍重用郦食其，在老儒生提出“据敖庾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距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形制之势”的策略，刘邦马上施行，并取得良好效果。

与司马迁一样，班固记载历史“不虚美，不隐恶”，他写刘邦的“骂儒”，也写他“宽仁爱人，意豁如也”，也就是刘邦具有率真豁达、有错就改、大大咧咧的性格。刘邦是个实用主义者，对腐儒和酸溜溜的文人看不惯，但对有知识、有能力的儒生却非常器重。比起项羽，刘邦是善用、善纳读书人——儒生，前者非政治家，不过是匹夫之勇，后者是政治家，具有政治智慧，他们主要的区别在此。

刘邦抉发痛快、动辄骂人的作风还有佐证：他手下有位权臣是楚人陆贾，“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有可辩，居左右，常使诸侯”，可谓权重一时，时时在刘邦面前说称《诗》、《书》，刘邦显得不耐烦，骂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乃公”实际上意思就是“你老子”，可陆贾不买账，反唇相讥：“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确实，武能威敌，文能附众，治理国家必须“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一番策论，使刘邦“不怿，有惭色”；针对刘邦“马上得天下”的观点，陆贾针锋相对提出“马下治天下”的理论，撰写了有关国家兴衰存亡的文章，即《新语》，而陆贾的思想基本上也都被刘邦和刘邦的后继者具体实施了，并且取得了极好效果，所以，“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

我国的封建王朝，大凡黄袍加身的平民皇帝，取得政权前能与将士同甘共苦，一旦大权在握就会生猜忌心理、排除异己。西汉初定，刘邦封了萧何等大功臣二十多人为侯，由于手下将领很多，争功不决就暂停行封，一日在宫里看到很多将领窃窃私语，他问身边贴身谋士张良：“他们在干什么？”张良回答说是在准备谋反，刘邦一惊，问道：“天下刚安定，他们为什么还要造反？”张良回答说：“是怕你不能全部封赏他们，怕你将来记仇杀掉他们。”刘邦皱起眉头问张良该怎么办，张良告诉刘邦应该马上封雍齿为侯，这样其余将领看到连皇上最恨的雍齿都能封侯，自然会安定下来。雍齿曾跟随刘邦在沛县起兵，后趁机背叛，刘邦一直想找机会杀他，为了顾全大局，刘邦还是听从张良建议，封雍齿为什方侯，并向诸侯许诺会尽快论功行赏。

其实刘邦对张良这样器重，在于他对儒生的态度有了变化，当“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刘邦很是发愁，又是儒生叔孙通向他建言：“夫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此建议被采纳，之后群臣按照叔孙通制定的朝仪给刘邦贺年，朝贺仪式气氛严肃，秩序井然，参加朝贺的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无敢哗失礼者”。仪式毕，刘邦深为感慨“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自后，叔孙通在刘邦面前替那些和他一块制定朝仪的弟子和儒生讨官做，结果刘邦“悉以为郎”、“皆以五百金赐诸生”。这样，在西汉官吏的队伍中，首次成批地涌进了儒生。后“高帝徙通为太子太傅”，决心用儒者来教育自己的继承人。刘邦后在鲁南宫接见了儒生申公和他的弟子，又“过鲁，以大牢祠孔子”，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祭孔的皇帝。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依我所见，刘邦其实始终与儒生——知识分子心有芥蒂，他起事时确实踔厉风发，掌了大权后对知识分子实行“风中流沙”方略，以致冷锐、软性地镇压知识分子。只有此时，才能“势败莫论贵，相隙不认亲”，刘邦不过是采纳儒生之策，掣肘儒生之为，用奴性来构建一种牢狱，用惯性来打造一把枷锁，让儒生乖乖“入瓮”。

西汉宫廷，实际上是最黑暗的渊薮，掌权者不过是只有外表视觉的盲者，刘邦当然不甘做这样的“盲者”，不允许仰他人鼻息，叫儒生来分享他的胜利成果。他让儒生定“官场潜规则”，无非是让“士”入“仕”，给儒生看得见、摸得着的门路，给他的统治开通渠道，也给儒生某些期许，这样在知识圈中滋生和形成一种溜舔长官、巴结攀附的门风。在以后的各封建朝代，此风越演越烈、越刮越奇。还是清朝学者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揭示得好：“仕宦热中，其强悍者必怙权，怙权者必狠而愎，其孱弱者必固位，固位者必险而深。且怙权固位，是必躁竞，躁竞相轧，是必排挤。至于排挤，则不问人之贤否，而问党之异同；不计事之可否，而计己之胜负。流弊不可胜言矣。”

自知者英，自胜者雄。这点上，刘邦有智有谋，配得上称为英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