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别碰胡适的箱子！

北大，别碰胡适的箱子！

前几年，我发表了一篇杂文，题目好像是《从出思想到出抄袭》。那一年年底，一家权威读书类报纸，开列了全年全国十大抄袭案。北京大学，量居第一。于是，我便将北大小议了一下。

北大又“与时俱进”啦！预防师资学术腐败缺招的北大当局，整治学生“思想激进”却很给力。这，又不得不让人再来小小议一下北大了。

从何议起呢？北大首任校长蔡元培，“囊括大典，网罗名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可谓高山仰止，不敢妄谈。那么，就从他的后任胡适开论吧！

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将、学者胡适，1962年，遥望着家乡客死台湾。儒道墨法的故土大陆、百家争鸣的历史中，连一个胡适都容不下，这是新中国的悲剧。

对此，肯定有人会说：大陆解放前夕，共产党曾挽留胡适，胡适简直就成了一个香饽饽。说新中国容不下一个胡适，简直就是满嘴跑火车！

我说，且慢！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还有另一面。新中国刚刚建立，大陆就开始批判胡适，持续升温达七年之久。表面的香饽饽，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实际上是臭狗屎。不容胡适之道，却容胡适之身，这本身就是一个典型悖论。关于定此为悖论的这个论点，不是作者的创造，是胡适本人的思想。就在批判胡适的时候，大陆派人向在美国居住的胡适传话：“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反对的不过是胡适的思想。”胡适当即笑道：“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胡适命题”明明白白地如是说。“胡适命题”的延伸，就是：容不得胡适的思想就是容不得胡适其人！如果有人一定坚持说新中国是容得下胡适的，那么，这就只能够说是新中国容得下的胡适是一个没有思想的胡适，是一具行尸走肉的胡适，是一个没有文字内容的标点符号式胡适。

胡适在世，立下了遗嘱。其中有一条，曰：“确信北京大学恢复学术自由时，将留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百零二箱书籍捐赠给该大学。”胡适比蔡元培思考缜密：用了“学术自由”而未用“思想自由”。为什么？因为，学术自由必然需要思想自由，学术自由是比思想自由更广阔的更高级的自由。那么，北大当局，“会商”学生“思想偏激”，把“偏激思想”的学生打入另册，这是什么？这显然不是思想自由，也不是更广阔更高级的学术自由。因为，思想保守，思想偏激，思想中庸，思想摇摆，甚至无思想不思想，都属于思想自由范畴。不准其中的任何一种思想状态存在，都是不准思想自由的反映。进一步从法制国家来说，作为国民当然包括北大学生，只有非罪和有罪两类人。在法制国家，不承认除此以外的任何小名儿，不准戴除此以外的任何“帽子”。那些什么“分子”之类法外之罪，已经成为历史。把“思想偏激”作为“问题类人”，加小名儿戴“帽子”，制造“思想偏激分子”群体，实际上又是在搞法外之法。修理“思想偏激”者，这是设置“思想罪”的初级阶段。胡适遗嘱要求确信学术自由包括思想自由的北京大学才有权利接受他的箱子捐赠。而现在，可以确信的却是北大当局在搞“会商”“思想激进”的另册学生。如此看来，北京大学，没有资格接收胡适遗存北大图书馆的那一百零二箱书籍。所以，应该提个醒儿：北大，别碰胡适的箱子！

当前，有一个理论：“思想不能多元化。”这个理论，对于小老百姓来说，确实是一座铁门，不可逾越。但，对官场来说，它恐怕连个门槛儿都算不上。不信？看实践：中国的西南，在搞“唱红”重庆；中国的东南，在搞“幸福”广东。“唱红”，当然不是“幸福”的同义词。如果两者是一回事，那么，“文革”就应该是最“幸福”的时代啦。因为，“文革”时期“唱红”已经唱到高峰了，除了“红太阳歌曲”和“语录歌”之外什么都不唱了。大家看：一个“唱红”，一个“幸福”，是在搞“思想不能多元化”么？北大所谓“会商”“思想偏激”学生，不过是对小老百姓来“思想不能多元化”而已。

行文将结，又想到一桩相关的事儿：当代中国曾经出现了一个“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老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为解此题，现任总理还召开过大学领导座谈会。现在，答案已经出来了——“会商”“思想偏激”大学生的教育体制、学校当局，能够培养出杰出人才来么？这种教育体制、学校当局倘若能够培养出杰出人才来，那倒成了怪事情。

听说中国的北京大学要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啦。我看，还是拉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