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远途运销

难忘远途运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产品远途运销，被视为搞投机倒把。一个“搞”字，将它与搞阴谋诡计，搞男女关系，搞破坏活动等画上了等号。然而，追求富有毕竟是人类的本性之一，尽管远途运销被披上了极不光彩的外衣，但每到农产品收获季节，还是有人会冒着被查扣、被查处的风险去试一试。这一现象，当时被形象地称“吃臭豆腐”，闻闻是臭的，吃吃是香的。在生产队里务农这几年，我参与过多次远途运销，感觉真像吃臭豆腐那样。

上篇　下扬州

漂长江，去江苏扬州的那趟远途运销，出发的时间是1967年正月初三。过年分钱不多，前些年曾偷偷地搞过几次远途运销，尝到过多分钱甜头的崇贤公社石前大队第八生产队（就是我家所在的生产队），又开始蠢蠢欲动，想搞远途运销了。那时，若想搞远途运销，最要紧的就是要搞到一张自产自销证。我是生产队会计，与掌管自产自销证的大队会计很要好，搞自产自销证的任务就落到了我身上。与大队会计一说，他很爽气，说，反正现在已没人管了，你要几张就拿几张吧。

有了自产自销证，队委会召开了一次会议，正儿八经商量怎么搞。队长先发话，说：“这次不搞自己摇船载上两三吨尝尝味道的小搞搞，要租就租它一条大船，一次远销它三五百担的大搞搞。这样，运气好的话，一口能吃成个胖子。”与会者一个“好”字，就将此事定了下来，并当场决定——开年初二就到塘栖去租船。因为初三是好日脚，装好荸荠就开船。这趟远途运销，由我和永良押船前往，理由是我识几个字，会打算盘，不会着人家的道儿，而永良遇人处事点子多，很机灵。大年初二一大早，我和永良就去俞泾渡乘轮船，到塘栖去租船。在塘栖轮船码头上岸之后，我们就沿着运河一路寻过去，看到有三五百担货物可装的空船停在那里，就下去问船家：“船租不租？”一问两问问到了一条可装400多担货物的江北船。船家说：“愿意租。”问我们装什么。我们说：“装大红袍荸荠。”船家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我的船装过荸荠，现在以装运砂石为主。”我们问船家：“哪里人？”他说江浙一带的水路他都熟悉。我们又问：“此船多少吨位，可装多少担荸荠？”他说：“22．5吨，在内河可装450担荸荠；若要过长江，只能装360担。”我一听“过长江”三个字，便心头一动：“这次远途运销，何不来它一个过长江？队长不是说，要搞就搞大的吗？远销过长江，符合搞大的原则。”于是，我们又问：“过长江每吨运费需多少？”他沉思了会儿，说：“每吨至少30元。”我说：“我们1964年去无锡的那一次，装了120担，运费是每吨19元。去长江边江阴的那一次，装了100担，运费是每吨20元。过一条长江就要30元，是不是高了点？”船家说：“我宁可不过江，照你说的运价给；过江不仅风险大，装载的吨位还得减两成呢！”我和永良一听，觉得有道理，商量了一下，就给出了我们的运价：“不论吨位计运价，按销售额分成计运价，船货二八分成，船家两成，货家八成，如何？”船家拿出一把小算盘，蹲在甲板上噼里啪啦地算了会儿说：“可以。”既然谈成了，我们就没有上岸在古镇塘栖逛一圈，立马催船家起航去装货。

夜幕降临之时，船抵石前港。队长见装运荸荠的大船到了，立马组织全队男劳力将堆在仓库里的荸荠挑到租来的大船里，直挑到船老大喊“够了，够了”才不挑。

逢三、逢六、逢九的日子，是农村俗成的好日子。正月初三天一亮，我拿出了珍藏在衣箱里的那块上海牌全钢手表，戴到了手腕上，并用棉毛衫的袖管将它遮住，然后背着被头铺盖和足够吃十天半月的大米，和永良悄悄地上了装满大红袍荸荠的船。一路很顺畅，我们沿着京杭古运河北上，顺风时扬帆，逆风时背纤。船家有一个已成年的女儿和刚过不惑之年的妻子，加上他有三个劳力，我和永良只需在船过桥洞时撑撑竹篙，帮点小忙即可。一路饱赏运河两岸的风光，煞是惬意。

经过几天的共同生活，我们不仅知道船老大的大名叫张志城，他的女儿叫幼娣，而且还知道船老大及其给我们装运大红袍荸荠的这条船1949年曾经参加过解放军强渡长江的战役。船老大张志城告诉我们，长江江阴段渡江战役的集训地，就设在他们的家乡苏北盐城。渡江战役最缺的就是船只。因而，当地政府有明文规定，渡江前夕所有大小船只都不得外出，都要主动开往集训地参与集训。集训的主要内容是，将较小的船只或两只、或四只、或六只用木头连接在一起，甲板上架着机枪，船舱间立着桅杆，挂着风帆，两边配上背枪划船的解放军战士，在水面上从早到晚划个不停。他家这条船，也就是现在为我们装运荸荠的这条船，是他父亲打造的，是他们村里数一数二的大船，集训时是单独一条的。当时地方政府和部队首长，对参与集训的船只，都很希望船主能随船参加集训，参加渡江战役，集训时部队供饭，还发若干津贴费。胆小不愿参加的，交了船，登好记后就可以不参加集训。但是，大多数船主都参加了集训。这倒并不是因为可以白吃饭，有津贴，主要是怕战后找不到自己的船。老张家那条船，是全家赖以生存的唯一家产，爱船如命的父亲嘱咐他参加集训，目的就是把解放军送过江后，能够及时把船开回家。殊不料，父亲的这一嘱咐，给他的儿子留下了终身遗憾。此话怎讲？因为船老大张志城在集训队集训两个多月后，渡江战役就打响了。当他冒着枪林弹雨把一个连的解放军战士送到江阴后，就马不停蹄地将船开回家乡盐城。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部队到了无锡之后，就召开庆功大会，凡是参加渡江战役和庆功大会的民工，都拿到了一枚参加渡江战役的纪念章。1956年，凡拿到这枚纪念章的在册民工，国家统一每月发给相当于一个小学教师的工资。参加了渡江战役却没有领到这枚纪念章的他，无缘此奖励。可老张对此很淡定，说：“要怪只能怪自己，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在惋惜老张痛失荣誉和奖励的同时，对他的敬意也油然而生。在往后的行程中，我们基本上都听他的，他说起航了就开船，他说抛锚了就停船。到得无锡后，他说，要上去“灵灵市面”了。如果往南通、兴化方向去，从江阴船闸进长江；若往扬州、宝应方向去，从常州丹徒船闸进长江。于是，我们就跟着他上岸，走进了一家邮电所，给南通、兴化、扬州、宝应等果品公司打了一遍电话，询问有关大红袍荸荠的销售信息。电话是老张打的。此刻，从他口里说出来的话已变成一口“辣块妈妈”“乖乖隆地咚”的苏北腔，我们一句也没有听懂。打完电话后，老张一脸笑容。他说：“这一趟荸荠走俏了，家家果品公司都说需要荸荠。”他问我们去哪里。此时的我们，对船老大老张已十分信任，更何况我们还有一个按销售额分成的激励政策，就说：“你说去哪里就哪里。”他说：“去南通方向的路程要远一些，过长江的路程相应也要长一些；若去扬州方向，无锡到常州90里一天就能赶到，从常州丹徒过长江，一天时间就可以到扬州了。”于是，我们决定去近一点的扬州。

一天后，出了常州过去一点就是丹徒船闸，我们的船就停靠在长江边一个避风的港湾里。船老大老张说，明天早上若无3级以上的西北风，就可过江。可第二天，第三天，天天是3级以上的西北风，港湾里待过江的船只，已多得船挨船，橹碰橹。急着去扬州“赶俏朝”的我们，望着风大浪高、浩瀚无边的长江，不时长吁短叹，心如火焚。老张劝我们，甭着急，我们过不了江，人家也过不了江，荸荠的产地都在江南，等的时间越长，俏朝会更俏。老张说得挺有道理，我们就耐心地等着。

第四天天一放亮，等待过江的船老大们陆续走出船舱，不约而同地聚集到长江边的一块滩涂上。观浮云，测风向，商量着今天能否过江。不一会儿，一位胡子花白的船老大回到了自己的船里，点燃了3支清香，拉起了停船时抛下的铁锚，做出了准备过江的第一个动作。老张和其余的船老大们，便陆续上船，纷纷效仿，霎时间，长江中便出现了帆杆林立、千船竞发的壮观场面。

从丹徒船闸斜渡长江进入扬州港，仅60里。这一天虽是顺风，却是逆水。船行至江中，巨轮掀起的巨浪不住地扑向我们封闭的船舱，浪花不停地从船这边泼到船那边。船老大老张一直站立在桅杆边，手拉帆绳借风力，口中不住地向船尾掌舵的妻子发出“右舵”“左舵”之类的指令；他的妻子，则是一边全神贯注地正视船前方，根据丈夫的指令调整航向，一边不停地口中念念有词，祈求菩萨保佑，安全过江。

谢天谢地，60里长江终于有惊无险地走完。我一看手表，正好4个小时。傍晚，船到扬州果品公司门口时，果品公司已大门紧闭。问过传达室里的老汉，说是夜间公司无人办公，有事明天早上八点再来。离开传达室后，我们没有上船，在船老大老张的建议下去逛夜市。扬州的夜市不热闹，开门迎客的店家也不是很多。逛着逛着，老张像发现新大陆似地对我们说：“这趟荸荠‘卖俏朝’，是铁板上钉铁钉，铁定了！”我们问：“何以见得？”他指了指街上的水果摊店说：“你们看，水果店已没了水果，都在卖本地的青皮萝卜了。”我们朝街头的水果摊店里一看，果真，水果店里已没有什么水果，只有拳头大小的青皮萝卜。我们吃过家乡的白萝卜、红萝卜，没见过这种青皮萝卜，更不用说吃了。出于好奇，想知道这青皮萝卜吃起来是啥味道，比家乡的大红袍荸荠好吃还是不好吃，我们便随手拣了3只较大的，递给店家过秤。店家懒得过秤，说，五分钱。我们让店家切开一只分成3片。切开后的青皮萝卜，很是漂亮，露出了鲜红的本色。咬一口，顿觉没有家乡的萝卜水分多，且有一股青草气，味道类似家乡不能生吃的大头菜；我们心中有底了，中看不中吃的青皮萝卜，哪里比得过汁多味甜的大红袍荸荠！

兴高采烈地回到停船的河边，发现果品公司门口已是人头攒动，箩筐排成了一条长龙。一问，是来排队买大红袍荸荠的。我们心感这趟荸荠真的碰到俏朝了。

早上8点，果品公司的大门一开，我们就去找经理。我们要船老大老张和我们一起去。老张说，我不能去，我一去，他们会怀疑我是搞投机倒把的。老张说的在理。

我和永良到了经理室，递上了大队出具的自产自销证。经理是一位年过五旬、十分面善的老同志。他看过证明，便问：“一共有多少货？是泥荸荠，还是洗净的？”我们说：“360担左右，是洗过泥的毛荸荠。”接着，经理便对他的一位下属说：“每家水果摊店两担，180号后面的叫他们不要排队了。”说完，又回头对我们说：“洗净的荸荠价格是每担8—10元，浙江的大红袍荸荠比安徽的凤荠品质好，给你们10元一担。现在先去称10斤毛荸荠，洗净后看看有几折，八折就8元一担，七折就7元一担。”说着，经理就站了起来。永良连忙抽出一支利群牌香烟递了过去，趁势将放在办公桌上的自产自销证拿回到手里，说：“这个价格我们不卖！”经理一听这话，便笑着对我们说：“浙江客人啊，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价格问题是一个很严肃的政策问题，我无权更改。”经理已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深知提价的希望已经不大，就说：“这样好不好，价格听您经理的，折扣上请高抬贵手。”经理听了，敲敲我的肩膀说：“好说好说。”接着，经理吩咐他的下属拿来了一把盘秤，和我们一起去船里称荸荠，定折扣。

到得船里揭开船舱板一看，原本粘在荸荠上黑乎乎的烂泥，经过十天的风吹，面上这一层已经起皱了。机灵的永良便用双手将风干的荸荠从上面扒下来，让它们滚到放在船头甲板上的秤盘里，泥仍留在荸荠堆上。经理一称够10斤了，就倒进一只竹篮里，拿到果品公司河埠头去洗。洗的时候，永良洗得很慢。一支烟的工夫，泥没了，鲜红的大红袍荸荠的本色就露了出来。经理看了看，说，差不多了。永良说，再洗洗。这个“再洗洗”，经理听了很高兴，我比经理更高兴。因为我知道，这个“再洗洗”，不是在洗泥，而是让风干了的荸荠多吸进去些水，荸荠洗净泥吸足水后，经理倒进盘秤里一称，呆了，10斤还是10斤。他放下盘秤，伸手抓了一把洗净的荸荠，话里有话地说：“浙江客人好厉害唷！”回头就对等待过磅秤荸荠的下属说：“开秤，毛荸荠10元一担！”

当天，荸荠卖完一结账，36150斤，3615元，360张清一色的10元券。除过给船家的运费，还有近3000元。我和永良都没有经手过这么多的现金，老张更是担心我们回家路上不安全。后来，还是老张的妻子想出了一个带钱较为安全的方法：将我俩穿在身上的棉袄脱下来拆开，把钱塞进棉袄里，然后再缝上。

当我俩穿着“钱棉袄”从扬州乘轮船到镇江，再从镇江坐火车到杭州城站，再从城站乘电车到拱宸桥，再从拱宸桥步行到崇贤石前村时，已是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早上了。当我们脱下“钱棉袄”，将钱一叠一叠地从棉袄里拿出来这时起，石前的泥荸荠卖到了10元一担的消息也随之在荸荠产区风传开了。10元一担的泥荸荠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当时产地供销社收购洗净的、每市斤合42只以下的一级大红袍荸荠，每担价格是4元2角。也就是说，一担七折上下的泥荸荠，卖到了两担半净荸荠的价位。这样的价位，能不风传吗？风传的结果便有了下一趟故事多多的远途运销……

下篇　去六合

从扬州回到家的第二天早上出工时，队长对我说：“扬州那地方荸荠这么俏，我们再赶紧去一趟，如何？”我说：“我们与船老大老张打过招呼了，还租他的船，估计再过五六天就能到。”队长说：“要赶时间的，不能再等五六天，应该今天就去塘栖租船。”社员们听了，都说队长说得有道理。这次从塘栖租来的船比老张那条略小一点，估计能装300担荸荠。船家是宜兴人，船上有3个劳力，船是生产队里专门用来搞运输的，长期给宜兴一家缸甏窑运送缸甏。这天我们去塘栖，他们正好在塘栖水北缸甏店卸完货，一听有回头货可装，乐不可支，一谈即合，运费也略比老张的低一点，按货家82%、船家18%分成。

这一天装满一船荸荠，已是月上柳梢头了。船家说，今夜月色亮，赶到运河边歇息。一个“赶”字，正合队长心意，我和永良就回家拿了吃的米，盖的被，匆匆上了船。

第二天，太阳还挂在西边的山头尖上，我们的船就到达桐乡石门镇了。石门是丰子恺老先生的故乡，自然也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当船在石门码头上停当之后，我向船里的人说了句“我到街上去一趟”，就跳上了岸。在石门街上走走看看，看看走走，觉得肚子有点饿了，便撸起棉毛衫袖管看手表，一看快6点钟了，便转身返回船上去吃晚饭。可当我回到码头上停船的地方，我们的船不见了。从南到北，从北到南找了两遍，仍不见我们的船。找不到，干脆不找了，我就坐在码头的石阶上等，心想，天黑了，不见我回船，永良一定会来找我的。可等到了掌灯时分，仍一不见船，二不见人。此时，我虽有耐心等，可肚皮咕咕直叫等不及了。这时，我猛然想到，生产队里用黄豆调换来的10斤全国粮票，都在永良身边，我身上只有几个零花钱，没有一两粮票，若想买填肚子的吃食，光有钱不行，还须有粮票！

正当我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着永良出现的时候，不远处一位正在卖红萝卜的农夫进入我的视线，于是我便走过去买了两个。两个红萝卜一落肚，肚皮更难受了。怎么办？去与码头一路之隔的饮食店试试，央求他们不用粮票用高价卖点吃食给我让我填填饥。这样一想，我就鬼使神差地朝饮食店走去了。走的时候，还有意低着头，盼望老天有眼，路上有谁正好掉下一斤粮票，半斤也可，一两也好。短短的一段路很快就走完了，结果让我很失望。

更让我失望的是饮食店里那位女营业员。我说明了情况，提出了要求后，她两眼直勾勾地瞪着我不放了。大概是在判断，我是精神病患者还是流窜到石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我当然不怕她，见店门口有一只空着的凳子，便干脆坐在那儿，面朝码头等候永良他们来找我。可一落座，觉得坐在这里也不妥，馒头面条的香味太诱人。正想站起回码头，一张笑眯眯的娃娃脸出现在我面前：“你这位同志……”我忙说：“余杭人，与道伴初次到石门，失散了。”他又问：“还没吃晚饭？”我说：“没带粮票，吃不成。”娃娃脸听了，立马把用报纸包着、托在手里的4只馒头放到了我刚才坐过的那只方凳上，从袋里摸出几张粮票，拣了两张塞到我手上。说：“拿2两去买两只馒头填填饥吧。”我一激动，一声“谢谢”尚未出口，娃娃脸拿起馒头就走了。可才走出十几步，他又折回来，把一张面额为2两半的浙江省流动粮票给了我，说：“一个小伙子，两只馒头到得了哪里，再添碗面条吧！”我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那张笑眯眯的娃娃脸，已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一碗面条、两只馒头刚落肚，永良和船老大来了。一见到他俩，我气呼呼地说：“你们把船开到哪里去了？”永良把我拉到店门外，悄悄地告诉我：“你刚走，码头上就来了一位干部模样的人，他瞪着我们的荸荠船好一会儿，就急匆匆地走了。我估摸着他是去叫人来扣压我们的荸荠船了，就催船老大赶快开船，开出四五里路后，确认无事，才敢停了船，上岸返回来找你。”

原来如此。

一路无事，乘机聊一聊帮我们运荸荠的3位宜兴人。船老大四十挂零，不摆老大架子，处处以身作则，摇船不拉绑，背纤必头班，在船上他是老大，在队里他是生产队长；头发整天蓬乱的那位，正值而立之年，是一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说话不多，手脚很勤快，我们一日三餐都由他包干；头发整天光光亮的那一位，年纪要比“乱发头”大五岁，他纤背得最少，饭吃得最多，据说还是光棍一条。队长不惧“乱发头”，倒有点怕这位“西发头”。

五天后，我们船至无锡人民桥泊船码头，也就是上次停船上去“灵市面”的地方。上得岸去，熟门熟路走进那家邮电所，一个电话打到扬州果品公司，说是荸荠货多难销，积压在那里的荸荠，可销到“清明”边，再三叮嘱我们，现在千万不要过去。接着，我们又拨通了南通、兴化、江都、宝应果品公司的电话，回答的都是荸荠太多，现在不要。直觉告诉我们，这趟不能去苏北了，应当改到苏南销。可我们赶到无锡果品公司一看，停靠在那里等待销售的荸荠船有20多条，荸荠的价格已降到了每担6元。再一打听，元宵节过后，荸荠的销路一天比一天窄，无锡果品公司一天销不了一船荸荠，预计荸荠的销路要到清明才会好起来，真是货到码头“死”了。

当然，我们不甘心“死”。第二天，我和永良乘车去了常州，然后又到常熟、江阴，所到之处，都是荸荠塞坍街。正当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前几年打过一次交道的江阴果品公司的经理，为我们指引了一条路：“靠近安徽的江苏六合县，地处偏僻，你们不妨去试试。”我们问：“无锡到六合，需几天路程？”他想了会儿说：“顺风顺水，五六天。”于是，我们立马去江阴邮电所，拨通了六合县果品公司的长途电话。约摸过了半个小时，接线员喊道：“六合县果品公司，3号机接电话！”我连忙抓起3号电话机，问对方：“浙江大红袍荸荠要不要？”对方说：“荸荠要的。”我问：“能卖多少钱一担？”回答是10元左右，按质论价。于是，我们决定去六合一试。

当我们从江阴回到无锡的荸荠船边，发现这里多出了许多荸荠船，我的舅舅沈松根和邻村丁家村朱宝松的荸荠船也在其中。他俩见了我们，像见了救星似的，说荸荠已无地方去卖了，只能跟着我们去卖了。别人家的荸荠卖得掉卖不掉与我无关，可是舅舅队里的、邻居队里的我不能一点也不管，就答应他俩明天和我们一起去六合试试看。他俩高兴得眉开眼笑。

可第二天早上我们催船老大开船时，船老大却不愿开船了。问急了，他就说出了实情——因为他们这条船，是长期给当地一家缸甏窑送货的，这次装回头货的本意是想赚点外快，原本说定10天左右就可返回宜兴，不会耽误下一趟装货的日期。若去六合，来回半个月都不够，送运缸甏的业务会被别人接去，他们就会因小失大，到时他这个既当队长又当船老大的就难以做人了。

船老大说的是实情，但我们人生地不熟，到哪里去租船呢？船老大说，他有位老乡在无锡北门航运管理站工作。船，他可以帮我们去租。船老大说到做到，一个小时后，他就带来了另一位船老大。我们问：“到六合运费需多少？”他说：“8元钱一吨。”但要先给他5元一吨，他要到航运站去开好票，船才能放行。他这一说，我明白了，他的船是单位的公家船，5元一吨的运费是上交单位的，余下的3元一吨是他的外快。我就说：“运价不高，可我们荸荠没脱手，5元钱一吨的运费暂时没法给你，你得先垫上，等荸荠运到六合果品公司，我们就可以要求果品公司支钱，到时给你9元一吨如何？”船老大说：“这不行，没这个规矩。”话说到这个份上，宜兴的那位船老大，狠狠地瞪了一眼吃饭最多、摇船最少的“西发头”，说：“把手表拿出来！”我的那块上海牌手表，到了队长手上了。

我的那块手表，承载着爷爷的一片爱心。那是1965年初冬，正当爷爷忙着筹备我的结婚酒宴的当口，队里来了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组，组长是萧山一家公社的党委副书记，组员一个是大三的学生，另一个是塘栖中学教师。社教工作组发现我家要大摆婚宴了，组长便亲自上门做工作，希望爷爷“破四旧”，不办婚宴树新风。爷爷胆小怕事，一口应承。事后，爷爷又觉得婚宴办得不体面，有愧于我，就给了我一笔钱，我再贴了些钱，托他在杭州笕桥供销社当经理的干儿子给我买了这块上海牌全钢手表。这块手表，我可以肯定地说，当时是我们村子里唯一的一块手表，也可能是全公社最好的一块手表，我自然欢喜得不得了，天天戴在手上出风头。手表戴了没几天，爷爷的外甥到我家来做客。他是一位共产党员，爷爷很看重他，我也很尊重他。他见我手腕上戴着一块手表，便对爷爷说，不该给阿松买那块表。还说了些他认为“不该买那块表”的理由。爷爷听了觉得也有理，就要我把手表藏起来。我自然只好听爷爷的，在家就不戴手表；外出戴手表，也用袖管遮盖着。

这块手表，是昨天夜里我熟睡时被“西发头”拿走的。他拿走了我的手表后，就对队长说，可用我的手表抵交运费。队长自然不满意他这种小人做派，便乘机让他把手表拿出来。

现在，我的那块手表，已在队长手上了。他拿着手表对那位船老大说，“这块手表，先放在你身边，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实实在在的农民，不会说谎的，运费你就先帮他们垫上吧。”新来的船老大朝我们看看，朝老乡看看，没有伸手去拿老乡手中的表，却说：“谁都有碰到难事的时候，我就先垫上吧。”说着，就去办他需办的事了。队长便把手表还给了我，还轻轻地对我说声“对不起”。

队长有情，我们不能无义。我和永良算了一下，决定给宜兴船100元运费，下次送缸甏到塘栖时来拿。队长连说，好好好。

约摸过了个把小时，为我们垫付运费的船老大随船来到我们的荸荠船边。我一声召唤，丁家村朱宝松、船腰里的舅舅以及宜兴船上的3位，一齐动手，将宜兴船上的荸荠搬进了新租来的船里。为了感谢各位的相助，我们花了3元多钱，在码头附近的一家小面馆里，请每人吃了一碗肉丝面。此时，我和永良身上，总共只剩下了半斤全国粮票和7角5分钱。好在我们带去的米还有30来斤，手中有粮，心中还不是那么慌。

第二天早上起航，丁家村和舅舅队里的荸荠船紧随其后。走了一天内河，漂了两天长江。第四天早上在镇江起航后走了不到一刻钟，船老大一看风向不对，便连忙将船掉头，重返镇江金水寺门口的那个港湾里。在那儿避了半天风，船老大说，今天走不成了，陪我们去金水寺看看，散散心。去金水寺一看，关门大吉。船老大偷偷地在金水寺门口点上香烛，拜过菩萨，便和我们唉声叹气地回到了船中。

谢天谢地谢菩萨，避风两天后，终于迎来了风和日丽的好天气。从镇江起航，漂了半天长江，便进入了去六合的内河。船老大说，风向若不变，一天路程就可到六合。我们听了，很是高兴。船至一个名叫王塘的集镇，船老大说，新中国成立前有一年，他曾在这里返销过一次荸荠，卖得还不错，建议我们上去看看，“灵灵市面”。上岸一问，这里没有果品公司，要卖荸荠，找农产品交易所。

王塘镇的规模，比家乡的塘栖、临平略小，比前村、沾桥略大，农产品交易所一找就找到。交易所所长姓赵，五十开外的年纪，长得人高马大。一听我们是浙江杭州人，是来卖大红袍荸荠的，连说欢迎欢迎。一问大红袍荸荠的行情，他说：“这些年王塘还没有到过大红袍荸荠，估计开价每担16元不成问题，但交易所要收5%的手续费，交易额在百元以上的，还要代财税所扣40%的交易税。”我们问：“税金为什么这么高？”赵所长说：“这里是自由交易市场，为了打击投机倒把分子。”我们说：“我们不是返销，是自产自销。”赵所长笑笑说：“凭什么来证明你们是自产自销？”我们就摸出大队出具的自产自销证。赵所长仔细地看了看，说：“这个证管用不管用，我不清楚，要去财税所问一下才知道。”于是，他就带我们去了坐落在街北端的财税所。财税所长看过我们的自产自销证，说：“这个没有用，公社一级出具的才可免交交易税。”

这么高的价格，这么高的税率，卖还是不卖，真让我们左右犯难。若卖，扣除税金和手续费，也还有差不多9元钱一担；若不卖，我们3条船一起去六合县城，也不一定都能一下子销得出去，再说，按质论价的“价”，也是个未知数。问题的关键是，16元一担的荸荠，这里能不能卖出去。再问有点悯农之心的赵所长（没有点悯农之心的人，是不会陪我们去财税所的），他自信满满地对我们说：“荸荠肯定好销，但交易税要交。在这里卖，欢迎；去别处卖，无权干涉。因为这里是自由市场，来去自由。”

我们权衡再三，决定在这里卖一船，另外两船去六合。于是又问赵所长：“荸荠上岸之后，能不能先预付给我们300元当运费？”所长不假思索地说：“可以！”宝松和舅舅都觉得在这里卖心里没底，我们的船就留在王塘，他们的船去了六合县城。

不一会儿，赵所长带着十几名搬运工，将我们的荸荠从船里搬运到交易市场门口一间临街的店面房里。交易所里的会计，帮我们付过20元搬运费后，把余下的280元给了我们，并告诉我们：“赵所长说了，你们带着铺盖，夜里就睡在我们的值班室里，能省的就省点。等一会儿他过来后会带你们到供销社食堂去搭伙。”荸荠虽未卖掉1斤，心里却有了些感动。

更使我们感动的是船老大。与他结运费时，他没有要我们承诺的9元钱1吨，也不拿他事先说过的8元钱1吨，只要了7元钱1吨。他说，王塘离六合还有40里路程，路近了，运费总得少算点才是。

第二天早晨，赵所长就在我们的荸荠堆旁边竖了块小黑板，上书“浙江大红袍荸荠每担16元，带泥每担11元”（打样结果是，10斤带泥荸荠洗净后7斤不到一点）。并把打样时洗净的半篮荸荠，放到了小黑板旁边，意在做先尝后买的广告。这一天，恰逢王塘三、六、九大集，街面上人山人海，前来买荸荠的人络绎不绝。客户大多是推独轮小车的乡间小贩，少者买五六十斤，多者买一两百斤，一天下来，算算捏在手里的小票，已卖出泥荸荠170多担，占总数的一半还多，悬着多日的心也随之踏实了许多。可第二天不是集日，街上行人稀少，前来买荸荠客户只局限在集镇上的居民，购买力不大，大多是八九斤的，有的仅买两三斤尝尝鲜。不知是开票收钱的会计怕麻烦，还是另有其意，到了这一天下午，凡一次购买荸荠不足一元的，他都懒得开票，让我们直接收钱。第三天，仍不是集日，推独轮车的乡间小贩仍旧不见一个。

再过一天就是集日了，永良隔夜洗净七八斤荸荠，放到写着荸荠价格的小黑板前，再做先尝后买的广告。可这天一早，大雨倾盆，独轮小车上不了泥泞的村道，整个上午一斤荸荠都没卖出。正当我们怨天怨地时，赵所长过来劝我们了。“浙江客人啊，甭着急，甭着急，今天不开账没关系，我敢担保，只需两天，一个晴天，一个集日，你们的荸荠就一个不剩了。”永良说，“我们不急，老天不让开账，我们偏要开账！”说着，他摸出装在袋里的一把角票，清点了一下，就把钱朝开票的会计面前一推说：“这是这两天零零散散卖的荸荠钱，共11笔，6元7角钱，请开张小票，算是今天第一笔生意吧！”

开票的会计朝永良看看，笑了笑；赵所长也跟着笑了笑。

几天交道打下来，我们深感赵所长是一位心怀悯农之心的好人。为了使我们的一日三餐能省点，他亲自陪我们去供销社食堂，好话说了一大堆，食堂才肯让我们搭伙。他看到永良穿的裤子屁股上破出一个洞，上班时从家里带来一条裤子，让永良换上，然后将永良的破裤子带回家补好后再送上。我们堆荸荠的那间临街平房边上，住着一位少妇。她时不时到荸荠堆旁和我们搭讪，问我们泥荸荠能放多长时间。我们告诉她能放到中秋。有一次，她经我们同意，拿走了一捧泥荸荠，赵所长见状，对我们说，出门在外，防人之心不可无。此外，为了那揪心的40%的交易税，我们知道赵所长已去过税务所好几趟……

这天下午，闲着无事，我和永良再次去了王塘税务所。一进门，我们话未出口，所长先发话。他说：“刚才赵所长已来过了，他说你们不是远途返销，是自产自销。理由是，你们的公私分明他领教了，3角钱的搭伙费你们要发票，要拿回去报销；6元7角荸荠款，要开票要入账。分得这样灵清，说明你们是自产自销。”我们忙说：“千真万确是自产自销。”所长说：“是不是自产自销，就不与你们争论了，我们商量的结果是：将你们的荸荠款汇给你们公社，在汇收单上注明。你们若是远途返销，就请你们公社全额没收，上交国库；若真是自产自销，就按规定可不缴税。”我们忙说：“好！这样太好了！”所长说：“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是返销，又想逃税，全额没收没商量。”我们说：“我们身正不怕影子歪。出门不做亏心事，回家不怕半夜鬼敲门。”所长办事非常认真，他拿出那张他一度认为没用的、大队出具的自产自销证，把上述意见写到了自产自销证上，要我们拿去给赵所长照此办理。

40%的交易税不用缴了，我们自然开心得不得了。第二天，虽然是晴天，但泥路上仍不能推独轮车，再加之不是集日，荸荠仍没卖出多少。隔日，我们和赵所长商量，明天是集日，在这个集日里，荸荠最好能卖完，反正不用缴税了，我们要求降价销售。赵所长的态度很明确，降不降由我们定。于是，我们就把小黑板上的泥荸荠价格从11元一担改为9元一担。这一改，未到明天的集日，生意就来了——时不时在我们荸荠堆旁转游的那位少妇，走过来将小黑板翻了个转身，把写着“泥荸荠9元一担”的一面朝向荸荠堆，然后一本正经地说：“这堆荸荠我全买了。”我们之前有赵所长的关照，不敢贸然答应她，便去征求赵所长的意见。赵所长说：“她是王塘集市上专拣便宜货的老手，来到此地，你们还能不卖吗？”末了，赵所长还补了一句：“归心似箭啊！浙江客人。”所长这一说，我们深知降价降多了。但，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于是当即就托赵所长雇来3位搬运工，一边过磅，一边将荸荠抬到了她家里，历时21天，终于卖完了这船故事多多的荸荠。

离开王塘这一天，我们邀请赵所长他们吃餐饭，赵所长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他说：“吃饭就免了，待到冬天大红袍荸荠收获时，很希望你们再来王塘。”我们说：“一定来，一定来。”这是我们的心里话，有这么高的荸荠价格在，有这么好的所长在，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呢？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这一年冬天的大红袍荸荠刚刚开始收获的时候，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在农村如火如荼地展开，人斗人的事件不断在发生，原本就极不光彩的远途运销，就无人敢去碰它了。不久，我和永良家都由富裕中农“升格”为漏划富农。忽一天，在“贫协”担任头儿的一位好兄弟，悄悄跑来对我说：“你那块手表怕是保不住了，拿来交给我吧，若有人问起，你就说，手表是从杭州亲戚家借来的，现在还人家了。”我便爽快地把手表交给他了。一周后，他塞给我一沓钞票，说，手表已卖给杭州吴山路上的旧货店了，卖了109元。没了手表有了钱，我就学会了抽烟。一年后，我家又回到了富裕中农的位置上，但象征“富裕”的那块上海牌全钢手表换来的109元钱，早已“化为烟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