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向抗日军政大学

奔向抗日军政大学

萧琛同志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培养的革命军人，老革命。1937 年，这位热血满腔的青年学子，为抗日救亡毅然奔赴延安。他的女儿宗华，现居兰州，说起父亲，说起那些依稀遥远的岁月，常常浮现在眼前的竟是父亲那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年轻身影。

宗华同志说：

我父亲原名宗怡春，又名筱岑，萧琛是他奔赴延安取的化名，久而久之就叫成了真名，原名倒很少有人记得了。我父亲祖籍河南沁阳，1917 年出生，2009 年去世，享年92 岁，是位健康长寿的老人。人，年纪越老越恋旧，也越发留恋故人故乡。父亲眼中的故乡很美，太行山奇伟秀丽，沁阳城外一河汪洋，两岸垂柳婀娜，河中莲花朵朵，鱼儿腾跃。城中店铺林立，商贾云集，人来车往。最重要的是这里文化积淀深厚，三国时期曹操曾经在沁阳屯田招募，写下了著名的诗章《苦寒行》，表现了行军打仗的艰苦情状。这里还诞生了著名的唐朝诗人李商隐，李商隐的那些《无题》诗，忧伤悱恻，富于文采。我父亲很喜欢李商隐，曾经在他的回忆录里罗列了不少李商隐的诗歌予以赏析。此外，还有享誉全国的豫剧名角常香玉、陈素贞，虽然她们与父亲同省不同城，父亲也是倍感亲切。晚年说起她们，仍然很自豪。

父亲生长在城里，祖上种地经商，发家致富，家境不错。父亲的父亲是个读书人，不大喜欢种地经商，常常游手好闲地外出去“混差事”。可是当时军阀混战，时局很乱，“差事”哪里好混！动不动就花光了身上的银钱，也混不上个“差事”，反倒弄得自己没吃没喝焦头烂额，不断向家里发挂号发电报要接济。折腾得家里最后只能典当土地、衣物，给他救急。我父亲小小年纪就拿着包袱去当铺典当东西，对此印象非常深刻。后来父亲的父亲还抽上了鸦片烟，一杆烟枪就是烧钱的无底洞，不但弄得家底败光，家业破产，而且还欠下人家一屁股债，把全家推向苦难的深渊。我父亲对我们说，他的童年是在家业凋敞、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度过的。

我父亲7 岁上学，之后考入沁阳初级中学，由于热爱读书，喜欢文学，县初中毕业之后又前往开封，考进了两河中学就读高中。读到高中三年级的时候，班里来了一个插班生，年纪看起来挺大，不大像高中生，大约20 多岁。他关心时局，自己有个带耳机的小收音机，经常听广播，还给同学们做些时事宣传，这在当时是很稀奇的。

这年12 月中旬的一天早上，他突然大声喊着告诉大家：北京学生罢课了，他们上街游行了！南京学生罢课了，学生走向街头示威了！现在全国都爆发了学生运动，大家强烈要求蒋委员长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一致抗日！这时，外校也来人在校串联动员。开封高中的同学们热血沸腾了，那位插班的大同学很快成了学校的学生代表，组织大家上街游行，贴标语，喊口号，撒传单。开封各校的学生们从四面八方来到省政府门口，要求政府给他们调拨专列，让学生乘坐火车去南京请愿。省长见学生队伍声势浩大，不敢慢待，就亲自出来讲话，说：“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实在令人感动，你们的要求我一定负责，马上向蒋委员长报告。现在天寒地冻，路途遥远，同学们就不必去南京了，先在本土等候南京的答复。”政府官员也出面劝解，说：“我们已经向委员长报告了同学们的要求，委员长已作了复示，说同学们所提之事，乃国家大事，委员长自有考虑和安排。务必请同学们回校安心读书，学好本领，将来报效党国……”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波及全国的“一二·一九”学生运动。

眼看就要毕业了，日本鬼子却打到家门口了，书再也不能安心念下去了。抗日救国是大事，我父亲和几个同学决定到陕北去，去投奔延安，因为延安是革命根据地，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坚决抗日的地方。

1937 年春，他和几个同学辗转来到太原，原想从太原再到陕北。谁知，到了太原才知道，国民党军队关口把得很严，根本就不会放他们过关去陕北，去延安。有个同学的亲戚建议他们不如先到阎锡山的军政训练队去，一边学习，一边等待时机，最主要的是要先解决吃饭问题，几个人只好一起去了军政训练队。

然而，很快他们就知道自己很难接受山西军阀阎锡山的那一套，同时对阎锡山重用的干部和他们的作风也很反感。有个40岁上下的军官，嘴里天天叼着个长烟袋，走到哪里，抽到哪里，到处都是乌烟瘴气。其他军官也是满嘴粗话，不学无术。于是我父亲就拿着“母亲病危”的电报，请假离开了那个训练队。

我父亲萧琛听说汜水地区成立了一个抗日救亡剧团，挂靠在十三军名下，面向群众宣传抗日，搞抗日救亡工作，里面还有平津来的流亡学生，就不假思索地去了。

十三军是国民党将领汤恩伯的属下，但人家只允许剧团打十三军的牌子，其他什么也不管，只给领队发了一身军官服，挂个少校军衔，其他人仍旧是老百姓打扮、老百姓待遇。剧团自负盈亏，完全靠自编自演一些抗日小戏，诸如《放下你的鞭子》、《大刀进行曲》之类的文艺节目，在农村巡回演出，挣口饭吃。奇怪的是这个剧团居然人越来越多，不久就像滚雪球一样有了上百人。期间还进来几个像陈荒煤、碧野、黑丁等这样一些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作家。原以为剧团是个抗日的进步组织，起初也宣传了几天抗日，不久才知道它不伦不类，既没有名字，也没有领导，还无人管理，人员也是鱼龙混杂，更无人解决剧团人员长期演出的食宿问题。百十来人，混饭吃的多，演戏出力的少，什么都乱糟糟的。我父亲和一些有志于救亡抗日的青年，都认为不能在这里继续稀里糊涂地混下去，必须快刀斩乱麻，赶快离开剧团，离开汜水，到延安去，到共产党的红色根据地去，去救亡，去抗日！

1937 年9 月，他们七个志同道合的人立即动身，悄悄地离开了汜水，直奔西安去找八路军。在西安，他们终于找到了八路军，见到了八路军，来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在八路军办事处，组织上让他们当场参加文化考试。他们之中，除一人录取到陕北公学之外，我父亲等其余六人全部被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录取了。当时，他们那个激动啊，那个兴奋啊，真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当年10 月，我父亲走进了抗大，在第3 期3 大队学习、生活，开始了他新的人生，革命的生涯。

抗日军政大学，全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它的前身是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于1936 年6 月1 日在陕北瓦窑堡创立。林彪任校长，毛泽东兼任政委、罗瑞卿任教育长，莫文骅任总支书记。

第一期有3 个科，9 个队。其中不少是鼎鼎有名的军、师级首长和党政高级干部，比如林彪、罗荣桓、陈光、罗瑞卿、谭政、彭雪枫、刘亚楼、耿飚、张爱萍、杨成武、莫文骅等。除中央红军高级干部之外，也有陕北红军干部，如张达志、贾拓夫等。

第二期有两个部，即大学部和附属步兵学校。大学部设在延安，附属步兵学校在甘肃庆阳。大学部1000 多人，14 个队。其中第一、二队多为红军团级以上的军政干部，其中有陈赓、罗炳辉、张际春、胡耀邦、何长工、杨得志、姬鹏飞、康克清、余秋里、马文瑞等。第三至第八队为红军营、连级干部，第九至十四队是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

第三期有3 个大队。第一、二大队是红军干部队，其中有李先念、王树声、许世友、李志民、洪学智、郭鹏、曾传六、李贞、罗舜初等。第三队主要是男女知识青年，有的来自国统区，有的来自日本鬼子占领的敌占区，还有少部分自由职业者或中青年教职员工。由于三大队人员特殊，女生就划归为一个女生队，男生因为人数多就分别编为七、八、九队。

我父亲萧琛就是第三期三大队九队的学员。

毛主席亲自为抗大书写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并以此作为抗大的校风、校纪和学风。抗大的校旗很有特色，红色大旗的左上方是一颗镶金边的红五星，星上有位骑马挎枪的红军战士，一体黑色。红五星上方有略呈弧形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大字是白色的，耀眼醒目。红旗下方有三条起伏弯曲的黄色花纹，象征着波涛滚滚的黄河。抗大有自己的校歌，校歌是吕骥谱的曲，诗人凯丰写的词。歌词如下：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

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来承担。

同学们，努力学习，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积极工作，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

我们的传统，

像黄河之水，

汹涌澎湃。

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前进，

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毛主席非常关心抗大，从第一期起，他就在百忙之中亲自兼任教员，给学员们讲授《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给第二期学员讲授《辩证唯物论》，后来大家详知的毛泽东选集《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毛主席听说第三期九队的学员成立了个“救亡室”，特意写来了一封短信，加以勉励：“九队同志们：庆祝你们成立救亡室，这‘救亡’二字就是你们及全国人民在现阶段唯一的总目标。达到这个目标的道路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你们学习这个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方法。唯有统一战线才能达到救亡之目的。”

不久，抗大邀请中央首长来学校作报告，没想到第一位前来抗大为第三期学员作报告的首长竟然是毛主席！学员们激动得全都站起来鼓掌，会堂里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毛主席边走边向大家招手，还不停地点头示意，接着就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开门见山地给大家作报告了：“腾（同） 志们：今天开这个费（会），叫我来讲个哇（话），讲什么呢？讲打日本，救增（中）国……”毛主席从卢沟桥事变，讲到当前形势，既严肃认真，又风趣幽默，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好像一头疯狂的野牛，闯到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上了，来势汹汹，似乎不可阻挡。可是中国四万万同胞到处点燃起抗日烽火，摆起一个庞大的火焰阵地，这头野牛左冲右突，最后免不了被烧死。到那时候，大家都可以改善一下伙食，吃一顿红烧牛肉。湖南人爱吃辣椒，还可以放点辣子进去……”说得大家全都放声大笑了。

抗大作为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除了认真完成各门正规课程之外，还能经常聆听到中央首长的来自各方面的政治军事报告。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对于提高学员的素质和觉悟确实是非同寻常，从中可以获得许多新思想，新知识。

1938 年7 月底，我父亲抗大三期毕业。原打算毕业就奔赴抗日前线，可是组织上却让他留校工作，担任政工干部。当时大家都踊跃上前线，不安心学校工作，情况很严重。毛主席知道后，专门来到学校，说明学校工作的重要性，要大家应该有“死在抗大，埋在清凉山”的思想准备，要安心学校工作，指出留在学校工作同样都是在抗战。之后，大家的心才逐渐安定下来，不再吵着闹着上前线了。

10 月，日寇疯狂进犯我中华，广州、武汉相继失守。蒋介石忽然战略改变，由重点抗日，转变为重点反共。胡宗南的三十万大军把我们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围了个水泄不通，形成了势必围攻之势，接着大搞经济封锁，企图困死我们，饿死我们。党中央、毛主席针对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果断地做出了针锋相对的战略决策，在军事上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经济上提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从党中央、毛主席到普通一兵，延安军民戮力同心开始展开空前的革命大生产运动。以王震为首的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种地，当年就取得了好收成，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提出的“精耕细作，耕三余一”的要求，即耕种三年，打出的粮食要够四年吃。延安军人在南泥湾凭着一把头，一杆枪，创造了军民大生产的南泥湾的人间奇迹，把个历来荒山丘陵干旱多灾的地方，变成了“陕北的大江南”，“延安的米粮川”。全军都以他们为榜样，开垦荒地放羊养牛种棉花。抗大教职员工也带领学员进山烧炭、种地、种菜、打谷子。延安军民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战胜了困难，储备了力量。

1945 年8 月，日本鬼子投降以后，我父亲奉命上前线，从此开始了他的战斗生活。先后参加了三打运城、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以及解放大西北和进军西藏的诸多战役，可说是戎马一生，转战南北。

胜利后，无论在军队还是在地方，我父亲都是兢兢业业为党为民踏实工作。

1983 年，我父亲萧琛以地厅级干部从地方离休。晚年，还亲自提笔写下《无悔人生》的回忆录，用来纪念他所经历的那些峥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