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公民的心灵史

一个中国公民的心灵史

中国新时期的文学，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不知道文学史家们是如何划分的，以普通读者的感觉讲，似乎经历了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闲适文学期。从形式上讲，有短篇小说兴盛期，长篇小说繁荣期，报告文学鼎盛期，散文杂文昌盛期。现今的世界，是多元的世界，内涵丰富的世界，瞬息万变的世界，缺少轰动的世界。在文学上，“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节目是绝对没有了，不论文学品种，还是作家，莫不如此。

在文学已掀不起波澜的年代，如果对其还有一点关怀之心，如果留意，你还是能在灰黑中看到绚丽，在嘈杂中觅得清丽，在平凡中感受奇特，在平庸中求得奇异。读李东东女士的《远离北京的地方》，就有一份会心，一份感动，一番启迪。

著名作家张贤亮先生在为这本书所作的序言中说：“……我觉得东东的散文就应该算是一种‘大女人散文’吧，其‘大’，大在她的视野和心胸，大在描述上有历史的纵深感。”读《远离北京的地方》，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本书由四组散文构成，即《我也曾是一个兵》，《在湘西北的日子里》，《在那远离北京的地方》，《在那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几组散文分别讲述了作者上山下乡的感受、当兵的经历、在张家界市挂职的体验、从事边贸考察的思考。四组散文既独立成篇，各为一辑，又相互关联，共为一体。从一定角度看，这本不厚的书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断代史，中国公民在社会突变中的心灵史。《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以明朝皇帝朱翊钧万历十五年为经纬，以其生动的笔触，剖析了有明一代的政治，解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弊端与朝代更迭的内因。黄先生的书，曾经使中国的史学界为之关注。而我以为，现代的中国人以其亲历亲见亲为所写的文字，是比《万历十五年》更为生动的历史。《远离北京的地方》即是这样一部既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书。

四十五岁以上的人，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进程应该都有直接的感受和永久的记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民族的劫难。由“文革”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一系列人间悲剧，让上自国家主席、下到平民百姓的中国人吃尽了苦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便是让千百万青年学子、千百万父母、千百万家庭吃尽了苦头的“运动”。那些孩子，大的十八九岁，小的十四五岁，可以说都还不谙世事。李东东女士在“笑话两则”中写的，拴了头公牛要挤奶，不知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是真实的故事，不是矫情。不要说在极左时期封闭条件下成长的青年，现在的青年恐怕也免不了要闹类似的笑话。知青的“笑话”，让人只能作酸楚的笑，作心灵的痛。对于知青生活，李东东女士的处理是史家的笔调，没有如一些知青作家般去加以赞美，把它写得天花乱坠，诗意缤纷；也没有“为赋新词强说愁”，夸大其词，一味去诉苦，去品尝、欣赏苦难，而是将它放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加以描述。在她平实的道白中，读者自然可以了解那个时代，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了解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生活境况与内心世界。

除了从上山下乡的角度描述“文化大革命”，《远离北京的地方》还以一组《我也曾是一个兵》，记述了“文革”中后期中国社会的状况，比如高级干部挨整的窘境，知识分子的凄惨命运，军队遇到的困难，普通百姓的凄楚。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能当得上兵，那是天大的好事。对于当兵的事，我有较为深切的感受。我曾随家人下放农村，我所在的地方，每年都要敲锣打鼓送新兵。当了兵的，是“人民解放军”，其家庭，则是“光荣军属”，在偏僻贫苦的农村，如果谁家有人当了兵，那是天大的喜事。当兵是有难度的，首先成分要好，要是贫下中农，最好是雇农。中农上中农当兵就有困难，地主富农家的子弟就不要做这个梦。李东东女士以一个正在走背运的干部子女的身份能当上兵，其兴奋之情，其自豪之气自应溢于言表。但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她并未对缘自于好心人帮助获得的命运转机加以膜拜，仍以其冷静的头脑思索着，以其冷峻的眼光审视着。对于当时军队的情况，作者仍然作了客观的描述与深刻的剖析。当时的军队生活，也是“文革”史的一部分。以我的视角看，《我也曾是一个兵》描述的也是活生生的“文革”史。

《远离北京的地方》是一部共和国公民的心灵史。说它是“公民”的心灵史，而不是“平民”心灵史，我以为比较确切。因为作者出身于高干高知家庭，就学于干部子弟学校，从小就到红都莫斯科游历，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家就能看到电视，可谓较早“开眼看世界”之人。作者后来是硕士，一个新闻单位的领导，进而晋升为副省级地方官，从哪方面讲，都不能说她是平民，说公民较为准确。当然，平民也是公民，但我做这样的区分，是讲，作者李东东在身份上，在个人经历上，有她的独特性。平民写史，自有平民的无遮拦，放任不羁，无拘无束，有时激情多于冷静。而“公民”则不同，写起史来较为平实，平和，大气。可以既置身事内，又处身事外。判断历史事件，既考虑对自己的影响，又不仅仅以对自己的利弊作是非与价值的标准与尺度，能够站得高，看得远，把握得准。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是也。《远离北京的地方》就是能经得住时间检验的、理性的历史记载，是公民的心灵史。

除了具有史料性、史实性、史论性，《远离北京的地方》还有较强的思想性。在《在那远离北京的地方》《我也曾是一个兵》两组散文中，就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思考，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思考。对于“文革”时期对各级领导的无端怀疑与惩治，对于血统论，对于经济的凋敝，作者都做了分析与鞭笞。在《在那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中，对于前苏联的发展，对于中苏人民之间的关系，对于社会主义运动，也做了深刻思考。而《在湘西北的日子里》，则是对国家、对地方改革与发展的思考。作者在书的“引子”中写道：“1992年年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不久，我从黑龙江绥芬河出境，做了俄罗斯远东一隅的三日之旅，走马看花地观察了作为刚刚成立的独联体中一员的俄罗斯，而不是此前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在经历着怎样的静悄悄又天翻地覆的变化；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俄罗斯远东部分与我儿时印象中五十年代的苏联首都莫斯科，有着怎样的不同。”作者在观察，在思索，同时也在启迪读者思索。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本具有理论内涵与高度的书，虽然你难以找到理论表述的词句，但是，理论却像血脉一样，浸润于全书之中。我想，高明作家的作品，大概都是如此。

《远离北京的地方》还有着强烈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从大处看，作者对前苏联人民，对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变化予以了热切的关注，对那里的人民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对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态度做了充满温情的回忆，对俄罗斯远东地区人民九十年代初的境况表示理解和同情。作者对“文革”时期的中国人民，不论“走资派”，还是名义上被尊崇、被推到至高地位、实则生活十分困苦的“贫下中农”，表示了痛心疾首的怜悯与深切入骨的同情。比如她写她所插队的陕北地区的农民，“除了夏天，其他季节都不洗涮，棉袄棉裤空心穿一冬，‘搞卫生’的主要方式是捉虱子……是的，他们世世代代在黄土高原上生活，其结果是，三四十岁的人满面风霜，貌似年过半百；从小到老，营养不良，许多人故世时，名为病死，其实就是耗干了体力”。作者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民画了一张像，就如罗中立的油画《父亲》，他们承受得太多太多，付出得太多太多，而得到的却少之又少。面对这样的农民，这样的乡亲，每位有良知的人心灵都会为之震颤，都会拷问自己的灵魂。作者在对陕北农民生活与生存状况多处看似不经意的描写中，却实实在在写下了经典的一笔。这让我想起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想起了张贤亮的《绿化树》《河的子孙》，想起了西海固文学，想起了世界上许多著名的作家。优秀的作家总是关注民生的，总是充满悲悯情结与人文关怀精神的。他们是社会的良心。如果作家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对民众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民众的疾苦麻木不仁，漠不关心，缺少社会责任感和同情心，那么他就不可能拥有太多读者，他就不可能登上文学的高峰，他也就不可能在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相反，富于同情心和人文关怀精神的作家，将受到民众的关爱、时代的眷顾、历史的垂青。李东东女士在《远离北京的地方》中所表现出的可贵的人文关怀精神，为其书其人自立于文学作品之林、作家之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也折射出作者为人与为文的统一，为官与为民的统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李东东女士是我的上级，是省级领导，她对中国农民的悲悯，对老区的关怀，我从她的文字中了解到了。而她到宁夏后，也经常到贫困山区去调查了解，访贫问苦。她致力于宣传宁夏、恪尽职守的精神，让组织放心，让我们这些部下感佩。诚如范敬宜先生在本书《跋》中所说：“指顾问、多少须眉心折。”

李东东女士在《远离北京的地方》中表现出了娴熟的驾驭文字的能力。她的散文清丽、简约、平实、流畅。她的文笔，如果不深入进去看，一眼扫过，会感觉有些直白。但细细品来，文章的韵律感、节奏感，文章的大意象，尽潜藏于这直白之中。李东东女士读过大量的中外名著，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她可以把文章写得极为绚丽以至华丽。这方面，有其《宁夏赋》可以作证。而她的散文集《远离北京的地方》，却没有刻意雕琢，何故？我以为首先在于作者有丰富的生活，有深刻的思想。生活与思想贫乏的作家，只能把精力用在做词句的堆砌、文字的游戏上。而许多的大作家，文字极为平实，文风极为质朴，而其笔下的文字所表现出的生活与思想，却是丰富多彩的、撼人心魄的，是能够影响世道人心，甚至影响历史进程的。李东东有的是生活，有的是思想，她侃侃而谈，娓娓道来，似乎在与人促膝谈心，却于平淡平实中构筑了奇峻奇思。李东东文笔平实的第二个原因，我以为是她文字方面的精心修炼。文字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就可以随意挥洒，举重若轻，就可以在无华丽处华丽，无精粹处精粹。可以写古赋的李东东，完全可以写出词藻华丽的散文，至少她不会比眼下的一些以玩文字为特长的散文家们玩文字的技巧差。可她却入得文辞，出得文辞。文到精致之处，便是平实平白平和平淡。我读唐诗宋词，便有“白话”“大实话”的感觉。比如“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比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比如“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比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比如“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比如“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比如“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等等，可以说都是佳句绝句，可又都是大实话。成为千古绝唱的，大都是明白晓畅的，这可能也是诗的最高境界吧。发人人心中有、手下无的，用大众明白的话来表述，进而构筑诗词高峰。诗词尚且如此，散文就更应向大众化口语化方向靠拢。李东东深得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之真谛，据此可见一斑。

当今的时代，是文学总体上失去轰动效应的时代。但事物的发展有它的偶然性，偶然的轰动还是有的。我想，《远离北京的地方》的出版，一定会在宁夏这片热土以至许多地方引起强烈反响，并在读者心中留下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