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国老板在挪威的幽默

一位中国老板在挪威的幽默

在《撑起生命的蓝天》摄制组，有一位与我一样，属于“体制”之外的闲人，即在宁夏具有一定实力的Z老板。Z老板中等偏矮的身材，已微微挺起了老板肚，衣着普通，可能穿着高档西装也透不出富人的气派，那张脸却透着沧桑，透着智慧。尤其那双眼睛比较独特，不大，偏小，笑起来就眯成了一条线。这双眼睛将Z老板的机敏、深刻、憨厚、质朴巧妙地、有机地统一到了一起。当然，这些内容你要慢慢地去看、去读那双眼睛才能感悟得到，扫一眼是难以看清看懂的。

我与Z老板素昧平生，虽然在同一座城市住了二十年，但他搞实业，我搞文化；他弄“实”的，我玩“虚”的，似乎是在两条平行线上运行，未曾相遇相识。出国前，在北京集中时，才见了面。

Z老板幽默的迸发是在从奥斯陆国际机场前往市里的路上。

挪威的山水极美，奥斯陆机场通往市区的公路两旁，山势起伏，丛林环绕，草地葱翠，远处有蓝天、白云、雪峰相映衬，在太阳光的组合催化下，举目望去，到处都是油画大师笔下的风光杰作，到处都是国画大师手中的山水长卷。正当我们陶醉于异域风光、大自然之美时，Z老板开了腔。他说，挪威人真是缺乏经济头脑，公路两边空空的。他说，他要是挪威人，就在两边盖房子，盖铺面，搞“马路经济”。一句“马路经济”，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其实刚才大家的情绪多少有些沉闷，原因是我们一行七八人到机场时，带了一大堆设备和食品，而先期到达的人却没有及时来接（后来才知道他们上滑雪场排戏去了，临时雇了一辆车，而挪威司机只将车停在机场外，不找我们，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存在）。Z老板开始调侃我们宁夏人非常熟悉而多少有些看法的“马路经济”，一下子把大家的不愉快冲刷到了九霄云外。Z老板接着说，两边山上坡上的树，可以砍了当建筑材料；在前边山头上，开一个水泥厂，而在土坡上，要开砖场。在充满了古朴原始之美的奥斯陆城外，一个中国的企业家在讲显然是荒诞的设想，让人们乐成了一片。对于国内经济建设中对环境的忽视和破坏，对于多少有些虚烧的“马路经济”，Z老板有看法，文化界人士同样有看法。Z老板在大家有同感的地方揶揄一把，调侃一番，自然让大家有一种宣泄的快感。

我想，对于Z老板的认同就是从他“幽”了大家一“默”开始的。我觉得我们多少有些共同的地方，那就是有社会批判精神。记得几年前我去日本岛根县，在六道湖，看到了一群又一群的野鸭子，总数在百万只以上。我当时对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说，日本人真浪费资源，如此多的野鸭子居然没有人打，引来大家一片笑声。我想我和Z老板在进行社会批判时的表达方式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在任何地方，Z老板都可以感悟和制造幽默。

我们到奥斯陆时，正值挪威国庆。北欧人本来就以闲散著称，在正常情况下，他们也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到了国庆日，全国放假，街上几乎看不到人，商店关闭，海湾许多的游艇静静漂在水上，上去逛一圈也没人管。因为放假，街道无人清扫，街道上有不少垃圾。Z老板说，他要承包奥斯陆的环境卫生和社会治安，他要从国内带一批人来，为挪威人做好事，也让中国人挣些挪威克朗。从中国带人到挪威当警察，让我和同行的M先生忍俊不禁。

到了挪威西海岸某处的世界联合学院，我们都比较闲，但相对来说，我和M先生还有些事干，比如与师生对话、参加毕业典礼，比如出席沈利萍女士画展开幕式，接受挪威国家电视台和电台记者采访。而Z老板却几乎无事可做。他不懂英语或挪威语，与外国人无法沟通，身边又无翻译，真是烦闷透顶。有天中午，Z老板对我和M先生说，他去了学院咖啡厅，老板招待他喝了咖啡，而且不要钱。我们问怎么回事，他说上午闲得难受，转到了咖啡厅，一个外国人（老板或学院雇员）冲他笑，嘴里还叽里咕噜的，他就说，你跟你爷爷我笑什么，看看你们外国鬼子那个姿势。他骂了几句，不属于仇视恼怒的骂，只是一种无聊时的调侃。出乎他的意料，那位挪威人给他送来了一杯咖啡，满脸堆笑，又是几句“鸟语”。他也露出了笑，伸出了大拇指。他在那里坐了半天，享用了咖啡。临走，他笑眯眯地撂下一句，“爷爷我走了”，老外含笑与他“拜拜”。骂着人还能喝到咖啡，我想可能这就是语言不通的好处。如果语言相通，聊了起来，说不定人家不一定送咖啡，即便送来，Z老板也未必好意思喝。“粗人”有“粗”办法，“粗”与“细”有时非常默契，这是Z老板赋予生活与人性的大幽默。

我想起了国内一则不是笑话的笑话，说某农垦单位一位极“粗”又极“细”的领导，有一个习惯：凡是他赏识的人喜欢的人他很随便，而对于他不赏识不太喜欢的人，他很客气。如果有哪个部下听到这位领导一声“来，把这杯酒替爹喝了”，说明他马上要被提拔了，他会心花怒放，而如果说该领导对哪个部下很尊重，那他就没“戏”。同样是骂人的话，我觉得Z老板的有幽默，而那位农垦单位领导的则有些霉味，让人更多地品到的是苦涩。

2003．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