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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存高远的教育家

时间:2022-01-1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但是,这样的人生,在冯志远看来却是很有意义的。校长征求冯志远的意见,冯老师当即表示同意。冯志远是一个人赶到火车站的。冯志远到宁夏时,宁夏的基础教育还相当落后。难怪曾任关帝中学校长的王文华称冯志远和其他支边教师是中宁县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志存高远的教育家——冯志远

平凡中创造不凡,垂暮老人感动了社会

和煦的阳光,洒满长春市一汽家属院的一间普通房间。房间里盛开的鲜花,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病床上,躺着一位双目失明、全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的垂暮老人。他就是先后被评为“感动吉林十大人物”、“感动宁夏十大人物”、“全国十大老年新闻人物”、“宁夏首届十大新闻人物”的冯志远老师。

吉林省省委领导全哲洙、马俊清来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刘仲来了,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来了,冯志远在东北师范大学读书时的十几位同学来了,全国各地20多家媒体的几十位记者来了……所有的人都是怀着崇敬而来,带着感动而去。

每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都会回顾自己的人生,都会生出许多悔恨,但在多病缠身的冯志远心中,却从没有“悔恨”二字。记者曾两度走近老人的身边、几次拉住老人枯瘦的手,倾听老人“讲那过去的事情”、聆听老人背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名言:“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你回忆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他十分激动地说:“我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我没有白活这一生!如果有来生,我还愿意这样活,还愿意当一名普通的农村教师!”

这是铿锵有力的声音,这是无怨无悔的信念,这是充满自信的宣言

当这些迟到的荣誉纷至沓来的时候,谁会想到,这位名牌大学毕业、当过40多年教师的老人,在工作时竟没有任何职称,没有得过任何荣誉、受过任何奖励,退休金至今才有1131元!他在风华正茂、意气风发时远赴宁夏支教,无私奉献了满腔热血、全部才华;当年华逝去、健康不再,他带着失明的双眼和一身的病痛回到故乡,寄居到妹妹家中。

照世俗的眼光看,他这一生实在太亏了、太不值了!但是,这样的人生,在冯志远看来却是很有意义的。他竟然一点也没有感到吃亏、不值。

冯志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何以令成千上万相识、不相识的人深深感动?

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为了寻觅冯志远老师77年人生的足迹,记者在长春、银川、中宁、吴忠等地采访了他的亲人、同学、同事、领导、学生。

这是一次特殊而又艰苦的采访。在冯志远先后工作过的中宁县鸣沙中学、关帝中学(现改为中宁三中),冯老师工作、生活的遗迹都已荡然无存了。毕竟,冯老师离开育人的岗位、离开宁夏已经五六年了,学校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追寻他的足迹,确有很大的难度。但令记者惊讶的是,一提起冯老师,他的许多同学、同事、学生都有许多话要说,他们仍然记得几年前、几十年前的往事。这样,经过几十人的描述,记者了解到许多更值得感动的东西,冯志远老师的形象,在记者的眼前便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高大了。

告别新婚,他是一个志存高远的理想主义者

77年前,冯志远出生于长春附近的双阳县,初中、高中都是在长春上的。1953年,他从东北师大中文系毕业。一毕业,他就离开家乡一路南下,成为上海市市南中学的教师。1956年,他又调到上海第一速成师范任教。在市南中学时,他结识了同样毕业于名牌大学的马老师。虽然调离了原来的学校,但他与马老师的感情并没有就此中断。经过长达4年的恋爱,他们终于喜结连理。

就在这时,即将成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派人到上海请求智力支援。校长征求冯志远的意见,冯老师当即表示同意。“那么远,你非去那里干什么?”当他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新婚的妻子时,立即招来反对之声。妻子的劝说,并没有动摇他的决心,他坚信宁夏更需要他,自己在那里也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冯志远是一个人赶到火车站的。他只带了自己喜爱的书籍和简单的行囊,随几百名支边人员组成的“文教大队”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孰料,这次分离,只是他们夫妻长久分离的开端。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他们总是聚少离多。

“文教大队”在自治区成立之前就赶到宁夏了。但他们一开始并没有分到适宜的岗位,而是先后被安排兴修银川老城与新城之间的公路、到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直到1960年,冯志远才被派到创办不久的中宁县鸣沙中学,而鸣沙中学只是一所不被重视的农村二类学校。

宁夏荒凉的农村与繁华的大上海反差太大,更何况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冯志远他们住的是透风的土坯房,睡的是冰冷的土坯炕,用的是烟气腾腾的土炉子,点的是用药瓶自制的煤油灯,吃的是野菜为主、毫无油水的调和饭。就是这样的饭也填不饱肚子,许多人患上了浮肿病。鸣沙中学68岁老教师鲍家逵至今还记得,当时,与他一起从天津支宁的青年教师有十几人,到后来只剩下2个人,他也熬不住了。冯老师不仅省下自己的饭给他吃,而且鼓励他说:一定要坚持下去,困难是暂时的。他这才留了下来。

冯志远到宁夏时,宁夏的基础教育还相当落后。小学毕业生教小学的,初中毕业生教初中的,并非个别现象。在当地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很少。像冯志远这样的名牌大学毕业生,在农村学校是凤毛麟角,是各地争抢的对象。后来与他同来的人都陆续调走了,有的甚至成为大学老师,只有冯志远始终留在农村。1973年,他奉调黄河对岸、交通更为不便的关帝中学,那里虽然新设了高中,还是一所农村中学。

也就是说,冯老师40余年的教学生涯基本是在农村度过的。冯老师像一个拓荒者,为农村教育无私地奉献自己的宝贵年华。难怪曾任关帝中学校长的王文华称冯志远和其他支边教师是中宁县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倾心育人,他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教育家

不论是在鸣沙中学,还是在关帝中学,都有人称赞冯老师知识渊博,是教学水平最高、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听他讲课,成为许多人难得的精神享受。他的许多学生,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讲课的情景。盼上他的课,成为许多学生的共同心愿。

冯老师讲过的课很多。他教语文、俄语、历史、地理、英语、音乐都很拿手。有一段时间,学校缺教师,他就同时教几门课、几个课头的课,一周上课16节。

他创造的“情景教学法”,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曾被他的学生(后来成为他的同事)在以后的教学中借鉴。有人感叹:冯老师的教学,与现在提倡的素质教育竟是那样吻合!

教高尔基的《海燕》时,他让学生分别扮演文中的角色;教《黔之驴》时,他配有各种形体动作……很多课上完了,学生们自然而然地把课文背下来了。他教的许多课,令人终生难忘。他讲的课,课堂气氛总是那么活跃,从不需要维持课堂纪律。

教书,成为他的最大乐趣;讲课受到学生欢迎,成了他最好的精神享受。他的许多学生记得:上课铃声还没敲响,冯老师早早就站到了教室门口;下课了,冯老师连口水也不喝,又与学生在课下亲切交谈,热烈讨论。

他的教学,不仅影响了许多学生的兴趣爱好,而且影响他们终生的选择。有些原来语文成绩较差的学生,后来语文竟成为“强项”,有好几个人还成为当地知名作家。

一个时期内,鸣沙中学、关帝中学出了不少“笔杆子”。有人说,那里面有不少就是冯老师的“高足”!

用桃李满天下来形容冯老师教过的学生,一点也不过分。冯老师的学生在北京、上海等地的许多大学里当上了教授,而更多的人都成为各行各业的有用之才。也有许多人担任了各级领导干部。

学生的进步,是冯老师最大的享受和精神安慰。有的学生至今还记得,老师为他们取得的每一点进步和成绩,都表示由衷的高兴。一次,他的一个学生把自己新出的书送给他时,他兴奋得两眼放光,甚至溢出了泪水。但是,人们从没有听见他炫耀过自己的学生,更没有听见他说过谁谁当了什么官,也从不给学生添麻烦,更不托他们为自己办私事。

负重耕耘,他是一头任劳任怨的拓荒牛

在上海支宁“文教大队”的几百人中,有不少是在当时“左”的路线下错误划定的“右派”,但冯志远不是“右派”,他仅仅因为有些“右倾言论”,就成为“内部控制人员”。就是这点问题,也成了压在他胸口的一块石头,使他长期在压抑中生活。

有人发现,冯志远在上大学时,个性张扬,在很多场合都能看见他活跃的身影,他的同学至今还记得他曾经主演过话剧《哈姆雷特》,他也因此成为男女同学瞩目的对象。他才华横溢,仪表堂堂,是一些女同学眼中的“白马王子”。在上海工作时,他指导学生排演文艺节目,这令后来成为著名女导演的史蜀君至今牢记不忘,并且影响到她的艺术道路。但是,“反右”以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整天沉默寡言,很少与人交流,更不随意发表议论。他常常把自己关在屋里,钻研学习。“文革”中,他被污为“走白专道路”,遭到错误批判,甚至一度被剥夺上讲台的权力。但是,从没有人听他发过一次牢骚,说过一句怨言。苦闷时,他就躲在屋里拉二胡、吹口琴。《二泉映月》、《良宵》、《病中吟》是他经常拉的曲子。

“文革”期间,一些学生不愿学习,有人甚至想退学。冯志远心急如焚,苦口婆心劝说,反复说明学习的意义,许多人因此留在了校园,后来成为有用之才。

粉碎“四人帮”,搬掉了压在冯志远胸口的石头,他毫无顾虑地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教书育人的工作。

然而,由于过度操劳,冯志远透支了健康,特别是视力下降越来越让他感到力不从心了。

牺牲自己,他是一支点燃生命照亮世界的红烛

冯志远早年就患有“视网膜色素变性”病,他为此曾求医于苏联专家。但是,这种病很难进行有效治疗。许多医生不止一次叮嘱、甚至警告过他:一定要精心养护,不能劳累过度,否则会有双目失明的危险。

但是,冯志远是个忘我工作的人,一投入工作就什么也不顾了。他每天5点起床,跟在学生后面跑操,然后与学生一起上早自习。接着,上课、备课、批作业、钻研教材,忙个不停,直到深夜12点左右才休息。他给学生批作文批得特别细,一个错别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有的学生至今还保留经他批改过的作文。作文本上留下的空当都被他写满了批语,有的作文本的空当已经容不下他的批语。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他还把学生叫到跟前对作文进行面批。每个学期里,每个学生差不多都有一次以上获得“面批”的机会。这样做,无形中耗去了他的许多时间和精力,但他乐此不疲。有时,眼睛实在太累了,他就让学生自己念作文,他边听边改。

“文革”十年浩劫结束,阴霾散去,学生们学习钻研劲头十足,老师们教学热情空前高涨。积压在冯老师心中的巨大能量喷涌而出,他的体力透支也越来越严重。

那时,每天夜晚,学校每间教室里都灯火通明。老师们在教室之间穿梭为学生辅导。这个老师从这个教室走进那个教室,那个老师又从那个教室走进这个教室。有时,这个老师还没有从教室里出来,另一位教师就已经等在门口了。冯老师是其中最忙碌的一个。由于缺教材、缺资料,冯老师就边编讲义边上讲台,他几乎没有在12点以前休息过。他的视力急剧下降,不得不借助放大镜来备课,到后来,就是借助放大镜,也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备课、批作业了。有时,他不得不在眼睛一再发出抗议的情况下闭一闭眼睛,缓解一下疲劳。

对视力的下降,冯志远早有警觉。对其严重后果,他也有过预料。但他想到自己快老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工作。为了把过去耽误的东西找回来,他顾不得自己的身体了。

终于,在一次语文课上,黑幕罩上了他的双眼,再也没有打开。他从此陷入无边的黑暗之中。

他是被学生们扶着走下讲台的。这一年是1985年,他55岁。有人说,如果他平时能够注意点,不那么过分用眼的话,他不会这么早就失明!

双目失明,他依然是高擎知识火炬的火炬手

眼睛失明了,他的心还是亮堂的:他比什么时候都更清楚自己该干什么、还能干什么。

按说,一位奉献了大半生的失明教师,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颐养天年了,谁也不会为此说什么。就是就此离开学校、离开宁夏,也是天经地义的。

同学们担心他就此离开:“冯老师,你会离开我们吗?”

他也离不开这些朝夕相处的学生们:“大家放心吧,我不走,我陪你们一块学习!”

对自己今后的生活,他早已经深思熟虑了:我还要继续上讲台!但是,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教语文了。因为自己看不见东西,无法承担语文的教学任务。决不能误人子弟!但是,自己完全可以凭着记忆和过去讲课的基础上历史课、地理课,完全可以辅导学生学习!

他胸有成竹地找到学校领导,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了学校领导的理解。

不久,学校重新为他排了课。冯志远用两个成语向记者表达他当时的心情:喜出望外,正中下怀。

于是,关帝中学从此就有了这样感人的一幕:上课铃声没响,就有两个学生来到简陋的教室宿舍,将早已穿戴整齐的冯老师扶到教室。他还没有走上讲台,学生们就怀着敬仰的心情迫不及待地齐声高喊“老师好”了。学生们听他的课,更加认真、更加专注,课堂气氛也更好。下课了,又是那两个学生把他扶回宿舍。这样的场景,每周都要出现多次。

遇到哪位老师有事,他就要求顶课。他就像救场的演员那样,出现在各个讲台上。每次,他都不辱使命。

就这样,他以“盲人教师”的身份继续活跃在讲台上。

至于为学生的义务辅导活动,则一直持续到他退休之后、离开宁夏之前。他的小屋里,常常挤满了求知的学子,常常被欢声笑语填满。

就是到了2000年春天大病初愈之后,冯志远还借校长前来看望之机,郑重提出要求:我的眼睛看不见了,手还能动,脑子也不糊涂,现在要发展素质教育,我还能教学生拉二胡。学校领导考虑他的身体状况,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令他有点失望。

在冯志远失明后的十余年里,学校团委先后安排多名学生住在他的外间,照顾他的饮食起居。这些学生无一例外地与他结下了父子、父女深情,无一例外地从他这里既学到了文化知识,又学到了做人的道理,除个别人外,大都考上了大学。

失明后,冯老师的生活依然过得很充实、很有意义、很有乐趣。

每当远在长春的妹妹冯宝珍关切地询问他的生活时,他都心满意足地回答:我在这里很好。学校、学生把我照顾得很好。

1992年,王泽娟、白燕玲两个学生陪同早已失明的冯老师到长春探亲。妹妹冯宝珍希望他就此留下,但他只住了几天就返回了宁夏:宁夏有他的牵挂,有他情同父子的学生,有他继续展示人生价值的舞台!

默默忍受分离之苦,他是一个舍小家顾大家的殉道者

大诗人杜甫曾写诗《新婚别》,专道新婚别离之苦。喜爱唐诗的冯志远对此有更深的感受,但他为了西部的教育事业默默地忍受了。只有到了寒暑假,他与马老师才有相聚的机会:有时马老师来,有时冯老师去。直到冯老师40岁时,他们才有一个可爱的儿子。而马老师作为一个高龄产妇,生下这个孩子更是充满着风险。

但是,远在大西北的冯老师却没有能力照顾这母子俩。冯老师至今还记得,一次,儿子得了急病,妻子发来电报催他回去。此时正赶上中考,学生实在离不开他。他犹豫再三,还是决定先留下来。但那几天他坐卧不宁,嘴里老是念叨:不知九实的病怎么样了?等中考结束,他风尘仆仆赶回上海时,儿子的病已经好了。他心里的一块石头虽然落了地,但他分明从妻子的目光中看到了不满。

这是冯老师心中一段温馨的回忆:儿子懂事后,他一回到上海,儿子就拉住他的手不放,亲热得不得了。他要让父亲带他玩遍公园里的所有游戏,直到累得迈不动步为止。每次离家回宁夏,儿子都要搂着他问:什么时候再回来?

冯志远的同事、学生都告诉记者:冯老师对妻子、儿子的感情很深。在儿子小时候,他听说《安徒生童话集》出版了,立即托人买下来寄给儿子。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他一直关心着儿子的成长。他常对照顾自己生活的学生王福海说,九实理科好,文科不太好,可我从没有给他辅导过。一看见你们,我就想起他。他和他妈妈过得挺不容易啊。

儿子考上武汉大学后,他兴奋异常,逢人就讲,仿佛失明的苦恼不复存在。儿子在大学读书四年,他每月都按时请学生替他寄钱。有时学生不在,他就自己拄着棍子摸索着到邮政所去寄。

妻子得了癌症,他在假期赶回去悉心照料了一个月。听说胎盘对保养身体有益,冯志远就托在医院工作的学生找了一个寄去。妻子服用后连连说好。

长期两地分居,带给冯志远的除了思念,还有愧疚。他总是感到愧对妻儿。他的学生们都说,冯老师几十年来一直是在舍小家顾大家啊!

但是,冯老师并非只有痛苦,他在自己的学生身上找到了感情寄托,也找到了幸福。

爱生如子,他是谱写出一段段人间佳话的歌手

冯志远的学生,最大的已经年近七旬,最小的也有二三十岁了,其中许多人一直与他保持密切联系。有些已经超出了师生之情,达到父子、父女的境界。

冯老师从不大声训斥学生,更不歧视差生。即使批评学生,他也总能让学生心悦诚服。1961年至1964年在鸣沙中学读初中、几十年来一直像照顾父亲那样照顾冯老师的刘天龙,与老师的感情就“起源”于冯老师对他“学外语无用”的批评。很多所谓差生,经过他的教育引导,后来都变成优等生。原来错字连篇、最怵作文的学生,经过他的磨炼,工作以后竟成为单位里的“笔杆子”。

现在在鸣沙中学担任英语教师的刘世德,是在“文革”期间读小学、初中的,他家里很穷,曾回村里放过牛,基础差得惊人。上高中后,他的第一篇作文交上去后,冯老师找到他说,你先不要写作文了,还是从每天记日记练起吧。刘世德没有了信心:“老师,像我这么差的能学好吗?”冯老师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没问题。你到我屋里,我给你个别指导。从此,他就成了冯老师宿舍里的座上客。冯老师鼓励他:你进步了,老师奖励你!不久,冯老师真的买了一支钢笔送给他。刘世德如获至宝,格外珍惜这支笔。他激动地对记者说:这支笔,陪伴我35年了。我用它读完高中、读完大学。工作后,我又用它批改作业。现在,这支笔不能再用了,但我还是带在身边。一看见它,我就想起冯老师!说着,他向记者展示了这支饱经沧桑的笔。记者看到,这支笔的笔尖确实已经秃得不成样子了。但谁又能说它已经没有价值了呢?它对主人的影响依然存在,它在刘世德的心中是无价之宝!

王泽娟、白燕玲是学校安排照顾冯志远的两个女生。几年相处,他们亲如父女。王泽娟母亲去世早,经济也不宽裕,本想考个中专就算了。开始,她对外语并不感兴趣,冯老师听他发音好,就一再鼓励她并和她一起背英语课文。一次,她从外面回来,发现自己的桌上摆着两套英语教材、6盘磁带。一看地址竟是外地寄来的。原来,冯老师在电台广播中听到相关信息,就不声不响地委托别的学生寄钱邮购。他对王泽娟说:你好好学吧,老师支持你!1994年,王泽娟如愿考上宁夏大学外语系,大一就过了英语四级,大二就达到英语六级,后来还获得全自治区首届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三等奖。一个农村学校出来的学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令许多人颇感意外。王泽娟激动地说,冯老师既是严师,又是慈父。如果没有冯老师,我的一切都不可想象!我现在还感到,冯老师时时在看着我走路。

冯老师还用自己微薄的工资为一些穷困的学生买书、买本。他究竟资助过多少学生,现在谁也说不清了。

不止一个人评价冯志远是“爱生如子”。刘世德则说,爱生如子这四个字,不足以概括他对学生的感情。如果不是怕冯老师的儿子多心的话,我倒想用“爱生胜子”来形容他对学生的爱!

许多老师至今还记得30多年前冯志远调离鸣沙中学的情景:从他住的宿舍到学校大门只有100多米,他竟走了近一个小时!摸摸这个学生的头,拉拉那个学生的手,叮嘱这个要好好学,告诫那个要注意什么。拖拉机停在校门口已经多时了,可冯老师多次上去,又多次下来。他与学生是那样难舍难分,让多少人洒下了泪水。那依依惜别的深情,至今还令人垂泪!

你爱生如子,他就敬师若父。冯志远为学生付出了许多人没有付出的爱,也得到了许多人无法得到的爱。师生共同谱写出一曲曲动人的人间佳话。逢年过节,总有学生接他到家同过,接得晚了,他就被别人接走了,有的学生不得不提前去接。平时,学生们总是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拿给他们敬爱的冯老师吃。

现在在中宁县农业局工作的万瑾,是1981年认识冯老师的。这个原来语文成绩最差的学生,自从获得了熄灯后还能再到冯老师房间再学一会的“特权”后,语文成绩飞速上升。与此同时,他也与冯老师结下了父子之情,冯老师有6个春节是在他家中度过的。

学校领导看到冯志远一年比一年老了,先后为他联系银川、中宁两地的敬老院并明确表示学校可以给予一定支持。冯志远一听断然谢绝:“我就是离不开学生。在这里,我虽然不能再上课了,但我还可以辅导学生,离开他们,我活得还有什么意思!”

冯志远在学生们中间并不感到孤单,也很少有独自漂泊在外的感觉。

无欲则刚,他是一个从不伸手的硬汉

冯志远一直想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他既想过把马老师调到宁夏来,更想过把自己调回上海去。他也写过请调报告,但是他看到学生们那一双双渴求的目光,犹豫再三也没有把报告递交上去。

原鸣沙中学校长苏仲深曾看见过前来探亲的马老师。他断言:如果冯老师调到银川或县城,马老师可能就会来宁夏工作。冯老师如果到大学工作,马老师来的可能性就更大。可他就是不提调动要求。结果,像他这样条件的老师,只有他一个人一直呆在农村学校。后来政策宽松了,他的眼睛又不行了,他更不愿成为妻儿的负担。

这位与冯志远同龄、曾与冯志远共事8年的老校长,只记得冯志远提过两点要求:自己视力差,尤其是晚上看东西困难,不便于家访,因此希望能把他安排在离水房和厕所较近的房间,不要安排当班主任。

许多人问:冯老师毕业于名牌大学,又当了一辈子教师,何以连个职称也没有呢?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他根本就没有申报!“文革”后,中小学教师评定职称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那个时候,他的眼睛已经失明了,他也改教历史了,所带课时也有所减少,他就主动放弃了。他更不愿与老师们去争那几个有限的名额。

至于冯老师工作几十年却没有任何获奖记录问题,那也不难解释。由于“左”的影响,什么荣誉会落到他这个“内部控制人员”的头上?当“左”的迷雾散去时,他也老迈了。

就是个人报酬问题,他也不很在意。他在上海时已被评定为中教五级,到宁夏后又加了6元,工资达到89.5元,他成了学校里的“高薪阶层”。此后,多次调整工资,他都把机会让给了别人,而自己在37年里一直原地踏步。到了1995年,他每月只能领取461.80元,他由高工资变成低工资。直到报销医药费吃紧,他才在别人的劝说下、由别人代笔打了一份报告,但最终他还是没有把报告交上去。记者在长春见到了这份已经保存了11年的报告。

当许多人在为他的境遇鸣不平时,他自己倒早已释然了。

不止一人称赞冯老师的心态好。如果换了他人,早就牢骚满腹、无心工作了。而他把个人得失看得很淡,从没有发过一句牢骚,而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教书育人之中。

当记者在长春向他问起他的职称、工资和荣誉问题时,他也心态平和,没有流露出一句遗憾和不满。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为公谋福得拥戴,营私一己众论轻。小天地内少置计,大宇宙间多用功。”

冯老师心态好,与他的简朴生活有关,更与他的价值观念有关。在冯老师的住所里,除了普通的床铺和简单的饮食器具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值钱的东西了。

他的简朴,超出人的想象。王泽娟、白燕玲告诉记者:冯老师只有两套衣服在身上换来换去,都已经穿了十几年了。其中那件中山装都洗得发白了,他仍然不肯扔掉。就是自己写东西,他也不用正规的好纸。

他的收入,除了寄给远在上海的妻儿外,大部分都用来买书、订报、资助学生了。

终生学习,他是一个不懈攀登的“登山运动员”

有人说他才高八斗,有人说他知识渊博。这不算夸张的评价,都来源于他不断的学习。

他在大学学的是中文,可他居然能教五六门课。他的俄语、英语、日语都达到相当的水平,这都得利于他的自学。他最初是教语文,接着又教俄语。80年代初,学校要开英语课,一时没有英语教师,又是他主动请缨,承担起几个学科的繁重教学任务。

冯老师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教学之余,他就是呆在屋里看书学习,很少出门。

人们都说他是个“活字典”,什么难题都难不倒他。在他不大的房间里,整齐地摆放着书籍、报刊和资料卡片。有些已经发黄了。

一次,朱自国老师看见他很吃力地用放大镜看书,就说:“你的眼睛都成这样了,怎么还看书?”冯老师平静地说:“能看一点是一点,活到老学到老么。”

冯老师古典文学学养深厚,他会背的古诗词就有几千首。先后照顾他生活的学生都知道,冯老师一直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而且已经有了很大进展。他发现许多注释错了,做了很多卡片。他说,将来我要给这些书重新做注释!可惜,他的眼睛失明了,这个计划没能实现。

他从很早就喜欢写诗,双目失明后更是“诗兴大发”,作品不断。每有新作,他就请学生帮他记下来。为了不依赖学生,他自制了一块木板,在上面钉上钉子、拉上线、放上纸,然后练习在上面写字,但他常常把字写到了边外。但他并不气馁,又在木板上抠出一个个坑,照着坑填字。就这样,他在失明后创作了几百首诗歌。

双目失明后,冯志远把听广播看成是与外界联系、获取知识的最重要渠道。听知识性节目,是他每天必须完成的“功课”。失明21年来,他听坏的收音机已经有十几个了。

当他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宁夏的时候,他扔掉了早已破旧不堪的被褥,独独舍不得跟了他多年的图书、卡片和教案。他带到长春的全部家当,就是那六七箱书!

就是重病在身回到长春后,他还向曾是一汽高工的妹夫学习日语,只是由于再次发病,才没有坚持下去。

学习,伴随了他的一生。正因为如此,他才那么从容地生活,坦然地面对一切。

活出自尊,他是一个从不向命运低头的懦夫

如果不是1999年年底突发脑血栓,冯志远可能至今还生活在他心爱的学生们中间。那次发病,是学校及时把他送到医院救治的。2001年5月,自感身体越来越差的冯老师给在长春的妹妹冯宝珍打电话说:“放暑假后,你来看看我吧,晚了恐怕就见不着了。”冯宝珍含着泪说:“何必要等到放假,我现在就去!”几天后,冯宝珍就筹集了一笔钱,带着自己的儿子和侄女到宁夏来接他了。

真的要走了、要离开自己的学生们了,他倒犹豫不定了。盘旋了一周时间,他都没有作出决定。冯宝珍见反复劝说都无效,就请求王文华校长做哥哥的工作。

王校长分析,冯老师不太想走,一是因为他习惯了学校的环境、离不开他的学生,二是因为他不愿意拖累妹妹。曾在1993年陪他去过长春的王泽娟也向记者证实:那次,冯宝珍就让他留在长春。可是,他看见无儿无女的姐姐正寄居在妹妹家中,就更不愿意再为妹妹增加负担。

曾与王泽娟共同照顾冯老师三年的白燕玲说,冯老师虽然生活不便,但他活得很自尊,只要自己能做的事,就不让别人去做。他自己的衣服,一直坚持自己洗。为了不让学生替他洗衣服,他常常把自己的脏衣服藏起来。王泽娟也说,说是我们照顾他,其实也就是帮他打饭、打水、寄信、念念书报而已。他的大小便都是自己倒掉,从不麻烦别人。为此,他不知摔倒过多少次,有时摔得鼻青脸肿。一次,王泽娟从外面回来,见冯老师不在屋里,就急急忙忙到外面去找,原来,冯老师又摔倒了。

人们看到,冯老师的衣服虽然都不新了,但穿戴得一直都整整齐齐。他的屋里,书籍、报刊、生活用品摆放得都井然有序。他原来的烟瘾较大,上身的中山装被烧了许多小洞,有时竟把刚刚写好的诗烧掉了。为此,他彻底戒了烟。他身体不好,却在几十年里一直吃单调的学生灶,从未提出过额外的要求。他的学生分布在各地各个岗位,干什么的都有,但他从不让学生为自己办私事。

即使失明了,他仍然是个有用的人,依然得到人们的敬重。

始终怀着感恩的心,他是一个重情守义的“信徒”

自己为社会做了多少,他都觉得完全是应该的,而且总是觉得做得不够;别人为他做了一点,他都念念不忘,感怀不已。他始终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王文华是1999年才调到关帝中学担任校长的,与冯志远相处只有短短一年多时间,但他却在冯志远在宁夏的这最后一段时光里,给冯老师许多关照。一次,他看见冯老师的住处有烟雾,就急急忙忙赶过去。进去一看,原来冯老师不慎烧着了褥子,刚刚用水浇灭。王校长便把冯老师安排到有暖气的办公室里住下。第二年上下水通了,他又为冯老师另安排一间房子并安上了坐便器。这件事让冯老师很感动,他每次见到王校长都要提起此事,一再说:“学校对我太好了。”到后来,王校长都不好意思了,让他不要再提此事。

冯老师对自己的学生,也充满着感激。在长春采访时,他一口气说出许多曾经帮助过他的名字。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文革”中批斗老师,好多学生暗中保护他;有高帽子,学生也不让他戴;游斗老师,学生不让他上街;他从没有被打过,也没有坐过“土飞机”……学生的保护,让他躲过了那场劫难。

冯老师还含泪向记者讲道:一个叫周彦琼的女生,每天饿着肚子先给他到食堂打饭,然后才回家。她知道冯老师胃不好,不能吃肥肉,就把肥肉事先挑掉。冯老师每次路过北京,他的老学生、北京大学东语系69岁的戚盛中教授都热情地接送……

离开宁夏时,妹妹冯宝珍根据冯老师的意愿,给了刘天龙、王泽娟几百元钱,以感谢他们的长期照顾。但在上车时,这笔钱又被他们如数退回。

就是对自己的妹妹,他也充满感激之心。2005年7月4日,他腿骨骨折,住院两个多月,是妹妹和妹妹一家人悉心照料,使他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11月4日,他因脑血栓再次住院,一度曾大小便失禁,至今还需要别人喂食,他心里一直感到很不安。对妹妹一家的感激之情,让他写下《病中赠妹》诗:“倒屎倒尿胜护工,勤于洗擦侍仲兄。两番住院连三月,倍感同胞一奶情。”

病中,他更加思念远在上海的妻儿。他希望妻子能原谅他,更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再摸摸儿子的手。

冯老师的真情,令人动容!2006年春节,他的儿子专程到长春看望了他。他的妻子也打来长途电话,对他表示理解和原谅。马老师还对记者说:其实,我在心里早已不怪他了。他这一辈子也不容易。

冯老师还向记者透露了心中的一个秘密:年轻时,他曾产生过入党的愿望,但他自知条件不够,不敢提出申请。他说,等下辈子再了却这个心愿吧。如果有来生,我还要这样活!

这就是冯老师!该怎样形容他的一生:是吐尽最后一缕丝的春蚕?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是吃草节献鲜奶的奶牛?……所有比喻,都无法反映他那丰富多彩的人生!

冯老师已经“感动了宁夏”,“感动了吉林”,冯老师还会感动全中国!

(分作上、下两篇,原载2006年4月8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和4月9日头版,被光明日报评为好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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