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得“芝麻开门”的秘诀

悟得“芝麻开门”的秘诀

郎伟曾在《中国文学的深秋颜色》里，直呈了20世纪末中国文坛的“浅斟低唱”，批评了“在如此丰富复杂、生机勃勃而又忧患丛生的时代，文学的正义之声竟然显得那样的微弱，实在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呼唤作家应当“把追寻人间的智慧当作第一要义”。在深以为然的认同中，觉得他有话没有说完。因为他曾经通过《觉醒与成长：20年中国文学的简单回顾》，居高临下的梳理、褒扬过“壮怀激烈”的新时期文学。一个有责任感的评论家，面对“新时期之后”作家的“轻松”与文学的滑坡，面对文学的虚无主义，面对文学全球化的形势，怎能不做些有益的事情？怎能不告诉我们什么是“人间的智慧”？果然，不久我们就读到了他与赵明合著的《人类重要文学命题》。

著者以宏阔的研究视野，铺设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平行双轨，使满载灿烂珍珠的文学列车，从人类文明的源头朝我们徐徐开来。面对迷惘的作家和评论家，著者似乎只是简单地喊了一声“芝麻开门”，我们就感受到了意外惊喜。在传统文学与美学追求的波澜壮阔中，如数家珍地给我们下载了中西不同社会形态下的诸多“人间智慧”，并用文明史、认识史的金线，连接成中国和西方重要文学命题的两串珍珠。

把著作看成对人类文学流变的高度概括、简练记录是可以的，但提供与审视人类文学智慧结晶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的认识作用和现实价值是特殊的。

盘点中西重要文学命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类重要文学命题》解析文学思想命题的“纽结”，很容易给人留下支离破碎的印象，但著者刻意把握了中西文学演进发展的连续性和内在规律，选择不同的切入点，显示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与认识水平。

朗伟承担的“中国部分”的着力点是：中国文学在儒家文化的大背景下演进延续了2000多年，而儒家文化与官僚政治相伴相随。作者展示了产生中国文学智慧的两个潜在层次。其一，一系列重要文学命题是被滚滚向前发展的历史烘托出来的；其二，每一个重要命题都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里程碑。赵明承担的“外国部分”的着力点是，西方文学的重要命题发轫于探究美的发生，事实上后来的重要文学命题都是美学命题，哲人们对文学艺术的探究与西方政治、宗教、哲学的发展相生相伴。郎伟强调了对中国重要文学命题内涵的深刻准确评说，赵明则侧重关照了外国重点文学命题之间思想传承与内在关联。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悟得“芝麻开门”的秘诀并教给你。盘点人类重要文学命题，首先基于著者对文学发展与现状的理性认识。

在各种文学取向互相交替的跨世纪年代，在全球化语境的大背景下，我们注定要敞开胸怀，把视线投向西方的文化科技、法律道德、艺术精神、宗教哲学等方面，但有人不知道我们该怎样去应对。或者惊恐传统文化会全面沦陷，以为“狼来了”；或者认为舍弃本土，扑向蔚蓝色的大海，扬帆远航，就会得道成仙；更多的人在左右为难、飘忽不定。“不少写作者孱弱的身躯似乎难以承受生活的重压，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愿意去背负‘生命之重’”，而去谈论“轻松”。评论家们“文学的主流意识”也在文学批评中陷入沉沦，当代文学的主流是什么？种种概括都难得要领，有人便将此弃置不顾，热衷于对文学技巧的就事论事。

郎伟和赵明“凭着相当的学识和勇气”，保持了理智与清醒。他们明白，中国文学融入全球化语境，像经济全球化一样，也是一把双刃剑。他们通过扎实和有效的努力，昭示我们，当代文学的主流就是时代的精神主流。表现在文学上，这种时代精神的主流不是具体的创作风格的表面碰撞，而是潜伏在当代各种文学现象中的主要矛盾——继承传统和突破传统。这是作家和评论家深感困惑的焦点。

《人类重要文学命题》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每一个重要命题的提出，都有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当历史向前发展的时候，人们又因为这个命题的局限而产生新的困顿和怀疑，从而创造新的更完善的命题，这是—个矛盾冲突推进文学向前发展的过程，这是一个人类对文学的认识逐步接近真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要素至关重要，一是矛盾冲突剧烈的全新的社会背景，一是不断寻求真理、能够解放自己、与时俱进、有献身精神的思想者。思想者大多有回不到过去时代的失落感，因而奋力向新的境界漂泊，不管是“寻根”还是寻求新的登陆点，他们的内心经历都充满悲壮，最终，成功者是那些在传统中吸收生命养分，又能把握时代脉搏且锲而不舍的超越者。评说他们的人生经历，解析他们的思想成果给迷茫者提供了继承传统和突破传统的思想方法。

郎伟和赵明冒着老调重弹的风险，强调“人间智慧”在社会转型期的重要作用，使《人类重要文学命题》成为一份人类文学传统经典的备忘录，成为写作者们赖以为战的据点。这份备忘录不偏不倚、不厚此薄彼，提示文学家和评论家知己知彼，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和反省精神。文学语境的全球化是双向选择和渗透。从这个意义讲，它又是中国人把握西方文学、外国人认识中国文学的一把钥匙。著作用人类的大视野关照中西文学的全局，作者的良苦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人类重要文学命题》一书，“中国部分”与“外国部分”分列的编著体例，规定了比较文学的形式框架。对中外重要文学命题的准确评说，基于著者对中西文化不同特性的深刻理解。

从历史的角度讲，西方文学虽然曾经表现为分属各民族的文学，但每一个民族的文学在文学发展过程中都相互吸纳长处丰富自身。由于比较文学早已根植于西方文学中，因而西方人长久以来进行的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也只能算是西方文化传统之内的文学比较。这种在同一种文化背景之下的比较，促进和融合效应是明显的。从理论上讲，中国的文学在儒学的政治因素下演进，擅长包容但缺乏比较，比较文学意识启蒙较晚，中国人往往套用西方文学的比较手法，起步时双脚就踩在中西文化的不同土壤上，用零碎的“个案”或典型的形象去比较，诸如安娜与杜十娘的文学形象比较等，这些牵强附会的比较手段的效应不大。因此，中西文学的关系首先是一种文化背景的比较关系，认识到这一点，才可能使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有跻身国际同行中显示自身优势的基础，也可以规避大家担心的多元文化生态被毁灭、单元文化故步自封的双重威胁。

有了这样一种深层次的理解，在文学重要命题的解说中，著者尽量拓宽社会背景、穿插文学家与美学家的逸闻趣事，使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以社会变迁、人物经历为载体得以延伸和拓展。匠心独具的解说结果是，在我们结束了这部著作的阅读流程，体验了阅读快感后，自然而然地对两种不同文化有完整、全面的了解。客观上，著作的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构成了对读者理解能力充分相信的文化比较、文学比较。

《人类重要文学命题》，超越了编者预期的“抓住人类认识之网中的‘网结’。去了解人类历史上那些最具智慧，最为精彩重要的思想命题”的意义，既抚慰了人们的焦虑，又提供了我们前行的依据，独具现实有效的启发作用。

2001.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