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平川望高山

站在平川望高山

喜好文学，对古代文人，尤其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人的生活方式比较羡慕，羡慕他们自由狂放的思维方式与内涵丰富的生存方式。朱自清、闻一多、梁实秋等文人，经常在一起相聚，一壶香茶，几碟小菜，一壶美酒，便能度过一段充满愉悦与智慧的时光。文人以沙龙的方式相聚，不仅增进了友谊，沟通了信息，也有了相互的激励与砥砺。上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精彩，似乎与这种文学现象社会现象有很大关系。

余生于上世纪中叶，自打记事起，就有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人们是被斗被整的对象，文学处于极度凋敝状态，文学沙龙一说，自是无从谈起。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号角，也鼓起了文学复苏与勃兴的春风。这二十多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文学也有了可圈可点的成就，但中国的文人们似乎活得仍不够随意和洒脱。原因呢，有历史的阴影影响，社会惯性的压迫，也有转型期文人精神的扭变与缺失。文化沙龙，对中国的文人们而言，似乎是奢侈品，可望而不可即。

在如此的大环境下，我的文友朱世忠先生给我介绍了一位老人，一位花儿作家高琨先生。高琨算不上大作家，尤其在民间文化被市场经济暂时抛远的情况下，他几乎淡出了读者的视野。但高琨却是真文人，他在无意间经营着一个文学沙龙。他隔三差五，炖点羊羔肉，做几道固原家乡风味的小菜，开一瓶烧酒，邀请在银川工作的乡党们小聚。参加他沙龙的，有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也有表演艺术家。我有幸参加过一次聚会。高琨们的聚会，有闲聊，有神侃，但多与文学有关。很多时候，高先生是有了新作，或拿了稿费时，把大家召集起来，一边喝酒，一边由他吟诵“花儿”。别人呢，或严肃认真，或嬉戏调侃地评论一番。如此，高先生便满足，便有了继续写作的信心与动力。其他人呢，相信也有不同的收获。什么收获不好说，但有一点应该是相同的，那就是对文学对艺术多了一份感悟和执著。

对于高琨先生，对于他经营的沙龙文化，我有一份由衷的尊敬。有一句“花儿”说“站在个高山望平川”，我呢，则有站在平川望高山的感觉。我以为，一个人不一定要多么伟大显赫，重要的是要有人本精神人文精神；不一定要做出多么大的成就，重要的是要勤勉努力；不一定要戴个大作家超大作家的头衔，重要的是血脉里要有文学艺术。高琨先生是不以文学为敲门砖，不以文学装点门面，而将文学融入生命，以文学事业为生存方式的真文人，是值得诸多的头戴光环的这个家那个家们学习与效仿的。

高琨先生在“花儿”创作方面有较深造诣和突出成就。1999年，他出版了“花儿”集《红牡丹》，著名作家张贤亮先生为之作序，对他的诗歌成就予以充分的肯定。张贤亮先生以为，“那是来自黄土地深层的涌动，也是诗人心里鲜红的血液的涌动”。时隔六年，高琨先生要出版他的新作——《绿牡丹》。《绿牡丹》涂抹着高琨先生热爱生活、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绿色，作为他的后学，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我为他高兴。

生活在西北，对“花儿”并不陌生，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上中学时在宿舍里常听青海同学唱“花儿”。在当时那样的政治高压下，同学们仍扯着嗓子唱带“色”的花儿，说明“花儿”的生命力，说明“花儿”是某些地域某些时期人们抒情或泄闷必不可少的文学艺术品种。

我特别欣赏与喜爱的两首“花儿”，一首是由王骆宾先生改编的青海“花儿”——《花儿与少年》，一首是在高琨先生的沙龙里，许多人多次吟唱的，六盘山下的一位少妇思念王骆宾的叫不出曲名的花儿，“走了走了（者）走远了，袋袋里的干粮就轻下了；走了走了（者）走远了，心里的惆怅就重下了”，荡气回肠，能勾起人许多的追忆与感慨。那份惆怅，历久不衰，为人性美增加了分量与色彩。

高琨先生作为诗人，所创作的“花儿”自然与民间流传的古老的花儿有一定区别，虽然在文学精神人文精神上是一致的，但表现手法，作品所涉及的内容等却大有不同。高琨先生不但在反映爱情，反映人性，也在反映国家的发展、时代的巨变，反映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家乡人民的生活。高琨的作品，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存在意义。

对于“花儿”，我是门外汉，感触到的，只能是些皮毛的东西。但对于这种文学艺术形式与品种，对于诗人高琨，我是敬仰的，写下以上文字，权充作序。要真正了解高琨与高琨的“花儿”，请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绿牡丹》吧。

2005.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