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神秘的先生

两位神秘的先生

我还在“生生堂”药店做学徒的时候，有两位先生，每逢市日，常来店堂坐坐，有时闲聊，有时也真有事。这两位先生，一位名叫陆尧仙，下新屋人，农民，有点文化，戴一副近视眼镜，留西发。他去街上，手里总拎一只腰子篮。他有一个儿子，听说是当了解放军的军官，而且官衔不算小。另一位是住在下街的陆且知，他是一位有学问的文化人。他有一个女儿，名叫陆中玉，是我读小学时的同学。陆且知身材矮小，皮肤黑紫紫的，香烟抽得很厉害，无名指和中指间的皮肤已经焦黄，他写得一手好书法，街上有什么店家开业，店堂需要布置，必请他去写对联。有什么官司、纠纷也总请他商量、调解或写诉状，在当地有较高的威望。他写字、做文章时戴一副老花眼镜，常用手在鼻梁上扶一扶，生怕眼镜往下掉。他家中富有，吃穿勿愁，待人和气、诚恳，人缘好，说起话来总是笑眯眯的。他和我店先生是远亲。他和陆尧仙年龄都在六十开外，生活经验丰富，健谈，且很有趣。两人碰在一起，讲起话来总是没完没了的，在旁边听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甚至有时会忘了吃饭。

1948年的春天，过年不久，听说他俩和一位堰南的年轻人一起上南山去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三五支队游击队。消息一传出，不少人议论说：“那么大年岁了，在家既不少吃，又不少穿，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何苦还要上山去东躲西藏的，冒着那么大的生命危险……”大家都不理解。

我们店里烧的柴，要到堰南的路上去等。南山山民挑下来的柴，有好有差，有燥有湿，所以要等好的柴，带山民到中间人处过秤，再挑到店里来。有一天，一位从南山挑柴下来的山民塞给我一个纸团子，我展开偷偷地一看，却是陆尧仙、陆且知他们俩写给我的，要我把伪乡政府和驻在七星桥南的伪军情况及时告诉他们。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知道：伪乡政府是设在“生生堂”药店隔壁的“乾泰染坊”，乾泰染坊的老板杨天时就任伪乡长。而且粮征所也设在乾泰染坊里面，后园就是粮库。整条横河街上，只有伪乡政府装有一部电话，电话机装在与“生生堂”药店隔壁的墙上。七星桥南的伪军打电话就必须到隔壁来打。当时的电话机声音不是很清晰，所以讲话的声音必然很响，我在隔壁可听得一清二楚。再说桥南驻军有一个分队，三个小队，不到一百人。分队长是个山东人，姓翁，大家都叫他翁分队长。他有个姘妇，名叫阿凤，丈夫在上海工作，一年仅年关回家一次，长年不在家，所以翁分队长也是堂而皇之的。小凤家距“生生堂”药店只六七间店面之遥，且阿凤和师嫂是老乡，有事无事常到师嫂那里来商量、白相。陆尧仙和陆且知叫我打探情报是最合适不过的，这才使我悟到他们俩每逢市日常到“生生堂”来闲聊的真正意义了。

1948年下半年的一天，我从翁分队长接电话的声音里得知“前线军情紧张，要翁分队长加强对南山的戒备，严格防守，还有增招兵员，增拨枪支弹药”的内容。第二天，确从浒山领来了一挺机枪和十几箱子弹。我认为这一情况很重要，下午，我装扮成去南山收账、送药的样子，顺着梅溪，上了南山。按照陆尧仙和陆且知指定的地点，在杨家岙、俞家岙和任家之方之间的通天岭上的一座小庙里，到了他们俩，还未喘过气来，就急急忙忙一五一十地将全部情况倾倒了出来。他们也觉得这一情况很重要，一面向上级汇报，一面做好准备，并吩咐队员热情地把我安排在一位教师家住下，吃过晚饭后，他们两人又来到我的住处闲谈到深夜。第二天一早，他们派民兵护送我下山。

秋收后，催粮催得很紧。南山的老百姓，在三五支队的布置下，组织抗缴粮的活动，大家都不去缴粮，急煞了粮征所主任阮达成。这人很奸刁，瘦长的身子，长一个鹦嘴鼻，戴一副黑边近视眼镜，自己不敢上南山催粮，却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杨家祠堂摆了十桌筵席，招待了翁分队长、伪乡长和全部伪军士兵。翁分队长在酒足饭饱之后，满口答应了阮达成提出的上南山催粮的要求。几天时间，就从南山抓来了十几个抗缴粮的山民。同时，我也收到了陆且知他们送来的一张条子，说是要我设法保护山民，并把他们保释出来。为此，我将这事和先生作了商量，先生虽是一个国民党员，可他参加国民党实是为了保家。对国民党的行为有他的看法。他同情山民，赞成三五支队为民除害。也因为他在笋岙有一户亲戚，梅溪有他的妹夫、外甥女，知道山民的艰苦，缴粮困难。他同意了我的意见，愿意去伪乡长和翁分队长处说情。我写好了一张张的保单，先生在保单上盖好了店印又签上了名，才在一个傍晚之前把全部被抓的山民保出了牢房。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带着对反动派的憎恨心情，回到了自己的山村，和等待着他们的家人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