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个苗族女教授

新中国第一个苗族女教授

仲秋时节，连风都浸透了成熟的馨香。

踏着可人的秋色，我回到了阔别十年有余的母校，希冀能以自己这支尚未历尽沧桑的笔和这颗自信是很真诚的心去追寻恩师——朱慧珍教授的人生轨迹。

在三室一厅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客厅里，我随着朱老师那平稳悦耳的女中音，像串连珍珠般捡拾起一个又一个平凡又不平凡的故事。

（一）

在连绵起伏、山峦叠嶂的贵州省境内，有一个侗苗聚居的偏僻小城——榕江侗族自治县。我国的第一个苗族女教授朱慧珍，1936年就诞生在小城中一个经营油盐酱醋的小本生意人家里。

朱慧珍的家乡山清水秀，景色迷人。一条玉带般的潺潺小河从房前缓缓流过，推门开窗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幅生机勃勃的“苍山图”。然而美丽的景色丝毫也改变不了山里人贫困的生活境况。朱慧珍的父亲虽经营着小本生意，但微薄的收入常常令这个四口之家的生活捉襟见肘。不幸的是1947年贵州境内突发一场大水，肆虐的洪水冲毁了故乡的田园，生噬了父母半生劳顿积攒下的有限家业，也冲倒了全家赖以栖身的房子。这无疑断绝了全家人的生存之路。为了活命，欲哭无泪的父母只得拖儿带女逃离家园，投奔一位远在广西当小学校长的堂叔。善良的堂叔给他们一小块用以建房子的土地，一家老小总算又找到了一个落脚之地。

常言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创业的艰难与家庭人口不断增加的生活压力使饱经风霜的父母不堪重负，年仅10岁的朱慧珍不得不停学去“提篮小卖”，贴补家用。

至今想来仍令朱慧珍深感庆幸的是，虽然因家贫她仅断断续续读了两三年小学，可父兄酷爱读书的嗜好却在无意中为她营造了一个勤读好学的环境。解放前夕，父亲曾一度为生计给邻居的几个孩子教授《增广贤文》等文章。每每这时，聪明好学的朱慧珍便在后边一面洗衣做饭，一面竖起耳朵认真听，往往是课堂上的孩子尚未读熟，“旁听”的她却已烂熟于心了。爱唱歌的母亲和爱好京剧的父亲时常边拉边唱自娱自乐；爱读书的哥哥一本接一本地往家里借小说，这些无疑对童年的朱慧珍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每当收稻子的季节，她就被送到居住在苗寨的外婆家寄养，这使她得以较早接受了侗苗文化的熏陶，为她日后向民族文学研究方面发展奠定了基础。在那里，情韵悠扬的苗族芦笙曲、活泼欢快的踩歌塘、长于抒情的多声部苗歌，以及情真意切和笛而歌的侗族民歌，无不像一杯杯香醇的美酒，陶醉着童年朱慧珍的心灵，诱发着她对民族艺术的热爱与求知的渴望。

解放后，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为了给6个弟妹创造好一点的生活条件，高小未毕业的朱慧珍报考了简师（当时一种一年毕业的师范）。学校考虑到她年龄太小，毕业后恐难以挑起教师的重担，劝其改上初中，学习费用由学校发给助学金解决。朱慧珍从此开始了从初中到大学毕业长达10年的助学金生活。

经历过逆境的人都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上大学时，因为家里给不起日常生活必需的卧具，她只得与一位同样靠助学金读书的女同学合铺，一住就是四年。白天她打着赤脚进课堂，跑图书馆，为的是把鞋子省下来留到晚上洗脚后再穿。每个学期她还要赶做十几双鞋来供6个弟妹穿用。生活是清苦的，但朱慧珍的学习却是出色的。因为在她的心中有着用之不竭的动力：历代苗家妇女极少有人能够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而今国家花这么多钱保送自己上大学，若学得不好怎么对得起国家！

（二）

1962年，朱慧珍以优异的成绩为自己的学生时代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跨进了广西民族教育的最高学府——广西民族学院，开始了她至今已有32年的教师生涯。

其实中学时代的朱慧珍最渴望做一名农村女干部，那时候她眼中的农村女干部不仅神气能干，还很有文化，简直就是妇女中的佼佼者。可当她一旦拿起教鞭的时候，其他职业便再也不能取代教育事业在她心中所占据的位置。她对教育事业的执着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以至在她执教前期近20年的时间里，除了心无旁鹜地教好自己所担任的课程外，几乎就没写过一篇游离于教学之外的文章。这绝不是由于她缺乏写作才情，而是因为她对教学工作太注重太认真了。哪怕是讲过数十遍并已在历届学生民意测验中都得了满意票的课程，为了使之能适应知识更新的需要，她都要不断地予以充实。为了使自己传授给学生的知识不至老化，她花大力气遨游在书本的海洋中，不停地吸取着新的养分，丰满着自己知识的羽翼。

30多年来，朱慧珍一直或先后或同时兼任着古代汉语、文学概论、美学和侗族文艺审美研究等四门课的教学任务，每周授课少则8节，多则十几节。尽管任务繁重，但她却从未因任何原因缺过一次课。说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她是个身患多种疾病的人。

早在1964年，她下乡搞“四清”时便落下了慢性结肠炎，三天两头闹肚子，造成了严重的营养不良；因为从毕业之初便为“五年当讲师，十年做教授”的宏愿奋斗，使她患上了神经衰弱，头昏失眠常纠缠着她。本已被疾病折磨得有点“弱不禁风”的她近些年来竟又得下了高血压、高血脂和大脑供血不足等诸种“富贵病”，常常是课上到一半便突然头昏冒虚汗。为了应付这种突发情况，不耽误上课，朱慧珍每天药不离身，还学会了穴位按摩，一旦感到头昏不适，便边按摩边坚持上课。前年曾再度因大脑缺血缺氧昏倒在讲台上，但当第二天上课铃响起时，讲台上便又准时出现了朱老师的身影。领导和同事们为她的健康担心，劝她休息几天，可她在感谢之余却依然故我。因为在她心里有一个准则：上好每节课是教师的根本职责。

朱慧珍教授在努力教好书的同时还注重塑造学生的心灵美，绝不放过一个可能会对学生的心灵起误导作用的现象。美学函授班的一位学生在考试时作弊，朱老师给她判了零分。按理老师的工作至此已经完成，但朱慧珍并不就此罢手，她给这位学生写了一封极具原则又言辞恳切的长信：你在美学考场上做出这样不美的举动实在令人痛心，我即使给你及格，但当你面对那红彤彤的毕业证时，你不感到脸红吗？这位学生接受了批评，并按朱老师的要求到另一个面授点去补考，并取得了好成绩。事后这位学生十分感动说：“朱老师教会了我怎样做人。”

在一般情况下，教师总是较偏爱学习好的学生，而朱慧珍却把更多的关爱倾注给成绩较差的学生。在她看来，学习越是吃力的学生越需要帮助，将每个学生都培养成合格的人才是教师应尽的职责与义务。本着一颗对国家负责，对学生负责之心，朱慧珍一次次向基础较差的学生伸出热情之手。一位侗族学生入学时因写作基础差而自卑。朱老师便根据其在学习方法上的欠妥之处，鼓励他重新树立起必胜信心。通过师生共同努力，这位学生终于顺利地获得了学士学位。

（三）

近年来，随着各行各业收入的增加，教师职业几乎成了贫困的代名词，教师队伍动荡不安，不少人千方百计跳槽。当了几十年教书先生的朱慧珍并不是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她曾得到过几次在别人看来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跳槽机会，但她都拒绝了。理由简单实在：怕丢了学生，丢了业务。

近年来朱慧珍曾先后担任学院党委宣传部长、南宁市城北区人大代表、全国民族院校文艺理论研究会副会长等十几个职务1990年到1992年她仅在民院便拿一份工资肩担着两种正式职务：有课时她上讲台履行教授的职责，下课后便又去当她每天需要坐班八小时的学院宣传部长。繁重的业务工作和社会活动使她原本就较弱的体质不堪重负，健康水平直线下降。在担任宣传部长期间，身高1.60米的她体重一度下降到39.7公斤。为了保证有足够的精力上好课，朱慧珍经多次“上访”，终于辞去了宣传部长的职务，全身心回归到讲台上来。为此有人说她傻，但在朱慧珍看来，当老师自有当老师的乐趣。老师面对的是活泼热情、充满朝气的学生，学生对师长的深情是只有老师才能体会得到的；当老师要与书本打交道，只有书本才能使人得到充实。

八十年代伊始，朱慧珍决心在搞好教学的同时把自己对民族文艺的挚爱写进书里。于是自幼便被她珍藏于心灵深处的那一份对侗苗文学的浓浓深情，终于像久酿的佳醴散发出了醉人的芳香。八十年代是朱慧珍人生最辉煌的年代，也是她研究成果的丰收季节。她边教学边搞科研，10年中她便独立著书一部，与人合编理论专著8部，并先后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论文40多篇，总计70多万字。其中由她撰写及编著的两本专著《侗族民间文艺美论》和《美学理论基础》分别获广西社科优秀成果奖。而她的《试论侗族民歌的艺术特色》、《侗族歌词与汉赋及侗族白话之比较》等五篇论文则先后获得国家民委、广西文学学会、广西美学会，广西侗族文学学会社科优秀成果奖。

由于朱慧珍教授在平凡的岗位上为我国的民族文学研究和民族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自1984年至今，她先后7次被评为全国、自治区、区直机关和学院的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个人和优秀教师，并荣获教学质量优秀奖。1993年她还得到了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别津贴。

按理已功成名就的朱慧珍以她58岁的年龄和每年必须打一个月点滴的体质完全可以松口气歇歇心了，但她却仍像一只上满发条的时钟，在教育和科研领域中一丝不苟地跋涉着……

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含辛茹苦矢志不移；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极普通的缩影，虽无惊人的业绩，却焕发着动人的光彩。

本文获得“第二届全国妇女报刊好作品优秀奖”

《女性天地》杂志1995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