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推进社科工作转型

如何推进社科工作转型

一、加强应用对策研究是时代赋予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作用。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非常注重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进入21世纪以来，党中央审时度势，根据新的形势，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望。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004年，党中央针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形势，提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要求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要把基础研究和应用政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以应用政策研究促进基础研究。以基础研究带动应用对策研究”。针对地方社会科学院的实际，《意见》明确要求“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应主要围绕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开展应用对策研究，有条件的可开展有地方特色和区域优势的基础理论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地方社会科学院的功能地位。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七大报告继承了上述观点并有所突破，在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的同时，提出了“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的重要命题。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高到党和人民事业的思想库的高度，这在我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的—次重大突破，也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成果。思想库的功能定位，不但将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进一步具体化，而且也蕴涵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自治区党委制定了《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加强和改进全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要“努力建设一支能够适应我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对我区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做出科学回答的社会科学研究队伍”，通过学科建设、体制创新和科研创新，“使我区哲学社会科学能够科学回答我区经济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成为党委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针对以前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侧重学术性、理论性与普遍性的特点，自治区党委明确要求地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突出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这个中心，不能就理论而理论，要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特别是要同宁夏跨越式发展的实际结合起来，为自治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和意见。

开展应用对策研究不但是党和政府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明确要求，也是经济社会建设的迫切需要。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凝结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科学发展观的实施特别是可持续发展，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作出新贡献，社会发展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以及和谐社会建设，也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科学的决策建议。在国家发展战略层面，从东部先行到西部开发，从振兴东北到中部崛起，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京津唐经济一体化、长三角经济一体化、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等发展战略的提出，都凝结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汗水。宁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无论是跨越式发展理论的提出与论证，还是跨越式发展的实践，都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广泛参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宁夏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无疑将对宁夏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是宁夏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更是宁夏走向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希望所在。改革开放以来宁夏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较快发展，但我们也应看到宁夏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如同东部发达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长期制约宁夏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社会建设相对滞后，影响了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社会公平问题、社会保障体制问题、医疗体制改革问题、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等，都是宁夏目前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充分发挥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作出新的贡献。

开展应用对策研究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实现人生价值的需要。能够用自己的知识改变社会、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最高人生追求，而要实现这—点，就必须投身到社会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积极入世，经世致用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传统和价值追求，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是其爱国情怀的具体表达和真实写照。考查古代知识分子服务国家的方式，如果抛开阶级与意识形态的局限，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理论建构型，由知识分子为统治阶级建构理论体系，使之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与意识形态，如孔子的儒学思想体系历来被统治阶级奉为统治思想，董仲舒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构建的“新儒学”体系以及经由二程开始的“宋明理学”也是其典型代表，它们不但长期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而且在形塑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种是建言献策型，这是古代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主流方式，文官制度、幕府制度等为知识分子发挥这种作用提供了重要平台。第三种是所谓批判反思型，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体制内的批判反思，如古代的监察制度、谏官制度等，另外一种则是民间的社会舆论以及某些“异端”思想。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社会实践的关注不管是理论性的建构还是建设性的意见或评判，只要是为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会得到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所以，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当代中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知识分子的价值和作用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而应用对策研究则为其提供了最佳的价值实现载体。

二、解放思想和体制创新是加快实现科研转型的保证

我国的社会科学院系统是新中国成立后参照苏联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但长期以来对地方社会科学院的性质以及定位不明确，导致地方社会科学院事实上一直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和地域特色学科的研究，机构设置沿用学科分类，学术成果是理论性的，学术成果的评价也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从而导致了研究人员与社会的某种“隔离”。在这种隔离的状态下，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不为社会所了解，社会效应和社会认可度极为有限，另一方面导致社会科学工作者长期忽视经济社会现实问题研究，不认同这些研究是“学问”，从而在心理上排斥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这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不愿意从事社会现实问题研究的心理根源，其结果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长期处于远离现实，远离社会需要的状态，与党和政府对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有很大差距，也使哲学社会科学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阻碍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30年的改革历程，实际上是不断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30年，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思想库、智囊团的功能定位必然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走出书斋，广泛参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实践中解决问题，在实践中完成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和人生价值的升华。解放思想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能因为自己从事基础理论研究而忽视对思想的解放，而要争做思想解放的先锋。当前，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地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面临从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到重点加强应用对策研究的历史转型中，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解放思想，深刻认识应用对策研究的重大现实意义，把自己的思想自觉统一到中央精神和自治区党委的要求上来，积极投身到应用对策研究中去，只有这样，哲学社会科学的科研转型才能顺利进行。

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研工作，创新体制机制，建立能适应应用对策研究的新体制，是社会科学院顺利实现科研转型的制度保证。任何体制与机制都是时代的产物，社会科学研究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也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传统的科研管理体制对于学科建设与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由此产生了一大批科研成果，宁夏社会科学院在区内外乃至国际上的影响，与此也不无联系。但是，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这种以松散管理、注重理论研究、坐而论道、相对封闭为特征的管理方式、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所以，只有建立新的管理和运行机制，才能适应新时代和新任务的要求。

第一，要建立相对集中的管理体制。相对松散的管理模式无疑是同研究内容的基础性、学术性结合在一起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研究的规模、内容与要求决定了它不可能是书斋的产儿，更不可能是坐而论道所能企及。文化个体户式的工作方式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要建立相对集中的管理体制，要在研究内容、研究方式方法上进行重大突破和改变。

第二，组建决策咨询中心，负责宁夏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选题、论证与组织协调工作，中心人员组成尽可能涵盖多个学科，使中心不但成为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组织中心，而且也是宁夏社会科学院重大现实问题的快速反应部队，随时完成党委、政府交办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第三，建立重奖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成果的奖励机制。使从事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的学者不但能够获得较高的荣誉，而且也能获得必要的物质回报。要重新建立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给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成果以重要的地位和物质奖励，鼓励科研人员多出成果，出好成果，争当思想库、智囊团的实践者。

第四，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要重视多学科交叉培养，注重实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建立社科研究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马克思曾说过，社会发展中的—切问题都是人的问题。人才断层问题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重要的问题，特别是传统的人才观面临严峻考验。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研究的—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研究内容的复合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它需要多学科的知识积累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应用，而科研人员此前所接受的都是单一学科教育，其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无法满足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的要求，所以跨学科的培训与复合型人才的引进势在必行。

第五，建立重大现实问题研究课题的四级研究体制。一是自治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出题、圈题、审题，二是面向社会征集选题，三是院所自选课题，四是鼓励专家学者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开展研究。这种四级课题研究机制不但扩大了研究范围，也满足不同主体的社会需求，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做法把为党委、政府服务与为社会服务有机结合起来，既服务于党委政府又服务于社会，既有对党委、政府政策的理论阐释和具体论证，又有社会科学院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独立观点。这种体制不仅从功能上将社会科学院同党委、政府研究单位和部门区别开来，而且对社会科学院确立自己的位置，拓展服务社会的渠道有重要的意义。

第六，坚持开放办院，走多元化的发展之路。要建立宁夏社会科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其他兄弟社会科学院的联系机制，建立长期的学科支持和帮扶关系；要注意同区内外、国内外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加强学术交流，积极开展合作；要加强同企业等社会组织的合作，共同推进学术与产业的联合与发展，要建立属于社会科学院自己的区情调研基地，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走向基层，服务社会创造条件；要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全社会力量参与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研究，进一步完善重大现实问题的社会招标制度。

三、正确处理应用对策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的关系

目前，我们在加强应用对策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以及优势学科建设方面，存在着两种错误认识：一种是片面强调应用对策研究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基础理论研究和特色学科的发展，另外一种是对应用对策研究持否定态度，对开展应用对策研究不积极、不主动。我们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是对中央精神的片面理解：首先，中央提出“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应主要围绕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开展应用对策研究，有条件的可开展有地方特色和区域优势的基础理论研究”，只是在对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功能进行定位时的语言表述，并没有否定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相反，《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要把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以应用对策研究促进基础研究，以基础研究带动应用对策研究”。对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的关系进行了明确的说明。所以，注重应用对策研究是中央对地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功能定位，而不是学科定位。这就要求我们要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央文件精神，不可断章取义或片面理解。其次，上述两种观点人为地割裂了基础理论与应用对策研究的关系，并将两者对立化，是对两者关系的机械理解，这是当前造成对应用对策研究误解的重要原因。其实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基础理论研究为应用对策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人才保障和方法论，而应用对策研究是基础理论研究的价值载体和实现路径，两者密切相连，相辅相成，共同体现在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中。理论研究要实现自身的价值，就需要同现实的需要结合起来，而应用对策研究要有前瞻性、战略性和创新性，也离不开基础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更离不开基础理论研究的学术和知识积累。所以，强调应用对策研究绝不意味着对基础理论研究的忽视，从某种意义上讲，反而是加深了对科学理论的需求和依赖。再次，从研究内容看，任何一项研究都不可能是纯粹的理论研究或应用研究，而只能是两者的结合，只不过结合的方式和程度不同罢了。理论研究如果有较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实际上也能起到应用对策研究的效果，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等，表面看起来是务虚，实际有非常强的现实指导作用。另外，应用对策研究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可以按服务社会的时间跨度分为长期、中期、短期研究，长期研究影响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中期研究影响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短期研究则直接影响党和政府的具体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中长期的应用对策研究和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研究已经远远超越了应用对策研究的范畴，具有了较强的理论性。所以，从研究内容看，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密不可分，两者在研究内容中的相互依存并转化，构成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的分野。

（2008年8月　刊载于《宁夏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