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同舟忆《文萃》

我和《文萃》发生关系，是通过黎澍。后来陈子涛加入《文萃》，更多了一层关系。黎、陈两位和我在成都《华西晚报》同事，子涛和我在黎澍领导下工作。一九四五年十月初，黎澍奉命到重庆，后转上海。当时我们有几个人知道，他是去筹办《新华日报》上海版的。不久之后，得黎来信，说是他主编一个杂志，名《文萃》，并寄来了杂志，要求朋友们写稿。我们估计，大约《新华日报》出刊之事受阻了。

一九四六年六月底，我到上海《大公报》工作。甫到之日，就被朋友拉去参加规模盛大的高尔基纪念会，在会上不期而遇黎澍，相约翌日晤谈于其寓所，其地为峨眉路一〇八号。这个地方，是我所不能忘记的。它是《文汇报》的宿舍，黎澍借住于此。之后，我常去那里看黎澍和《文汇报》的朋友。一九四七年七月，我婚后迁入该处，在那里住了一年多的时间。

初入《大公报》，助编国际版，后改助编国内要闻版。在学校读书和在《华西晚报》工作时节，闹学生运动、民主运动，写文章，发议论，指天划地，意气昂然，到了《大公报》，处处感到受不了那种压抑的空气。尽管我编的稿件，所写标题，自认已经含蓄多了，还是经常被主编扔进字纸篓。于是，我对黎澍提出要求：离开《大公报》。我心目中的去处，即是《文萃》，但未对他明说。黎澍答复我：“留在《大公报》，一样可以做工作。即使只为了了解《大公报》，也该留下。”我虽然接受了，思想并未真通。后商之于也是《华西晚报》的旧同事陈白尘。白尘说，也许做记者会好一些。我便自动要求，在《大公报》改做了记者。计做夜班编辑不到两月，编辑主任许君远颇不以为然，他原已告我，要调我入资料室，写专栏文章。如今回想前情，感到年少气盛，只以痛快为事，实在幼稚得很。

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黎澍连夜遣人送来一信，要我为《文萃》写一篇文章。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司徒雷登自北平出狱到成都，我曾在《华西晚报》写过一篇以司徒雷登谈学生运动为主题的文章。司徒雷登谓中国学生运动与工商市民爱国活动相结合，为世界各国所无，我以为其说精辟。黎澍在信中明确提出，借司徒出任，宣传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反对内战，要求民主。按我对司徒雷登的了解，他确曾有这样的言论。黎澍信送来之前，我已奉许君远之命，正在为《大公报》赶写这篇文章。再写一篇，不免重复，以致未能如黎澍命。在《文萃》改为丛刊之前，我没有为《文萃》写过文章，只是为一篇译稿作了些加工。那是加拿大和平民主人士文幼章（James Endicott）为《文萃》写的一篇文章，黎澍对译稿不满意，要我修改。

一九四八年八月，陈子涛从成都到上海。我初到上海之时，还和子涛通信，以后渐疏，他来上海的打算，我全然不知。一天夜里，我在报社写稿，唐海来电话，说是“有一个人要和你讲话”。接着，这“有一个人”接过话筒，还未说话，电话里传来呵呵一声笑。这笑声，短暂而厚实，我一听即知是子涛，真觉高兴莫名。《华西晚报》这个富有战斗性的革命报纸，被国民党查封了，子涛一人东下上海。他立即参加了《文萃》，成为黎澍的得力助手。

那时，《文萃》在福州路四川路口申达大厦办公，我上班和住宿在南京路江西路口《大公报》，我采访的范围是市政，最常去的地方是福州路江西路口的上海市政府，三个地方成一三角形，来去甚便。我常去《文萃》，一般是在编辑部屋里聊天。在那里，逐渐认识了《文萃》其他人员与非《文萃》人员。骆何民总伏案写文章，很少说话；米谷为《文萃》画画最多，总见他不停地画，我们说话至放肆处，他往往掷笔哈哈大笑。姚溱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最怪最深。他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当时一般人都穿西装，间有穿长衫的，很少人穿中山装），戴一顶礼帽，夹着一个公文包，俨然一副国民党市党部人员的样儿，后来方知他就是写军事评论大名鼎鼎的丁静、秦上校。黎澍、子涛，还有唐海，也常到《大公报》找我。想起来，不免是一桩笑话。我们有一位共同的朋友，从成都到了上海。大家对他的政治身份有误会（那年月每每以“貌”取人），背后戏称他为贾先生，意说他是假共产党，解放后才知，他是真共产党。他要找黎澍，黎澍要我转口信，不告他住址。《大公报》采访部是一个大房间，室中十余人，谈话不便，黎、陈等人来时，我们多数是出去喝咖啡，谈话。常去的地方是南京路汇中饭店和北四川路凯福饭店。大家都很穷，谁拿了稿费，就请客吃一顿。子涛名之曰：“洁樽候教。”嘴馋了，就想有人“洁樽候教”。后来子涛兼编《评论报》，我几乎每期都为《评论报》写文章，子涛笑说：“你该‘洁樽候教’了。”

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疯狂捕人。今查我为《文萃》丛刊所写《失踪人物志》，文中所列被捕者姓名，即有：“音乐工作者庄枫，新知书店职员姚永祥和他的夫人乔秀娟，女青年会麦根路女工夜校教员张莲华，协丰米号账房、榆林路工友夜校教员孙妙法，电话公司职工吴宝琳，沪江大学女生杨莹，开利无线电行女职员吴秀珍、赵海珍，市轮渡公司女职员陆瑛。”名单所列，当然是其中的极少数。一天，黎澍和子涛找我，要我从被捕者中选几个人，写几篇报告文学式的文章。我以记者身份进行采访活动，当然有利，但我日常采访范围不在此，情况不熟悉，却有困难。子涛说，《文汇报》记者崔景泰采访工运学运，熟悉情况，可以帮助我。他并说，时间紧迫，几天之内就要交稿。黎澍则已拟定题目为《失踪人物志》。于是，我开始进行采访活动。

其时，《文萃》周刊已被查禁，十六开大本子的《文萃》不能再出版，他们正酝酿改出三十二开小本子的《文萃》丛刊，每辑以一篇文章为刊名，类似一本书。当《文萃》周刊被查禁之初，我曾在《大公报》上写过一条短讯，内容是说，读者争觅难以买到的《文萃》，只能到报摊去寻。消息发表的当天，黎澍说：“我们见了这条消息，在揣测，要不是我们的人干的，就是有人捣乱。”子涛说：“这当然是老唐写的。”当时写此，一为透露《文萃》被禁，二为表达《文萃》之受读者欢迎。事前没有和黎澍商量，冒失为之。少不更事，此一例也。

接受任务之后，和崔景泰商量，选择了庄枫、杨莹、姚永祥乔秀娟夫妇共四人作为写作对象。崔景泰还帮助我了解被捕者的住址、家庭成员和亲友姓名，有的采访活动，他还陪同我去。时间紧迫，采访并不充分，有些该访问的人，未及访问。采访活动，一般须秘密进行。至今还记得的，杨莹一篇材料，主要访问了她妹妹得来。已经忘记了她妹妹的名字，只记得她在熊佛西主持的市立戏剧专科学校读书。我和佛老相熟，请他帮助，约定晚上在剧专操场上谈话。一片漆黑中，谈话进行了两个晚上。这个小姑娘天真无邪，似乎还不甚懂得她姐姐被捕之事的利害，谈话之间充满稚气。父母双亡，哥哥不和，两姐妹相依为命，姐姐入牢，妹妹前途何堪，这是不言而喻的。在庄枫家里，则为悲哀所笼罩。老父母，病卧床上的弟弟，还是中学生的外甥女，再有原准备即将结婚的、庄枫的爱人（当时称爱人，并非如现今之夫妇解），愁云堆集，悲声一片。而那间又小又黑的住着五口人的小房间，使我至今难忘。

文章写成，以《失踪人物志》为总题，共分三篇，即：《年青的音乐工作者——庄枫》、《苦难的小姐——杨莹》、《患难夫妻——姚永祥和乔秀娟》，分篇连续刊载于《文萃》丛刊之一、二、三辑，即《论喝倒彩》、《台湾真相》和《人权之歌》。三文都附有被捕者照片，姚永祥夫妇一篇，用的是他们的结婚照。文章署我的一个笔名龚子游。今天重阅这三十九年前的旧作，深感写得过于平实，缺乏起伏跌宕，只不过把能搜集到的材料，一一记出而已。所可一记的是，在文章中，我把中统局上海办事处这个特务机关的所在地亚尔培路（今陕西北路）二号，直接写了出来，把他们机关的电话号码七三九六一，和抓人的小汽车牌号“国沪一二一九二”和“国沪一二一九三”，都写了出来，善良的人们或可对此魔窟有所警惕。三篇文章的题目，也平淡一般，缺乏性格。总题目《失踪人物志》则简练有力，语句完整，铿锵有声，吸引人，那是黎澍的创造。文章发表后，靳以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周刊有文赞扬，实际自知并非成功之作。然那时并不计较这些，只在揭露而已。

还记得一件事虽小而能说明斗争策略的情节。原来准备以《失踪人物志》为《文萃》丛刊第一辑的刊名，封面也已设计好，曾见为鲜红的五个大字，即将付印。一天，我正在四马路《文萃》社，黎澍说，以此作封面刊题，太尖锐，容易被发觉，要改一个，便改以辑中夏康农的文章《论喝倒彩》为题。黎澍说改封面题名之前，姚溱曾来找他，因此我估计，他是和姚溱商量后，作此决定的。其时姚溱已受中共上海局文委的委托，参与《文萃》的领导工作。

黎澍后于四月初离沪去香港。黎澍迟早会走，我只是预感到。这时他已不住在峨眉路，也不住在闵行路《文萃》集体宿舍，他来找我的次数较前频繁，我从未问他迁住何处。他离开上海时，我参加一个记者访问团去了苏北，回沪方知他已走了。

子涛原已担负编辑部的主要工作，黎澍走后，他的担子更重。他勤勤恳恳，认真负责，精力过人，从不知倦。两腿又勤于跑，胁下夹着和他身材不相称的大皮包——那是黎澍留给他的，今存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东奔西跑，真有无穷的精力。我和他一般一两个星期见面一次，或者他来报社，或者我去北四川路北仁智里《文萃》新址，然后，我们去喝杯咖啡，或者吃一顿小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中旬之初。那天我和他在福州路一家广东饭馆“一枝春”吃中饭，谈话也特别多。我即将结婚，他举杯祝贺，我也问及他恋爱之事。在成都，有一位我们共同的朋友很喜欢他，他认为此事已成过去。七月十四日，我去杭州旅行结婚，从此竟成永诀，再也见不到子涛了。我们常开玩笑，说是亚尔培路二号有请。谶语成真，子涛真的被“请”去了，一去不复返！

我在杭州住了一星期不到，回沪之期，当在七月二十一日左右。十九日《文萃》遭破坏，自十九日至二十一日，韩月娟、陈子涛、骆何民、吴承德先后被捕。我回沪时茫然不知，直到二十三日晚，特务“光顾”我家之后，方略悉其事。我婚后住进了峨眉路一〇八号假四层屋顶，那原是《文汇报》记者陈霞飞的住处，《文汇报》被封，她迅即去了解放区，把这间房子让给了我。因是得以身经其事。其间经过，略见于黎澍所写《记上海〈文萃〉周刊和〈文萃〉三烈士》（载其所著《早岁》，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再详言之。

二十三日晚，大约八九点钟时候，我在报社写稿，突然接到我妻陶慧华电话，要我快回家，问她什么事，她不肯说。我以为子涛有什么急事来访，急忙写完稿回去。刚进大门，见过道上站着几个陌生人，现在还依稀能忆的，有一个穿浅灰色派力斯长衫的油头粉面的矮个子，还有一个胖子。同住的《文汇报》主笔张若达及其妻复旦大学学生谭家昆在旁边。看样子，他们是准备带张氏夫妇走了。见我进门，那个矮个子（显然是主要人物）即迎了上来说：“我们是查户口的。你是谁？”我如实而言，并递去一张名片。这是记者的职业习惯，并非以为《大公报》可以保险，其时我也还来不及省悟到是特务抓人。说话之间，张若达急忙上来，指着矮个子手中的一本台历，说我知道那是陈霞飞的，非他之物。该人即问我是否如此？我说是如此，我可以证明。此言甫毕，该人即说：“那就到里面去证明吧。”随即不由分说，把我和张若达夫妇带出门外，上了停在马路转角的一辆小汽车。出门之际，我回头朝四楼望去，见慧华正探窗外望。我手中还拿着一封她朋友寄我转她的信和一本电影杂志。原来，特务在我屋里搜查无所得，出室，慧华以为他们已走，便打电话催我回家。

在车上，那个油头小光棍特务说了几个名字，问我认得不？记得提到的有唐海和《时代日报》的严玉华。突然又问及陈子涛。我一听，猛省坏事了，《文萃》出了问题。因为唐海和严玉华都是记者，出头露面，为特务所注意，殆属必然，而他们都早已离开上海。子涛不做记者，公开场合不露面，特务何以会问及？《文萃》出事，可说多少在意料之中。《文萃》初改为书籍形式出版，仍冠以《文萃》丛刊之名，还写上“第二年第××期，总第××期”字样，版权页还注明编辑出版者为《文萃》社。转入秘密之后，虽在字面上屡有改变，如去掉《文萃》的名字，复又伪称系香港《文丛》出版社编辑出版，“国内通讯处”也取消了。但是，凭着每期封面刊载米谷设计的扛笔的尖兵图案，凭着每辑的内容与编排形式，特务不难嗅出味道。今查敌档资料，市警察局早在丛刊第二辑《台湾真相》出版后，即已发觉，密报该出版物系“《文萃》变相出版”，敌档中以后复逐辑汇报追查，所谓人人书报社的组织，香港出版，均未能掩过敌人耳目。《文萃》同人在白色大恐怖中被捕，恐所难免。但果真出了事，悲痛之中，仍夹着吃惊。

车子开往亚尔培路二号，日常经过该处，此时一望而知。特务把我们三人带进一室，即走开。时间过了许久，起初还和张若达夫妇闲谈几句，之后我索性翻看那本带来的电影杂志。获释之后，杂志和信都忘在那里了。

特务此来，是为抓早已离去的黎澍。抓去张若达，起因在一个台历。台历原为黎澍旧物。他走时留给了陈霞飞。我住进陈霞飞房间之前，张若达母亲曾短期住在里面，我住进后，还见此台历，后来张母来要了去。特务翻阅台历，发现一页有如下留言：“老黎，来拜过年了。子涛，唐海。”因而追问“老黎”何在。搜查中，又在谭家昆手提包里发现一封信，写信人为已列入黑名单的复旦大学学生。因而，张、谭被捕。

特务在我房间里也搜查过。不知是由于粗心，还是秉性愚蠢，一件重要凭证，他们竟视而不见。就在那两天，我收到黎澍和孟秋江分别从香港寄来的信。秋江之信，无关紧要，只说到港以后在“自开小店工作”，信未署其化名。所谓“自开小店”，是指国新社。黎澍的信就不同了，要我“结结实实”写一篇关于时为国民党杀害的一位烈士的文章寄去，并附照片。信末虽未署本名，而所用化名，已为特务机关所掌握（见后）。这两封信，我都随手放在壁炉架上，伸手即得。

约一小时左右后，那个胖特务来把我带进一间较大的办公室，要我坐在办公桌旁。桌前坐一人，大块头，正在听电话，室内还站着数人，那个油头粉面的家伙不在。我一望坐在桌前的人，即知为中统局上海办事处主任季源溥。此人是上海市参议员，我在采访市参议会大会时，几次看见过他。我听见季源溥在电话里说：“吴市长，王芸生他不能这么说，我们本来不是要抓他的人，我们要抓的是一个重要的共产党…… 这个人很重要……”他说话之间，我侧目往桌上觑去，只见一张纸条，写了几个名字，第一个是黎澍，以下几个，都是我所知道的黎澍的化名。而黎澍给我那封信上所署之名，赫然在内。这才想起放在壁炉架上那封信，不知曾否为特务搜去。如果搜去，我当出不了这个魔窟。转念一想，大约未曾发现，否则那个油头小特务刚才不会不问我。思虑之间，忽闻季源溥说：“好，吴市长，我就把他给你送去。”果然所想不差。

季源溥放下电话，装模作样地劈头一句忽问我：“你来干什么？”这真是贼问物主。我说：“你们不抓我，我来干什么？”并指着站在门侧的那个胖子，说：“喏，就是他来抓的。”季源溥反应迅速，立刻变调说：“他是警察局的，与我们无干。误会，误会。”然后说，立刻送我到吴国桢家去。我站起来往外走，又一个特务似乎送我出门，却对我施以恫吓说：“你来过了，知道了这是什么地方，出去不要乱说，否则对你没有好处。”我不理睬，扬长而去。到院中，那个油头粉面的家伙再次出现，与我同上车，直往安福路吴国桢住宅（现为上海青年话剧团）而去。

说来巧甚。那天晚上，吴国桢由南京返上海，我和《商报》记者夏治淦、《新闻报》记者严洵和张孝权（现名张文达，居港）原已相约同往吴国桢住宅采访。夏治淦晚间打电话到我家催我，慧华正茫无所措，告诉夏治淦适才发生的事。夏治淦急打电话告诉《大公报》采访主任李宗瀛，李宗瀛报告总编辑王芸生。王芸生乃打电话给吴国桢，要他立即交涉放人。吴国桢起初推说他刚回上海，明天再办。王芸生坚决告以：今晚不放人，明天就登报。国民党于此时抓《大公报》的人尚有所顾忌，王芸生这句话起了作用，逼得吴国桢干预，中统局放人，我乃有此仅只一夜之险历。

车到吴国桢家门，巧之至，夏治淦和严洵、张孝权方到，正在揿门铃。我们和那个油头光棍同入，相坐于客室。我还以为夏、严、张什么都不知道。移时，吴国桢下楼，一见我，说了一声“咦，是你！”然后，我们四个记者对吴国桢南京之行进行采访，油头特务入另室相候。

吴国桢发生“咦，是你”的惊讶，这里另有一段文章。劝工大楼惨案发生后，吴国桢举行记者招待会，颠倒黑白，说被打的人是凶手，大骂马寅初、郭沫若是肇事者。我写了一篇颇长的报道，对吴国桢的表演着实揭露和奚落了一番，《大公报》在本市版头条位置刊出。吴国桢大怒，令市政府新闻处长朱虚白逼迫《大公报》，不准我采访市政新闻。《大公报》屈从了，把我调去采访教育与外事。过了一段时期，人员不济，才又调回我采访市政。我和吴国桢见面次数甚多，吴国桢只识我面而不知我名，或者是名字和面孔对不上号，所以有此一“咦”，也许他是想：怎么我竟把你给救了出来！

采访活动匆匆结束。吴国桢指着我，对夏、严、张三位说：“我们还有点事。”这样打发走了夏等三人。油头特务入室，吴国桢对他连声道辛苦。特务说：“吴市长，我把他交给你了。”吴国桢客气地答说：“请你送他回《大公报》。”转面对我说：“这是误会。”又要我不要在外面谈这件事。吴国桢毕竟比特务高明，没有威吓的语句。临行，吴国桢谦恭地对特务说：“请多多问候源溥兄。”一场戏结束，油头特务原车送我回民国路（今人民路）报社编辑部。

在编辑部，我还得先执行记者任务，写完吴国桢返沪谈话新闻，然后向王芸生谈经过。芸生先生未多言，只说吴国桢起初推托，他强调明天登报，吴国桢才改了口。

回到家里，已近翌日凌晨，看壁炉架上，果然黎澍和秋江的信都在。再略行翻检陈霞飞两个抽屉里留下的东西，发现有一册页，上书民主同盟某一宣言，有张澜及著名民主人士多人签名。连同黎、孟两信，均投之于火。

这一天，还未起床，《文萃》的汪震宇忽来。我告以昨晚经过，要他快躲起来。又一日，晤陈白尘。白尘说，汪震宇先是上他家，未明所以然，方来我家。告白尘一夜经历，白尘说我福大。其实还有比我福大的。《文萃》破获以后，特务守候在北仁智里，去人即抓。现在澳大利亚的骆惠敏，初与我同在杭州游览，回沪后他去北仁智里看子涛，方进门，看情形有异，他连声说，走错了，转身便跑，得以免祸。

国民党怕捕我的事暴露，终究还是传扬开去。市政府新闻处长朱虚白，一天忽不无神秘地告诉我，某小报刊载了我被捕的消息。觅来一看，只简单两句话，不知其是揭露国民党，还只是作有闻之录。又一天，《华美晚报》记者邹凡扬见访，谓被捕事已有多人知道，外间传说，我在亚尔培路二号看见了被关在里面的《文汇报》、《联合晚报》同行，甚至说我听见《文汇报》记者麦少楣唱歌之声。邹凡扬问我究竟，我说，黑夜之间，只在办公室来去，能看见什么？

采访市政新闻的几位同行，贺我结婚，邀宴于金门饭店（今华侨饭店）。有一个挂着什么通讯社记者名义的特务杨久青，硬挤了进来。此人尾随我有年，有人已向我警告应加注意。席间，他不时问我被捕之事，并提出某小报何以得知其事。我说，请你去向那张报纸采访。他终于未得要领。

此后，朋友们多方打听《文萃》被捕诸人消息，所得不多，营救无从。所能做的，只是凑一点钱，转送进去。我所知者，由陈白尘交与陈原，陈原再交出。时日流逝，所能知的消息，是子涛、何民、承德在狱中备受酷刑，他们都不畏强暴，表现坚强。子涛在狱中还苦学英文。

一九四八年，《文汇报》在香港复刊，钦本立约我为该报写上海通讯，我们每周见一次面，谈情况，交稿子。从本立处得知，姚溱常为香港《文汇报》写军事评论，稿亦经由本立。是年十月，得知我被列入黑名单，被告知速走，乃离沪赴香港《大公报》。行前与本立小饮，本立告知，姚溱被捕。他要我告香港《文汇报》负责人，此后再无军事评论寄去了。我把姚溱被捕的消息带至香港后，黎澍第二天复来通知，不要再对人说。我估计是营救有望，后果然。

在香港，关于《文萃》被捕三人的消息，传来内容各异。初说是可能出狱，需要款项，朋友们凑集了一笔钱送出。至一九四九年三月始得知，陈子涛、骆何民已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三月二十七日香港文化新闻界多人联名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政府暴行。宣言刊于《华商》、《大公》、《文汇》三报。

上海解放之后，我和唐海、钦本立去看姚溱，商议追悼《文萃》死难烈士，随即进行筹备。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上海五报全部出版追悼特刊。当时不明吴承德下落，以为尚未殉难，是以特刊只提陈、骆。后来证实吴承德被押解到宁波后遇害，到十二月二十七日，上海文化界隆重举行三烈士殉难周年纪念大会。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三烈士衣冠冢落成于虹桥公墓，举行了隆重庄严的公葬仪式，墓碑为陈虞孙所撰并书。惜移墓龙华后，碑不复存。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上海举行公审反革命大会。其时我在《大公报》做夜班编辑，二十八日深夜，王芸生被邀去开会，回社后告知，姚溱要我在第二天的大会上代表《文萃》作控诉发言。杀害子涛、何民的凶手任宗炳已落网，将在大会上公审枪决。编完报纸，几乎没有睡觉，即于清晨赶至上海大厦，晤姚溱。他说，任宗炳也是杀害卢志英（涛）的凶手，两案并举，在发言中写进卢志英的事，并介绍卢志英之子女相见。卢子名大容，是陶慧华学生，也认识我。他与其父同坐牢，后来写了盛行一时的《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一书。其姐即周谷城夫人。我匆匆听他们和有关办案人员讲了些情况，急急起草发言稿，于下午在大会上进行了控诉。此时，我才感到为子涛、何民、承德与所有烈士们出了一口气。

自此，二十余年之后，十年动乱的后期，一九七三年，赴南京雨花台，谒子涛、何民墓。墓被铲而复造，两墓之中间为卢志英墓，已光秃无存。向管理处求购花圈而不可得，谓无此物。乃与小儿结树枝为环，插以野花，行礼如仪。越九年，一九八二年偕陈霞飞再赴雨花台，卢墓已修复，在三墓前再致敬礼。一瓣心香，敬献亡灵。

又越三年，一九八五年，《文萃》创刊四十周年之际，中共上海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成立《文萃》党史征集小组，以《我与〈文萃〉》为题，命为回忆文章。为存史料，为纪念这个战斗的革命刊物，尤为不忘死难的三烈士，自不能辞。拖延至今，愧未报命，现就身所经历，缕述如上。逝者如斯，生者老矣，回首前尘，怆然系之。

一九八六年十月九日草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一日抄定

（原载《上海党史资料通讯》一九八六年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