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政府怎样剥夺人民思想言论自由

现在的民主国家里，人民的基本自由，有的是明文载诸宪法，如美国、苏联，有的则是不成文法，但有具体保障，如英国。但这都是经人民痛苦牺牲才换来的。过去他们的君主都从来不会想到今天的人民会有这些权利，过去的人民稍一涉及这些权利之类的事，便马上被目为乱臣贼子而受国法裁判的，历史上有的是这样例子。但我们今天所能读到的历史都或多或少经过官方的歪曲与删改，其真实性减少了不少，虽然抹不掉历来统治者都剥夺人民自由这一大题目，但我们应用起来，就很觉不够了。

推究人类文明，不能不先从辉煌灿烂的古希腊开始。当我们提到希腊的时候，自然而然便联想到他们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的贡献。但为什么希腊人能使我们这样永远铭感难忘？柏雷教授说是“因为他们乃最初发现思想自由与讨论自由的人”。⁽¹⁾因为如此，他们在文学艺术上才会有那样大的贡献，而且即使没有太大的成绩，也给后人开了很好的先例。柏雷教授说得好：“因为这种精神的自由，不但是他们哲学的玄想、科学的进步、政制的实验之条件，并且是他们文学与艺术所以能各臻美妙的条件。以文学为例，若是他们不能对于生活作自由的批评，希腊文学万难达到他们所达到的地步。他们在人类活动的范围以内实际上已臻完备的贡献，纵或有一小部分不曾登峰造极，也不足为他们盛德之累，因为他们对于自由原理的发挥，即能使他们成为嘉惠人类的最高恩主，这种发挥实为人类前进的最大踏步。”⁽²⁾

希腊是比较自由的，他们从来没有过《圣经》和宗教上的僧侣制，这都充分表现了他们的自由思想，但政府的压迫依然是有的，只不过程度较轻而已。

希腊时代有人称之为理性自由时代，其所表现差不多都是在思想史上有着极高价值。纪元前五世纪，希腊（主要是在雅典）的所谓哲人（Sophists）大批出现，古罗芬勒斯（Xenophanex，公元前五七〇？～公元前四八〇年？）首先对于当时神的观念加以攻击。接着又有海瑞克勒特斯（Heraclitus）的物质变动说，和德谟克勒特斯（Democritus）以原子解释宇宙学说之出现，这批大都是唯物主义者，但因为当时雅典政治比较开明，他们所创造的新奇学说，除了给普通人以惊异外，并没有遭到意外的事件。在希腊史上第一件压迫人民思想自由的事是亚勒格斯沙奇辣斯（Anaxagoras）事件，Anaxagoras（公元前五〇〇～公元前四二八年）绝对否认神的存在，他说神只是抽象的观念，这当然大不利于统治阶级，神本来是和他们联系在一起，借以统治、威胁人民的，如今有人说没有这玩意，他们当然要加以惩罚了。幸亏Anaxagoras是雅典当时执政者伯里克利斯（Pericles，公元前四九五～公元前四二九年）的好友，才免了一死，仅受到极重的罚金。

又如勃罗太格拉斯（Protagoras，公元前四八〇？～公元前四一一年？）作《论神》（On the Gods）一书，以为神是不能以理性证明其有无的，一切需以人为中心。因此受政府压迫，不能不逃出雅典，他的书也完全被烧了。

再有名悲剧家攸利比提斯（Euripides，公元前四八〇～公元前四〇六年）也曾被人控告，说是他的剧本里有离经叛道的思想。

当时因为政府有系统地压制自由政策尚未出现，而在知识阶级中，所谓离经叛道的思想又极普遍，以致希腊尚有部分自由，其时之唯理主义得以发展。

跟着，有了出名的苏格拉底事件，因为当时希腊人都以为对一般平民，宗教之良好为必要的，这就是愚民政策，而苏格拉底公开反对。初是在公元前三九九年，他以不信神祇、陷害青年罪被判决死刑。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最大残害思想自由的案子。七十年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三八四～公元前三二二年）也以侮神罪而被迫逃亡出雅典。

早年的罗马帝国和后期罗马共和国，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并不大。但宗教依然是愚民工具，甚至培养迷信观念以完成统治大业。当基督教传入罗马，并逐渐为罗马人信仰时，其所遭受到的压迫是很猛烈的。在多梅新（Domitians）皇帝在位时（八一～九六年），其对信仰自由已有最大压迫，到屈金（Trajan）皇帝时（九八～一一七年在位）更有了做基督徒即处死刑的刑罚，虽然并没有严厉执行，但已可看出政府剥夺人民自由之深了。以后德修斯（Decius，二四九～二五一年在位）、华勒云（Valerian，二五三～二六〇年在位）以及戴奥克利先（Diocletian，二八四～三〇五年在位）等统治时，都曾对基督教有过极重的镇压。直到三一一年加勒里乌斯（Galerius）颁布《容忍诏》，三一三年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I the Great）和李锡尼（Licinius）颁布第二次容忍诏即所谓《密兰诏》（Edictof Milan），从此，宗教活动才不致被非法压迫。

历史是可悲的，基督教在罗马遭受了压迫，但当它一得势的时候，马上便以之压迫别者了。在君士坦丁大帝下《容忍诏》九年后，他自己竟变成教徒，并以之定为国教，禁止罗马人再有其他的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而到得多苏士一世（Theodosius Ⅰ）在位时（三七九～三九五年），更颁布最严酷的法令，剥削人民思想信仰之自由。而在三八五年西班牙神学者白利西林（Priscillian）在Trier被异端罪名而烧死，基督教内部遂正式开背正宗当处死之端。

从此以至十二世纪，基督教会会用尽气力以压迫所谓不属正宗的异说，他们应用了耶稣的寓言，说要强迫他们进来，这由有名的圣奥古斯汀（St．Augustine）铸成宗教之残杀原理，厥后有教皇英罗省狄三世（Innocent Ⅲ）治下所谓的西欧教会（Church of Western Europe），最有名的是在法国南部Languedoc，居民多信被基督教目为异端邪说的理论，于是被教皇Innocent Ⅲ召集十字军烧死缢死全部居民的事件。但这只不过形式上的铲除，到教皇格雷戈利九世（Gregory Ⅸ，一二二七～一二四一年在位）统治时，竟以有组织的制度，去搜索持“异端邪说”者，那就是有名的“宗教审讯制”（The Inquisition）。到一二五二年，教皇英罗省狄四世（Innocent Ⅳ）竟以一纸教廷通敕，使这个制度在各地方完全成立，而此专肆压迫人民思想宗教自由的机关，是在每个国家、每个城市之中，不可少的一部分社会庄严建筑内。所以柏雷教授说：“这个压制人类宗教思想自由的有力机关，在历史上是独无仅有的。”⁽³⁾

罗马皇帝佛雷德烈二世（Frederick Ⅱ，一一九四～一二五〇年在世）是比较开明的，但他还制定一些法律，规定在他南及意大利北达德意志的广泛治权之下（时当一二二〇年至一二三五年之间），凡有持“异端邪说”者，都认作化外，如果他们不肯明白悔罪，则罪在烧死，如若悔罪，也当入狱；若重犯亦处死，他们的财产充公，房屋烧毁；到第二代子孙，除叛卖祖宗学说，一概不得任国家官职。

当时的基督教会在全欧洲极尽其压迫之能事，宗教审讯制完全发展以后，凡是西方基督教的世界，都布下了天罗地网，没有一点开口的地方可以让持“异端邪说”者逃遁的。只有英国是例外，但在英王亨利四世（Henry Ⅳ，一三六七～一四一三年在世）、亨利五世（Henry Ⅴ，一三八七～一四二二年在世）在位时，政府也曾定一种特别法律，以烧刑处治“异端邪说”。此法一四〇〇年颁布，一五三三年取消过一次，但到玛丽一世（Mary Ⅰ，一五一六～一五五八年在世）在位时，又恢复了，直到一六七六年才取消。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中古时代是最黑暗专制的时代，理性已经没有，到处是专制压迫，甚至对科学的研究也是犯法的，如罗吉·培根（Roger Bacon，一二一四～一二九四年）之因研究科学，而被长期监禁。

其所以这样，是因为统治者的互相勾结，教皇和皇帝连成一气，以剥夺人民自由。其时教会在欧洲的公有法律中，加入了一条原则，那就是：“凡君主要保持王冠，都当以能为教会铲除异端邪说作条件。”⁽⁴⁾由此，人民还有什么自由可言？

十三世纪起，有了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与宗教革命，这是解放的先声，理性被解放出狱，人文主义（Humanism）由之兴起。除了此种知识方面的自由，加上许多政治上的原因，诸如教皇威权的衰落，神圣罗马帝国的解体等，最主要的还是人民逐渐组织起来争取自由，统治者不得不稍稍敛迹。

然而，这时政府对人民自由的压迫，依然是非常厉害的。宗教革命一方面是对西欧教会的破坏，但一方面却是对人民思想、信仰、言论自由的更大压迫。从教皇保罗三世（Paul Ⅲ）在位（一五三四～一五四九年）起，继续不断有教皇们改组教廷，整理财赋，以图数世纪的生存竞争，因而对人民自由的压制更有力更严厉，如像他们成立的耶稣会，在罗马设宗教审讯制，召开特权宗教会议（Council of Trent，一五四五～一五六三年）等都是，但最重要的却是实行了出版品检查制，这就是一五六四年经教皇颁布的《禁书表》（Index of Forbidden Books，拉丁文原名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表中所列都是罗马旧教禁止流传之书籍，以后随时增加。

人民依然是没有自由，到处是压制、残杀，意大利名僧人在佛罗仑斯（Florence）布道，于一四九八年竟被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Ⅵ）所杀。名意大利哲学家白兰罗（Giordano Bruno）因为主张并鼓吹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地动之说，也被烧死。

英国在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Ⅰ）与詹姆士一世（James Ⅰ）治下，也是同样的压制自由，所诛杀的人民也同样众多，但都无甚大名。后来，名诗人兼戏剧家马罗（Christopher Marlowe，一五六四～一五九三年）以持无神主义罪名被判处死刑，将治罪时，却在酒馆被人打死，但他的友人，剧作家戚德（Thomas Kyd，一五五八～一五九四年）却被处死了。同时诗人、历史学家瑞莱爵士（Sir Walter Raleigh，一五五二～一六一八年）也以不信之罪被拘审。另外有许多皆因非基督教主张而被伊丽莎白一世烧死，其中有剑桥大学Corpus Christi学院讲师克特（Francis Kett），另外勒格弟（Bartholomew Legate，一五七五？～一六一二年）也因为说耶稣与保罗、彼得一样亦是凡人，而于一六一二年在Smithfield被烧死。一月后，怀德门（Edward Wightman）也以不合正统意见，被主教烧死。专制的残酷，使英国人民觉醒了，全国普遍起来反对，于是，这两件案子便成为英国压制自由史上的最后酷刑，以后就没有烧死的罪了。

至于法国，则因亨利四世与大主教黎金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一五八五～一六四二年）及马查林（Mazarin，一六〇二～一六六一年）共同主持政府，比较能够容忍，直到一六六〇年，都比他国享受自由较多。但一六一九年在Toulouse，一位意大利学者、自由思想家范仪黎（Lucilio Vanini，一五八五～一六一九年）还是被烧死了。

文艺复兴时代，近代科学才稍萌芽，但中世纪反对研究自然的偏见，政府对科学思想的压迫，直到十七世纪前还不曾消失。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胜其举。如意大利天文家伽利略（Galileo，一五六四～一六四二年）之证明哥白尼地动说，虽有佛罗仑斯大公的保护，他依然受审讯，出版的书籍被禁止，几经严刑威胁，终于使他在晚年放弃他的科学真理，而承认宗教学说。

此后因为印刷术的发达，限制言论出版自由更厉害。远在一五〇一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就曾订出版检查法，禁止任何不曾立案的印刷事业。法王亨利二世（一五一九～一五五九年在世）亦订有印刷未经官方许可当处死罪的条文。德国的出版检查法制订于一九二五年。英国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也规定未经批准的书籍不得出版，而印刷又只限于伦敦、牛津、剑桥三处，出版法的执行权，更操于特殊的最高法院Star Chamber之手。因而在十九世纪以前，全世界没有一处是有言论、出版自由的。

像以上同样的例子，直到现在也还有形无形存在着，实在举不胜举。可以看出，各国政府都是一样的，对于人民的自由，总是想尽方法加以剥削摧残，甚至不惜以大规模的屠杀。然而，英勇的人民群众从来没有气馁。也许曾经有一些个人，受不住煎熬，而向暴力妥协，然而争取自由的历史，依然在前进着，甚至在奔跑着，广大的人民群众永远推动着这个车轮，而且胜利逐渐到来，自由终归要获得的。一二一五年六月十五日英国颁布的《大宪章》（Magna Carta）虽然是由贵族和英王约翰所订，却是保障人民权利的约法，是由人民争取得来的胜利果实。又如美国的独立成功，更是人民争自由的大胜利。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但却是具体的为人民争自由，因而才有著名的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具体保障人民自由。总之，人民自由遭受了或长或短的摧残，到现在依然有许多国家没有，而人民为自身权利的这一斗争，也还在日益展开，终将获得完全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