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明树同志的一篇杂文，引来了卢弓同志的“谆谆告诫”。卢弓同志的文章做得很巧妙，开宗明义，表示他很拥护杂文，主张“杂文尽可以、而且也必须保持自己的锋利的特点”，反对一味“中正和平”；可是，且慢，笔锋一转，禁令来了：不可如此这般，不可这般如此。洛雨同志把卢弓同志的禁令归纳为三，实际，仔细看看，还是保守了。卢弓同志所下的禁令，不止三道，还有第四：根据不足，不能断言胡明树同志文中所指的犯错误者要显示其特权与官僚；第五：“省一级的农业领导”一句话，“株连过甚”了。
这样，尽管文章巧妙，用心却很明显：扼杀杂文。不忙，这里又犯了卢弓同志的一大禁令：“显然……是猜测之辞。”为了免于把别人鼻梁抹白再加嘲笑之议，我们且将“用心”二字改为“结果”。不是吗？立论不可破！拥护杂文，而且“不见得都须‘中正和平’”，却又不可这样，不能那样，前后左右都走不通，其结果还有什么杂文？这不是扼杀是什么？
这句话也许又片面了。杂文还是有的，但那将是卢弓同志所批准的一种杂文，只此而已。
作为文学形式的一种，我以为：杂文也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写法，热讽固然好，冷嘲又何妨！即如对那位“重要的”农业部部长助理大人（恕我在此用了“大人”一辞，不知犯卢弓同志之禁否？但这位部长助理自认重要，只好以大人称之。无他，恭维其重要也）冷嘲，我看就很合用，让他感受一点“沁人的凉意”（卢弓同志语），清夜梦回，这才发觉他和新闻记者都是平等的人，又有什么不好呢？难道说这就不是卢弓同志说的“与人为善”了吗？
杂文，都写成了一种调调儿，一个模式，又有什么趣味呢？写文章的人，喜爱不同，风格各殊，写起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其结果却是一样：治病。我以为：这正是杂文的繁荣。卢弓同志喜欢“热呼呼”的，那么，尽可以写其热讽之文，我不想劝卢弓同志改变他的风格，正如我希望卢弓同志也不必禁止旁人写冷嘲文章一样。
我们不是提倡“百花齐放”吗？杂文本身，也该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花朵，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才能蔚为奇观，才能衬出鲜花来。简单化的方法，这个不准，那个不要，光杆儿花一朵，痛快则痛快矣，可惜单调了！
杂文，这玩意儿，近年来可算受了不少苦；去年夏天以后，才又重新抬头。可怜，曾几何时，又逢厄运，什么片面啦，什么老是些生活小事啦，于是，销声匿迹，翻遍报刊，所谓杂文也者，真成了“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近来，报纸上在讨论杂文的危机，我不同意客观环境变迁、杂文应该消亡那种说法。现在杂文半身不遂，我以为：客观原因多于主观，造成了许多人不敢写。然而真金不怕火烧，不管那些惧怕杂文、讨厌杂文的人如何，杂文还是花，还是医治人类灵魂的一剂良药，这就需要有人来写，大胆地来写，不管冷嘲与热讽，嬉笑怒骂，自成文章。卢弓同志的禁令也好，戒条也好，其结果都将是徒然的。
（原载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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