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与蔡元培

张元济与蔡元培这两位时代先驱，一生业绩，世所熟知，把这两位放在一起进行研究，这样的著作尚付阙如。能稍补其憾者，香港商务印书馆去年出版了《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一书，收张致蔡函八十二件，起于一九〇七年六月七日，止于一九三七年六月；蔡致张函四十九件，起于一九二五年三月，止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同时，并收张元济致其他友人函二十七件，其他友人致张元济函三十一件。全书共得来往信函一百八十九件。书采十六开精装，每页之上半部分影印原信，下半部分附该信排印件。书末有陈原跋文，于张蔡两位的关系，一生贡献，提要钩玄，有精到的见解。本书编者为张元济哲嗣树年及孙人凤父子，搜其家藏，并得蔡元培哲嗣怀新借出蔡氏信札，编成是集。香港商务印书馆仅以两个月的时间，完成编印出版，以纪念商务印书馆创办九十五周年。去年蒙该馆赠送一部，为之色喜，以为读其信，可以知其人，明其事；读其字，不只大得美的享受，亦复可助以了解其人的性格（中国书法往往可以见人性格）。而作为研究，这本书信集提供了可贵的史料。昔尝以为，书信作为史料，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盖当事件发生之时，信件草于当事者的手，必明其原委，有征可信，复有当事人的主观态度可资研究。这种材料，既非如档案记载之只是死的材料，又不是事过境迁难免记忆错误的回忆文字，也和有的本为写给旁人看的张大其词的日记不同；还有一类日记即使是实录，然由于日记主人记录时的心态膨胀难免时或过甚其词，其事便不足全信（《吴虞日记》有时即有此弊）。

《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包括其他书信，所记或不免琐细，并无特殊意义的经国大业之事，然于细微处总见精神，于平凡处见此二位中国近代化实践者的典范，更可见商务印书馆这家中国最早最有成就的出版机构对于中国学术文化的卓越贡献。今之视昔，恰恰这是最必需者。

张元济（一八六七～一九五七）蔡元培（一八六八～一九四〇）交往逾半世纪，相知极深，关系甚密。他们是同乡（一浙江海盐，一浙江绍兴），两次同年（一八八九年光绪己丑同中乡试为举人，一八九二年光绪壬辰同中会试为进士），几度同僚（蔡任翰林院编修略晚于张之为翰林院庶吉士，张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后兼代南洋公学总理，创设特班，请蔡为主任。两人同办《外交报》，张任董理，蔡为撰述。张于一九〇二年入商务印书馆后，即设编译所，聘蔡为所长，至蔡于同年六月赴青岛学习德语，准备赴德留学，张自任所长）。此“三同”只是张蔡二人关系的表面现象，联结二人在一起的，有一个最重要的“同”，那就是同心。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张蔡由知心而同心，终身不泯。

生当帝国末造，张蔡及其同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承受着时代的苦难，勤奋地吸收西方先进知识，欲中国富强，把自己全身心献给了祖国。两人同心，首先是同具爱国之心。以此为基础，一生事业所系，同心同道，正所谓志同道合，尽管所经历的路程，容有小异。

甲午战败，深深刺激中国知识分子。此于张蔡亦所共同，脱离传统道路，转向西学，二人亦所共同。其小异者，二人的经历有不同处，戊戌政变前，蔡元培在京四年，任翰林院编修。四年中，蔡元培热心西学，学习新知识。他赞成维新，然不赞成维新党人的做法，以为中国这样大，积弊这样深，救国的根本之道在于培养人材，舍此，要想靠下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把全部腐败的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乃至维新失败，他说：“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材，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口述《传略》）于是他委身教育，为中国的革新培养人材。以后进而昌言革命，参加同盟会和光复会，并热心于暗杀活动。

张之不同于蔡，在于张是戊戌维新的参加者。他从翰林院庶吉士散馆（翰林每两年须经一次考试）被任刑部主事，以后以第一名考取总理衙门章京，公余热心学英文，学西学，并与友好同办通艺学堂，热情投入戊戌维新运动。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保荐，他曾受光绪召见，谈“约两刻许”，光绪“垂问仅三十余言”，张元济“随事敷陈，首请坚定立志，勿淆异说；次则延见群臣，以宣抑滞；再次则设馆储才，以备咨询，而归重于学校科举两端”。在变法期间，光绪诏设京师大学堂，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孙家鼐拟聘张元济为大学堂总办，张以孙所用人“多非同志，极力辞退”。后设立矿务铁路总局，张兼局差。变法期间，张曾两上光绪奏折（以上均引自《张元济年谱》）。及至政变，张元济终被革职永不叙用。此后，张元济就南下上海，入南洋公学，开始了和蔡元培共同的奋斗。

在这里，要提及李鸿章对张南下任职所起的关键作用。张在总理衙门任职之初，曾由张荫桓引见过李鸿章。及戊戌政变发生之初，张赴贤良寺谒见李鸿章说是“设将变法之事遽行停罢，甚或对皇上别有举动，恐非社稷之福。中堂一身系天下之重，如能剀切敷陈，或有转移之望”。李鸿章叹气说：“小孩子懂得什么！”张被革职永不叙用后，就是这个说“小孩子懂得什么”的李鸿章，派于式枚去慰问张元济，并问今后打算。张以回上海谋生答。几天后，于式枚又来，说是“中堂已告知盛宣怀，去沪后将由盛安排工作”。此后果然如此，张得以入南洋公学。李鸿章毕竟不失为有识之士，懂得爱惜人材。而这句“小孩子懂得什么”，也是颇值玩味之语。两年后，同样一句话，又见之于李鸿章之口，对象依然是张元济。时当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之后，李鸿章由两广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要用这个洋务老手来和洋鬼子议和。李经沪北上，张求见李，劝他不必再为清廷效力。李斥之曰：“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这次，张讲话内容的含义，远比上次严重得多，李依然是这么一句话。对于这句话的理解，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孺子不足与言那么简单，它背后的意思当很丰富。李自是老谋深算，然其心情是复杂的，孙中山当年亦曾寄希望于李，意欲拥李反清，其事多莫能明。此次奉命调职北上，七月十七日离广州，二十一日抵上海，滞留不发，在上海观望长达两月余，于十月二日方抵北京，揣度李鸿章必知此行艰巨，免不了为身后留下骂名，但不去不行，终于在翌年（一九〇一年）九月签订了屈膝投降的辛丑条约，两月后果然留下骂名而死去。如果对历史人物出以简单论其事，当很容易，真知其人，则难。而论事必须知人。现在一个庞大的李鸿章全集的整理出版计划在进行中，并闻将举行李鸿章讨论会，因附及之，只望见到一个真正的李鸿章。

回到张元济。从南洋公学到商务印书馆，他和蔡元培学习新学之志凝而为一，更坚更强。两任翰林公同从马相伯学拉丁文就是一个标志。他们认识到开启民智是第一要事，便坚定地毕生从事之。办教育是开启民智，同办《外交报》亦为开启民智，译书亦为开启民智，而以后张毕生主持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七年退休后仍理商务事），得到蔡的帮助，也是开启民智。清末民初，张元济、蔡元培、高梦旦三人为商务合编中小学修身教科书，张编初小十册，高编高小四册，蔡编中学上下册，是开启民智的重要之作，一时影响甚大。张一生事业在商务，蔡则是商务的精神支柱，两人配合默契，如心手之相应。而蔡本人几次出国，都得到商务经济上资助。蔡以“党国元老”之身，一生最光辉的业绩在于长北大和创办中央研究院，这是高层次的开启民智之举，为中国的文化、科学发展开前所未有之业，张全力支持，尤以对五四前后蔡在北大之所为尤然，北大月刊的出版发行，商务给予了最优惠的条件。几十年中，商务对于中国学术文化的贡献，于蔡之主持北大及中央研究院，成为呼应。

开启民智，是一个困扰中国一百多年的老问题。维新派特别是梁启超提出这个问题，并为此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至一九〇六年，在东京，维新派的机关报《新民丛报》和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就“开明专制”问题进行争论，中心是人民的教育、知识程度够了没有，有没有做共和国公民的资格。梁启超以为不够资格，汪精卫以为够了。孙中山于此未发一言，有趣的是，十二年之后，孙中山写《建国方略之一　心理建设》，却承袭了梁启超的论点与内容，认为国民资格不足，是以须分为革命的三时期（参看拙文《“训政”与“开明专制”》。作为近代思想史上先后问世的两种学理，它们之间却有着一脉相承之处，这是意味深长而耐人思索的。此后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开启民智至关重要。时至今日，一切唯商，有识之士已不断提出人民的文化教育问题。问题不但没有解决，且愈演愈烈，并学术、文化亦均日趋衰颓，已成可有可无之事。想到蔡元培，想到张元济，想到两位和其他先驱终生所从事的事业，不禁有我思古人之叹。商务印书馆不仅以它几十年的努力，出版了许多于中国开启民智、发展学术文化大有益处的好书，而且它从经济上精神上支持了许多学者的研究，仅仅从这本《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所载张元济与其他友人的来往书信，就可以列举一部分名单。试问今之出版新闻（过去《申报》也做过这类事）机构，何以就不可能为之？

商务印书馆有许多可学之处，首先是要去研究它。就商务本身言，张元济是重要人物，高梦旦、王云五也是重要人物。近年以来，出版界史学界渐注意于张以至于高，而于王云五则讳莫如深。不能因为王做过国民党的大官而回避他在商务的工作。几年前，台湾商务印书馆送我一部四卷本《王云五年谱》，粗粗翻阅，感此人在出版事业上确有人不可及之处。不以人废言废事，这总是应该的吧。

《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之出，使我想到的，不只是这两位先驱的关系，乃写成此文。对于这本书，所微感不足者，书中排印文字，对于原件字迹的辨认和标点，尚欠仔细，致间有错误。要之，此书必当有益于世道人心。

（原载一九九三年七月十日《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