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谜》第四辑序

犹忆一九八二年底复旦大学历史系举行中国文化史学者座谈会之时，同人多目为开辟草莱之举。这自然是赞词。然从反面落墨，不免是历史的讽刺。立国数千年，以文化辉煌闻于世，在新国家建立三十三年之后，方始议论文化为何物，倡导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岂非怪事！

轻视文化，摒弃文化史，必将导致文化的毁灭。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无存，其国家与民族又将何以立足？“文革”殷鉴在迩，人谁能忘？“文革”之难，其原因固是多方面的，其内容也远远超过于文化的涵盖，而既托名文化，亦发端于文化。近之如以批判《海瑞罢官》为“文革”之序幕，远之如以批判《林家铺子》、《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等几部电影为锣鼓之前奏，无一不是指向文化。且此等被批判作品皆属名作，其作者又无一不是文化界有名人物，那么，“文革”之起，似亦可看作仇视文化之一端。六十年代初声称“资产阶级消灭了，唯一可以和我们较量的，只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预示更大的山雨将来。“文革”提出“知识越多越反动”，那已经是杀机毕露，彰明昭著的要毁灭文化、消灭知识分子了。

这种做法，虽然超过了古往今来的全世界历史，然其思想渊源，则其来有自。老祖宗正是秦始皇。然而，秦始皇只不过坑了四百六十几个知识分子，所焚之书，限于《秦记》以外的列国史乘及非属博士官之学的《诗》、《书》等，其数目自然有限得很。著名史学家汤因比分析秦始皇的焚书，认为是“以防古代中国混乱时期春秋战国以来各家学术思想会危及他所要实现的新社会秩序”。其说倒有些近于“文革”期间“烧四旧”的理由。由于我们“烧四旧”的范围比秦始皇焚书的范围大得不知多了若干倍，说明我们的神经比秦始皇衰弱许多。

汤因比还引了古代叙利亚的例子。他说，在古代希腊入侵，古代叙利亚国运中断一千年之后，重新缔造为统一国家，当攻克亚历山大港之时，哈里发阿抹对向他请示如何处理亚历山大港有名的图书馆藏书的一位将官指示说：“如果这些希腊文书籍符合上帝的圣经，那它们就是无用的，犯不着保存；如果不符合上帝的圣经，那就是有害的，应当予以销毁。”这位统治者的逻辑真是妙极，其说法复如是冠冕堂皇。“据说就是这样，整个图书馆费了九百多年收集起来的藏书，遂被拨充公共浴室的燃料而完全化为灰烬了”。叙利亚焚书的范围，看来超过了我们的“文革”所为，然只限于一个图书馆的藏书，数量自然有限，更何况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书籍亦本大不如今日，所以“文革”焚书的规模仍然是世无其匹。

汤因比谈了希特勒的焚书，却认为：“由于印刷术的发达，像这样的暴徒要想收到其所预期的‘全功’也已更加困难。”

上举这些历史上毁灭文化的例子，至今发人以深思，然亦说明其笨拙与愚蠢。汤因比举了一个手段巧妙的独裁者的做法。土耳其的凯末尔为了“使他的国人摆脱传统的波斯文化的羁绊，硬把他们纳入西方文明的塑模，但是他不采取焚书的办法，而只满足于改变字母。从一九二九年起，一切书籍报刊都要用拉丁字母印行，所有文件契约要想在法律上有效也非以拉丁字母缮写不可。”汤因比接着分析说：“既然有了这样一条法律付诸实施，这位土耳其的最高领袖当然没有必要再去仿效中国秦始皇或阿拉伯的哈里发了。”而其结果是：“现在所有波斯文、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的古典文学，已经不能为新生的一代所了解了。”⁽¹⁾

凯末尔在土耳其所做，似属于文字改革之列，不过不同于我们的简化汉字，自然其动机与效果可以分析，究不能与秦始皇、哈里发、希特勒之流的直接毁灭文化相提并论，汤因比是把它作为“文明的解体”中灵魂的分裂而出现的未来主义去研究的，是可以讨论的问题。

一般说，毁灭文化，是仇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表现。思想改造运动和文艺整风，似乎还比较客气，不那么干戈相见。以后，年年有运动，多数是在整知识分子，美其名曰学术批判，其实所批判者何止学术观点！阶级斗争的弦绷得那么紧，动不动就上纲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胡适远在海外，来一个大批判，无非是杀鸡儆猴，给留在大陆的所谓胡适门徒或受胡适学术观点影响的知识分子看。对胡适完全抹杀其对新文化运动的功绩与学术上的贡献，远不只是不公正的问题了。一部电影《武训传》，搞得来举国声讨，电影工作者与提倡平民教育的教育家人人自危。俞平伯研究《红楼梦》，被批得一无是处，而试看今日之红学研究，又有几位跳出了当年胡适、俞平伯所研究的手掌心？回头来还得承认俞平伯是《红楼梦》研究的权威。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孙冶方的经济学观点，也是那么不顾事实、不讲道理地胡批一通。如此等等，无非是文化有罪，知识该死，知识分子只能箝口而不言，或者众口齐唱一个调子。万木无声，太平静了，平地一声，乃有双百方针的提出。其反应如何，似乎不言自喻。乃竟果有直言之士——又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继之而起则是“反右派”运动。反胡风和上举多数的挂着学术批判名义的运动不同，一开始就是一场政治风暴，其结果更是触目惊心。

历述批判知识分子往事如上，非在算旧账。不难看出，多年以来，不尊重知识，不爱护文化，隐成一串之线。则大跃进时期，“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指示，似是“顺理成章”，而“文革”时期大标特标“知识越多越反动”，也就索然可解。如此，“大革文化命”乃成必然。尽管毁灭文化至于“文革”而极，表面上也成万马齐喑之态，其反作用之将发，可以预期。根据汤因比的研究，对于文明与文化的挑战，其势愈猛，其反应必然是愈激烈。文化毁灭殆近于无，而一旦“四人帮”覆灭，万木复苏，对于文化的渴求与期待，乃成万马奔腾之势，这就是近年兴起的所谓文化热之狂潮。

狂潮之来好得很。这是救国救民的狂潮，说明中华民族之生机历竭而不衰。人或谓之曰“此趋时也”。我将答以趋时作何解，所趋之时是什么？如以趋时为观风，此殆小人之行。所趋之时，为国家转衰为盛之时，民族转敝为振之时，中华子孙皆不能辞其责。不趋此时，即是“背时”。所谓“背时”，那是四川话骂人倒霉的意思。那就是不能顺应时代之潮流，必招致茕茕独立，向隅而泣。那是活该。我们就得趋这个时，沉潜下去，关心和研究国家与民族文化攸关的大问题。研究自非人人之事，关心则人谁无干？

从整个国家与民族的文化着眼，与当今世界文化作对比，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文化大大落后了。这种落后，在封建末世已见端倪，其时先进的知识分子起而呼唤，体用之争，本末之辩，于事或有所补，于情或有所顺，而终于无救于大局，传统的负担太沉重，每走一步必经千难万险。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兴起，犹如一声春雷而惊醒万物，惜乎反传统（即学习先进。具体言之，即是请进德赛两先生）之大功，因救国（民族矛盾，亦即五四之时的爱国运动）之眼前急迫而未竟其功，致使数十年后新中国建立之际，犹殷殷然期待德赛两先生之将至。阶级斗争，盲目排斥外来文化，十年蒙昧，复成闭关锁国，一旦眼开，方惊世界之殊。于是乎乃有开放与改革此深得人心之盛举。所谓开放，自然包括文化这个大范畴。

总结过去，立足现在，放眼将来，且以下面几句话概括：辉煌的过去，洪荒的十年，奋起的现在，有待的将来。前三句容易晓，后一句称为有待，盖言端看我们目前的奋起程度如何，政策持续性怎样，是以姑悬问号，以待来兹。

一个大问题是迫切需要文化的现代化。如果不充分注意文化问题，不改造传统的凝固的封闭文化，对于四个现代化的完成阻碍极大。所谓文化现代化，最重要的含义，是人的现代化，即是人的观念的改变，人的价值的提高，人的学识与文化素养的增进，是广义的文化，而非限于文化实体设施的建设，那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事。据说在前不久举行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已经有人议论及此，说是现在提出的四化，多在生产力的发展，是小四化，除此，还应该有个大四化。我以为大四化之端，即是文化的现代化。

否定传统，那是民族虚无主义。反之，侈谈昔日的辉煌，亦无救于今日的落后。昔游云冈，石壁之上，石窟艺术诚然辉煌，令人神往；石壁之下，大同煤矿的落后与矿工生活的困苦，则使人浩叹。龙门沿途的脏乱，也与古文化的发达极不相称。豆腐、太极、功夫之类词语，今天在西方，已经不用意译，只须读音，人即可解。这自然也是一种文化，然如满足于此类事物即为社会主义中国文化的代表，宁不可悲。文化危机表现于多方面，戏曲界的朋友竞谈戏曲危机，以为不合潮流，亟应改革。但是，也有人以洋人赞京戏或唱京戏而作为救亡之草，以掩盖危机之说。实际，洋人猎奇与一时的兴趣，并不能说明戏曲文化无危机。更有一种奇怪现象，一方面夸谈古文化，一方面并不爱惜文化，随意破坏文化之事，无处无之。历史短的国家，往往视一二百年的建筑和其他文化遗产为珍宝，而加意爱惜与保护。我们则反之，历史太长，坛坛罐罐太多，反而不稀奇了。如此等等，都是一个文化观念问题。而这一切，又离不开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如“五讲四美”，诚然是文明的表现，光靠标语口号，而不从提高人的文化素质着手，五讲四美能达到吗？即使一时达到，又能持久吗？心窃忧之。犹忆当“五讲四美”初提出之时，加拿大著名历史学教授陈志让对我说：“这就对头了。”（他是四川人）我答云：“就怕是一阵风。”现在果然宣传也逐渐冷却。并非我们就是喜欢搞一阵风，未足够重视文化之药方而乏治本之道也。

今天谈文化问题，和清末至五四谈这个问题仍然一样，离不开吸收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这个主题。回忆近代历史，我们在中西文化观（指广义的文化）上，有过多次的争论和各种意见的发挥。除了影响一时的体用之辩，本末之争，其著名者，诸如：吴稚晖倡科学，蔑传统，说是古书都该丢入茅厕；章太炎提倡发扬国粹，斥吴稚晖为洋奴、买办之才；蔡元培办北大主张兼容并包，被林琴南指为“覆孔孟、铲伦常”，而兴起一场论战；二十年代初，杜威、罗素相继来华讲学，以中西文化优异与能否融合为题的各家论述盛极一时；以丁文江与张君劢各为代表而有科学与玄学之争；梁启超欧游归来后力斥西方文化，提倡东西文化融合之说；学衡派与胡适等展开论战；柳诒徵提出以孔子为中心的中国文化论；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影响一时；何炳松等十教授提出了中国文化本位主义主张；鲁迅主张拿来主义，蔡元培则主先选择而后拿来，……如此等等，众说杂陈，都在为中国文化找到一个出路。

沉寂了多年的老问题，今天在新形势下提出。解决之道何在？一在清理传统文化，逐渐弄清楚，何者为精华，何者为糟粕，去糟粕而留精华。二在对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要介绍引进，细加辨别，决定取舍。中西文化观太不相同，我们未必真了解西方文化，加以中国传统之深厚，吸收外来文化往往失其本来面目，甚而是面目全非，以西方之新复中国之旧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这个问题，我在其他文章中详谈了，此处不赘），所以更须原原本本，真真实实，然后再加分辨，避免橘逾淮而为枳。全盘西化是杞人之忧，反过来说，以中化西，也未必都好。

今日吸收西方文化，与昔不同，有一大利，那就是我们是有充分主权的国家，再无所谓文化侵略了，甚而文化渗透的说法也不宜滥用。世界大通，文化总是要输出与引入的。输出者何，引入什么，在主权平等的条件下，不是如昔日之枪炮俱来，全在自由选择，那就不能再称为文化侵略。“万里休言道路赊，有谁教汝渡流沙？只今中国已多事，何事无端更乱华！”韩愈排佛，牵怒印度译经僧的陈腐思想，不当重演于今日。

上面所说，足以说明今日“文化热”兴起的因缘。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化之谜》的征稿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也就势所必至，理有固然。施宣圆、林耀琛、许立言三位主编的《中国文化之谜》不胫而走，大受欢迎，堪为之喜。据说此书可出至十多辑。蒙编者给我看了部分来信来稿，那已经是厚厚成叠。来信都表示欢迎这个专辑，进而或提供题目，或提出问题，或引发为文，这就说明，大家都重视文化这个多年被冷落或竟至有罪之物了，宁非好事。

提倡文化，重视文化，发扬和建立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新文化，除了前面说过的要有一个文化的现代化，作为研究，不外二途：其一是作高层次的文化问题与中外文化史研究；其二就是普及《中国文化之谜》这类知识性的启蒙著作。两者并重，而互为关系，各有其责。《中国文化之谜》是普及性读物，尽管所谈问题都是单独的个别的，亦能供人启发而引入宏观的和整体的研究。汤因比的皇皇巨著《历史研究》，研究的对象是整个人类的文明史，用节录本作者索麦维尔的话说，那“就是在文明社会第一次出现后，人类的历史经验的性质和式样如何的问题”。⁽²⁾而汤因比在作这项研究时，他非常强调发生作用的种种力量，并不是来自一个国家，而是来自更宽广的所在，因此提出要对整个社会的作用作全面的了解，否则便无法了解它们的局部作用。又说：“为了便于了解局部，我们一定要把注意焦点先对准整体”。⁽³⁾《中国文化之谜》提供了许多局部与个别，其作用之一，当亦为整体的研究提供了例证。欣喜之余，乐为之序。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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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上所引汤因比论述，均见其所著《历史研究》中册，第三四九～三五〇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出版，一九八六年第三次印刷。

(2) 《历史研究·节录本编者说明》。

(3) 《历史研究》上册，第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