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远庸之死

黄远庸（一八八五—一九一五），名为基，远庸其字，江西九江人。民国初年名震一时的新闻记者、评论家。以笔名远生在南北各报发表文章，并与张君劢、蓝公武合办《少年中国周刊》，时人称为梁启超门下三少年，或称新中国三少年。

第一次看到远生名字，是抗战期间读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书中引用《远生遗著》记北京举行黄花岗纪念会，蔡元培演说“声色俱厉，口手俱震，似对于某君所发”，李剑农以为“某君”乃章太炎。此后一直觅购《远生遗著》而未得。至一九八四年，商务印书馆重印《远生遗著》上下册，蒙赠一部，并邀参加翌年于庐山举行的黄远生诞生百年纪念暨学术讨论会。及至会上，远生哲嗣席群席椿复赠一部。多年未获，加倍以偿，欣何如之。读之多感，缄而未发。今盛夏翻阅，聊发所积，实为“做无益之事，遣有涯之生”而已。

一篇难尽，请先从远生之死说起。

对于近代名人，我一向不赞成熔纪念会与讨论会于一炉。纪念会乃应时而作，一般似乎只能说好话；特别是这个纪念会为家属、门生故旧所左右尤然。讨论会则唯学术讨论原则是重，有什么说什么。两者搅在一起，必成扞格。究其实，纪念只能一时，讨论则应无穷。近年来，近代名人后代或门弟子干预学术讨论，造成不良后果之事，并非鲜见。

庐山此会，亦为纪念与讨论并举，且家属戚属参加者甚多。我有些沉不住气，便在会上把以上的想法说了。说到黄远庸，我以为他是一个目光犀利、文章极佳的记者和评论家，且爱国爱民，常怀天下之忧，有民主、进步的思想。但是，为人所杀，为何被杀，又是何人所为，我搞不清楚，不知旁人搞清楚了没有。

说这番话，只是为了减除纪念的片面：在讨论会上只说些纪念会上冠冕堂皇的话，而望能引起有研究的人无所顾忌说真话。于黄远庸之死，会上已印发了几篇文章，都说是为袁世凯派人刺杀，究其所以，则全无事实的引述和论证。其极者，是我的朋友某君发表于海外的文章，全文是一些人所尽知的远生平生行事，结论说，显然杀死远生者必为袁世凯。我问他何以见其“显然”，又何以明其袁世凯之“必为”，他无词以对。我确实不明白远生被杀的真相，只是有疑而已。

远生哲嗣席群先生对我表示家属有听各种意见的雅量。姑无论是否如此，有此一语总是好的。昔年写《吴虞研究》，我家与吴家为世交，我应叫吴又陵先生为太老师，自认所写全部如实，所论持平，尚且招来又陵先生幼女来信痛斥。历史学者不得半点掺假，何况徇情。接下来的事情，却大出我的意料。

广州博物馆前馆长黄流沙揭露了远生被杀的真相。黄君研究远生有年，对被杀事始终疑莫能明。某年，有友自旧金山来穗，黄君偶与言及。其友云：他知道刺客为谁，且与其家相识。黄君即托他搜集材料，并代为联系。后黄君赴美探亲，特到旧金山访问。其时这位刺客已死，晤其义子（本人无出），得悉一九一五年在旧金山刺杀远生始末，并得见国民党（时称中华革命党）颁与刺客的奖状，称之为义士。又说，这位义士于国民党执政期间曾返广东，在家乡做过一阵小官。官声不佳，更要者，国民党不愿外间知道杀远生乃国民党之谋，便让这位刺客回旧金山去了，然在经济上则时予接济。此人逝世前，时游台湾，蒋经国均接见，然不予宣传。但是，一九一五年事发时，旧金山报纸已有报道。于是，远生之死真相大白，非死于袁世凯派人追杀，乃为中华革命党旅美支部派人刺杀于酒楼。时中华革命党旅美支部负责人为后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暨南大学新闻系教师某君，会前据黄流沙所提供材料，且已写成一文，后来在会上宣读了。

我不知道，暨南大学某君这篇文章后来发表与否，也不知道黄流沙君后来曾否写文章发表。现在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谈案件真相，真相早已大白，还有什么可谈。只是由远生之死，引起一些想法，乃吐之。

评价黄远生，不在于杀他的人为谁，为哪一方面势力。也许有人有这样的想法，为袁所杀，其人必为反袁世凯之人，为斗士，为“好人”。为国民党所杀，其人必为拥袁的人，为败类，为“坏人”。幸好这种小孩子听故事下结论的简单分类法未曾出现在庐山讨论会上，尽管有些断定远生为袁所杀的人心里不免“硬伤”。倒是南京第二档案馆某君在会上举出一件档案材料，对评价远生多少有所影响。这是远生给袁世凯的一份条陈，建议加强新闻审查的同时，要让国民党多所暴露，这样才好对付它。远生对袁世凯的看法，有一变化过程，从寄希望到失望到脱离羁绊毅然远行。尽管他是共和党人（后之进步党），然平生反对党见，反对党派纷争，主张三党（国民、共和、民主）合并。又因为他是共和党人，对袁世凯抱有希望，对国民党深有不满，以为国民党所为无非捣乱，孙中山徒事空谈（他最反对中山借外债筑铁路的计划）。上此条陈，并非意外。只是暗施诡计，颇不光明，尤其远生向倡民主，今竟议采专制手段。

对袁世凯抱有希望的人，自晚清以迄民初，在袁世凯僭位阴谋暴露以前，何可胜数。戊戌以后，人们认为，有维新思想，坐镇方面，赫然表现其政绩者，唯袁世凯。辛亥之后，人心求治，被认为能稳定秩序者，唯袁世凯。孙中山之让位，非只是从袁我两方力量的悬殊考虑，实中山亦以袁为当时唯一能拨乱反正之人，北上晤袁前后多次言论及此，澳人G．E．Morrison的书信集（澳骆惠敏编，中译本名《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中屡有记载，即从《远生遗著》亦可略见。如《记者眼光中之孙中山·其二》云：“孙君之于袁君，则曰：‘雄才大略，当世无可与代之人。’且致电黄君克强，催其北上，谓袁公地位，今实在可怜之境，并无可疑之隙。”同题《其四》系远生在京访问中山谈话记载，其谈到袁世凯之处问答如次：“（问）究竟先生对于袁总统之批评何如？（答）他是很有肩膀的，很喜欢办事的。民国现在很难得这么一个人。（问）他的新知识新思想，恐怕不够么。（答）他是很清楚的。像他向来没有到过外国的人，能够这么清楚，总算难得的。（问）他有野心没有？（答）那是没有的。他不承认共和则已，既已承认共和，若是一朝反悔，就将失信于天下，外国人也有不能答应的。除非他的兵不特能够打胜全国，并且能抵抗外国，才能办到。这是怎么能够的事情！况且现在已经号令不行于地方。他若改变宗旨，于他有什么利益呢？”

以上所引最后一问一答，提到袁世凯野心，青苹之末，问者有意，答者有心。尽管如此，中山对袁的看法仍极鲜明。这也就难怪，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一年拟重印《远生遗著》向内政部申请审定时，内政部认为《记者眼光中之孙中山》（共四篇）加上另一篇《对于三大势力之警告》应予删削，远生之子席群不同意，致未能重印。

远生诚然赞袁拥袁，即使在赞袁拥袁之时，亦多批评之词，还批评得很尖锐。时天下滔滔，赞袁拥袁者多矣。贤杰之士究非相面先生，能于僭位阴谋未露时，从袁世凯脸上看出“洪宪”二字。区区一个新闻记者，吹捧一番袁世凯，又算得了什么。贤如李大钊，尚且有拥袁文字，时在一九一三年护法之际，李大钊写《大哀篇》，其文有曰：“（各省都督）以其坐拥重兵，有恃无恐，上可以抗中央，下可以胁人民。其抗中央也，则曰吾拥护民权也。其胁人民也，则曰吾尊重国法也。究之国法当遵而彼可以不遵，民权当护而彼可以不护，不过假手于国法以抑民权，托词于民权以抗国法。国法民权胥为所利用以便厥司，中央视之无奈何也，人民视之无奈何也。”⁽¹⁾借各省都督以攻击孙中山，攻击护法，明显地表示拥护袁世凯的中央。我们能因此责李大钊吗？翌年（一九一四年），古德诺以东方国情不同为袁世凯帝制论作先容，李大钊即写《国情》以辟之。阴谋未露而求李大钊洞烛机先，也不可能。

远生一时之赞袁拥袁，那是因为他认为袁世凯可以安定秩序，使中国入治途。他认为袁世凯的长处有五：“袁总统之为人，意志镇静，能御变故，其长一也。经验丰富，周悉情伪，其长二也。见识闳远，有容纳之量，其长三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其长四也。拔擢材能，常有破格之举，能尽其死力，其长五也。”文笔一转，接下来说：“有此五长，而乃善日少而恶日多者，一由知识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势力之意太多。……某今敢断言于此，长此不变以终古，袁总统者，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之资格，而在吾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魁。”⁽²⁾在远生众多论袁文字中，仅引此一篇之数语，一扬一抑之间，足见其态度，这也是其时中国知识分子所共具，不足据以论其是与非。

问题出在以后。袁世凯看中了远生这支笔，要他为帝制效力。据远生好友林志钧（宰平）叙述，帝制事起，其内史要他“做篇文字，表示赞助之意。于是远庸大窘，一连七八天，他想延宕不作。那边天天一封两封信的催促他。某日他做了一篇论文，似是而非的，表示对于帝制之意，在远庸以为并非怎样赞成。”林志钧看了这篇文章，劝他不做为妙，远生表示有难处。“当日，远庸把那篇论文末一段又改了，比原作份量更轻。听说袁看了不满意，又叫人示意远庸，要他再作。……然他到了紧要关头，始终不肯迁就。”⁽³⁾一九一五年九月三日，远生匆忙离开北京，逃往上海。出走不是为了袁世凯追逼，而是远生临上火车前对林志钧所说：“那些人当真要和我过不去，消息甚确，我决不可再留了。”所谓“那些人”，据林志钧文前后所暗示，即国民党人（林志钧称为“某党中之某部分人”）。

远生到上海前，已在《申报》刊出与人联名启事：“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值此外患无已之时，国乱稍定之日，无端自扰。有共和一日，实难赞同一日。”到上海后，于九月六日至十四日在《申报》、《时事新报》发表本人启事，表示已辞去报纸职务，“至鄙人对于时局宗旨，与《申报》近日同人启事相同。”复从九月十四日至二十日在《申报》刊登广告《黄远庸致亚细亚报馆书》，表示“以国体问题与贵报主义不合”，早在该报出版前，即已声明脱离关系。这家报纸看来是袁系所筹办，请远生为总撰述，以作号召。九月十五日，又致函《大陆报》（该报刊登了远生与《亚细亚报》脱离关系的报道），强调在筹安会未组之前，曾允担任《亚细亚报》编辑，“然自国体问题发生与该报之态度发表后，即立行辞职出京。同时于京沪各华字报声明其事。在《申报》及《时事新报》第一次登载时为九月六日，而《亚细亚报》出版则在十日也。鄙人脱离该报既在该报出版之先，则鄙人与该报有关系之说，可见绝对虚诬矣。”⁽⁴⁾

以上一连串的表白启事，除了使国人知，重点无非是给国民党看，即远生所谓的要加害他的“那些人”。林志钧的判断是合理的：“他的致死原因，简单说来，就是对于某党中之某部分人一向太瞧不起，而自己又在北京混了多少年，因为新闻事业的关系，又有人要利用他。”⁽⁵⁾那就是国民党欲置之死地，袁世凯要利用他。袁世凯利用之不成，国民党却没有放过他。以上一系列声明，国民党当然看见了，还是不放过他，而在动手之时，在旧金山制造流言，说是远生到美是为袁世凯称帝做宣传。但又不敢公开承认是国民党杀死了这位“袁世凯的说客”，是以几十年来始终讳莫如深。即使事情暴露，也还可以用误杀掩口。其实，林志钧是清楚的，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为《远生遗著》所写长序已暗示其事。张君劢是清楚的，一九三七年二月为同书写序，也说：“呜呼，远生之反袁态度明白若此，谁料其竟蒙袒袁之恶名而遭人狙击哉！”自然，林志钧、张君劢都只讲了远生的一面。

远生之死，实在是一悲剧。远生个人的悲剧，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中国政治的悲剧。中国知识分子欲求保持其独立的人格，在中国社会，在政党纷争中，难矣！非此即彼，非杨即墨，国民党太不容人，也就难加深究了。死一方从事新闻事业四五年大露才华之远生，诚可惜。扭曲了多少有才有志的知识分子，勿宁更可叹。

当年新中国三少年，曾令多少人神往。三人之遭际命运，尔后迥异。张君劢于一九四九年之后亡命海外，粹然成为新儒学一代宗师。蓝公武乃为共产党员，全国解放后司法最高当局。黄远庸则以英年为党争而毕命枪下。当三人之创《少年中国周刊》也，驰骋文场，指天划地，恐怕谁也没有想到此后如斯不同的结局。

一九九三年七月九日

（原载一九九三年八月十四日《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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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大钊文集》上卷第五页。

(2) 《少年中国之自白》。

(3) 《〈远生遗著〉序》。

(4) 以上均见黄席群《〈远生遗著〉新版序言》。

(5) 《〈远生遗著〉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