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老学生

到了北京，元培申请留学德国。谁知愿意去欧美的学生不多，清政府经费又少，所有留学生一律改派日本。他立志学哲学，不愿去日本，只好在北京等待机会。恰好译学馆需要一个国文教员，译学馆馆长章梫（一山）即聘任元培，并兼授西洋史。译学馆系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成立，以讲授外国语言文字为主，设有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四系。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九月并入京师大学堂，改为法律院。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是以元培以后自称，任教译学馆为服务北京大学的第一次。⁽¹⁰⁶⁾他讲授国文时，编有《国文学讲义》稿，只教了几个月的书即离去，讲义没有编完。据《蔡元培年谱》所节引其讲义《叙言》手稿，论述中国言文不一致的状况，谓今人读文言文，也是一种翻译，是纵译，其为学生所出作文题，有《论我国言文不一致之弊》，⁽¹⁰⁷⁾可见，是时元培已考虑到言文分离的弊病，而在此以前办《警钟日报》时，已开始用白话写文章以广宣传之效，后来这一思想随时代发展，到了一九一九年发表《国文之将来》演讲，明确提出白话与文言的竞争，白话派一定占优胜，将来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只在美术文中或仍有一部分用文言。⁽¹⁰⁸⁾这位旧学很深的翰林公，思想绝不保守。

第二年，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五月，元培终于得偿宿愿，前往德国留学。他出身翰林，历长学校校务，年已四十一岁，回头再去学习，甘愿做一个老学生，一去四年，表现了他勤奋好学的精神。原来，此时清政府派顺天府尹孙宝琦（慕韩）为出使德国大臣，元培表示愿意随同赴德，半工半读，经孙宝琦之弟宝瑄和叶瀚关说，⁽¹⁰⁹⁾孙宝琦答应每月助银三十两供元培学习。商务印书馆又答应每月送编译费百元，元培乃得成行。据孙宝瑄《忘山庐日记》，知孙慕韩偕元培等一行，系于四月三十日由北京至天津，在天津停留到五月四日，至山海关，又停留至初八日，于初九日出关，⁽¹¹⁰⁾经陆路由俄赴德，于六月初二日抵达柏林。同行者有齐寿山。齐寿山为齐如山之弟，后元培任教育总长时，寿山任秘书。

元培在德国四年，约可分为两个学习阶段。从光绪三十三年秋到三十四年（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八年）秋，居柏林一年，这是他入学的准备阶段。所谓准备，即是学习德语。除此之外，他还为商务印书馆编译书籍。同时，并受聘担任家庭教师，为唐绍仪的侄子宝书等四人讲授国文，月入一百马克。

光绪三十四年秋至宣统三年（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之时，在莱比锡大学学习，历时三年。三年之中，听讲的范围遍及哲学、心理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民族学等。他认为哲学研究范围过广，初集中于专攻实验心理学，入实验心理学研究所进行学习研究，并入兰普来西教授主持的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学习比较文明史。在这个研究所里，一个德国学生叫但采尔的，热衷东方文化，他写的毕业论文是关于象形字的，有关中国象形字一节，元培代为选译。元培的研究学习，逐渐集中于美学。他在《自写年谱》手稿中有如下一段记载：“讲堂上既常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课，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的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尤因冯德讲授哲学史时，提出关于康德关于美学的见解，最注意于美的超越性与普遍性，就康德原书详细研读，益见美学关系的重要。”⁽¹¹¹⁾元培回国以后，多年提倡美育不遗余力，奠基于此。他学习非常认真，“一面听讲，一面请教师练德语，一面请一位将毕业的学生弗赖野摘讲冯德所讲的哲学史，借以补充讲堂上不甚明了的地方。”⁽¹¹²⁾上课之余，还曾延请讲师到寓所讲授德国文学。莱比锡大学现名马克思大学，学校档案资料室藏有元培在校所听课程及讲授者名称资料，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册全部录列，共列课程四十门（部分有重复）。⁽¹¹³⁾元培在一封给吴稚晖的信里，自述三年学习情况，中多自谦之词，亦可见其苦学而企求有成之状，摘录如后，可供了解。

勉赴学问一层，虽不敢以此自鞭辟，而来此已逾三年，拾取零星知识，如于满屋散钱中，暗摸其一二而无从联贯；又或拾得他人遗弃之钱串，而曾不名一钱，欲摸索一二相当之钱以串之，而顾东失西，都无着落，惟终日手忙脚乱，常若债负与日俱增，而不知所届。偶或悍然不顾，引我无目的之乐天观，以强自排遣，则弟之避债台也。盖弟从前受中国读书人之恶习太深，年来虽痛自洗濯，而终未能脱者。又生平有小题大作之脾气，详于小则不能不遗其大，自知其失而终不能改，故沉溺于苦海之中而不能渡也。所幸半佣半丐之生涯，尚可勉强过去，再历数年，或者摸得之散钱稍富，而渐有适当于断烂钱串者，得联合以为小小之结束，则庶几不负故人之期望矣。⁽¹¹⁴⁾

四年之中，他编译的书有《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教科书》三种。《伦理学原理》系德国包尔生（F．Paulsen）所著，共分序论、伦理学史、伦理学原理、德论及义务论、社会之形态等编。日人蟹江义丸译其序论、伦理学原理二编。元培根据蟹江义丸本，并参证原作，仍译二编，于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汉译世界名著之一。《中国伦理学史》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元培认为：中国夙重伦理学，但没有纯粹的伦理学，因而没有纯粹的伦理学史。史书上的儒林传、道学传，以至《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著作，都是哲学史，而不是伦理学史。“迩际伦理界怀疑时代之托始，异方学说之分道而输入者，如槃如烛，几有互相冲突之势。苟不得吾族固有之思想系统以相为衡准，则益将彷徨于歧路”，所以他就写了这本书。目的很明确，在西方文化输入频繁的时候，他有意研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以作比较。他又说：日本木村鹰太郎写《东西洋伦理学史》，开始以西洋学术史的规则来整理中国伦理学说。以后久保得二写《东洋伦理史要》，亦本此法。他非常赞成木村的说法，以为必须兼通东西洋，才能写出好的东洋伦理学史。他自认为“鄙人于东西伦理所涉均浅，而勉承兹乏，以木村久保二氏之作为本，而于所不安，则以记忆所及，参考所得，删补而订正之”⁽¹¹⁵⁾。上面所举，对于了解元培学术文化思想和从事文化科学教育事业，关系很重要。以后他对西方学术文化了解日益深入，成为兼通中西的通人，融合中西，主张择善而从，采其切合于中国当时者，既不守旧，又不盲目主张全盘西化，成为他此后一生的重要思想。

他写《中国伦理学史》时，这种思想已具萌芽。《中国伦理学史》分为三大时代，即先秦创始时代，汉唐继承时代，宋明理学时代，而特于第三时代之末，标举清儒中的戴震、黄宗羲、俞正燮三家学说加以介绍，“以为合于民权女权之新说”⁽¹¹⁶⁾。至一九四一年，日人中岛太郎将《中国伦理学史》译为日文，由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元培所编《中学修身教科书》共五册，出版时间则在一九一二年六月。商务印书馆对该书介绍说：“原本我国古圣贤道德之要旨，参取东西伦理大家最新之学说，熔中外为一冶。”⁽¹¹⁷⁾仍本其兼融中西思想写成，与当时传统所称修身说之唯重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不同。

元培在德国留学时期，曾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吴稚晖与李煜瀛（石曾）、张人杰（静江）在巴黎筹设世界社，宣传无政府主义。元培后来加入为社友。同年冬，刊行《世界画报》。翌年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二日（一九〇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刊行《新世纪报》，宣传革命，反对君主立宪，同时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元培的思想和主张，与之相合，每作精神呼应。⁽¹¹⁸⁾元培和他们三人，关系颇深，尤以与吴稚晖关系密切，以后四人被称为国民党四老，实际上，元培思想发展和三人日后逐渐相违，晚年更是绝然不同了。

元培在德国时生活清苦，素食。但他吃素并非全因节用而起。他在莱比锡听齐寿山说李石曾吃素，并言肉食之害，他又看了托尔斯泰著作中描写田猎的惨状，便决意吃素。之后，直到一九二一年因腿病医生劝其恢复肉食，才加改变，但仍以素食为主。他认为素食有三层用意：卫生、戒杀与节用。他的吃素则偏重戒杀一义。所谓戒杀，他解释说，这是感情问题，感情及于动物，便不吃动物；若感情及于植物，便也不吃植物了。这是不能用伦理学来解释动植物有无生命的问题。⁽¹¹⁹⁾

正当元培在德国潜心学习之际，中国发生了震惊海内的安庆、大通起义事件。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光复会两位重要人物徐锡麟和秋瑾密约在皖浙两省起义。徐锡麟以是年五月二十六日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而被捕就义，秋瑾则以六月初四日在绍兴大通学堂被捕，初六日被杀。两人中以徐锡麟与元培关系较深，元培后于一九二三年七月为锡麟之父凤鸣（梅生）写传，传中称：“长男锡麟，深沉果敢，于清末联本省会党，企革命，后赴安徽，冀乘机握兵权，占为根据地。事泄早发，手毙巡抚满人恩铭。虽所图未遂，而影响于辛亥之役甚大。世所称为徐烈士者也。”⁽¹²⁰⁾秋瑾就义之后，上海报纸颇以为出于胡道南告密。胡道南，字任臣，浙江山阴人，是元培的好友，后于宣统二年八月十五日（一九一〇年九月十八日）被暗杀于绍兴清查公产事务所。元培在德国看到上海报纸诬胡之说，大不以为然，后来写了《胡道南传》，为胡辩冤。传中有云：“予之始交君也，在二十年以前。君之于予，周其困而规其过，若昆弟然。后在绍兴中西学堂及学务公所数数共事，予之急进主义虽不为君所赞同，而吾二人之相信相爱，初未有改之也。”“秋君一案，托始于绍兴知府贵福之请，而说者则谓其端实发于告密人，或且以君为告密人之一。君之不为此，其时即有人保证之，至今日而犹大曰。顾其时构成此案之渠魁如张曾敭、贵福、李光益辈，曾莫敢动其毫发，而稍稍涉告密之嫌疑者如君，后秋案四年（引者按：实为二年余），而竟以身殉之，世事之不平，宁有甚于此者？且以君之谨慎笃厚，急公好义，方为乡里矜式，而无端横死，尤可悲也。”文末说：“秋案之起，予时在德意志，观上海报纸，颇集矢于君。予之于君，固如《儒行记》所谓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者，能决君之必不为此也。予未归而君乃竟以此遇害。清祚既移，秋案之始末公布，而君之冤大白，然死者不可复生，君则长此已矣。”⁽¹²¹⁾实则，胡道南之冤并未大白，至今尚有是说流传，并见之于电影。

革命尽管历遭挫折，但是，风云际会，已成势不可当。就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的两个月，元培的同志和朋友杨笃生在英国利物浦蹈海自杀。杨笃生名守仁，湖南长沙人，日本留学生，提倡革命不遗余力，在日本学得制造炸药方法，到上海和元培等人研究试制炸药，后赴北京译学馆教国文。元培任教译学馆，即是接杨笃生之任。杨笃生去英国后，就学于苏格兰扼堡淀，听到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失败消息，又闻列强将瓜分中国，于闰六月十一日愤而投海自尽。吴稚晖时在英国，杨笃生有遗书给他。吴稚晖函告元培经过，此后元培并撰《杨笃生先生蹈海记》一文，称“先生以革命为唯一宗旨，以制造炸弹为唯一事业”。文末引用杨笃生致吴稚晖遗书句：“自经沟渎，贤哲所羞，然弟欲求速解脱形神束缚，与他人无关，亦不复计是非嘲骂也”，而赞之曰：“呜呼，眼光心力，面面俱到，从容如此，超脱如此，读者皆将敬服不遑，宁尚有拟议是非之余地也耶？”⁽¹²²⁾

紧接着，武昌城头义旗高举，举国兴奋。消息传到德国，多年奔走革命的元培欢欣欲狂。时当八月中旬（阳历十月初旬），德国大学还在暑假之中，中学业已上课，元培因德国朋友介绍，往维铿斯多中学参观。他在这个学校住了一星期，忽然在报上看到武昌起义发动消息，“为之喜而不寐”，对革命前途表现了充分信心，认为“蜀事本有头绪，湖南、广东、安徽皆迭起而未已者，得湖北为之中枢，必将势如破竹”。所以当一个德国朋友问他：“这一次的革命是否可以成功？”他答说：“必可成功。因为革命党已预备很久了。”他本来预备在这个中学再住一星期，但革命新形势既已到来，他感到在这里没有多少宣传工作可做，便提前于十八日夜回到莱比锡。读到吴稚晖从伦敦寄去的信，信中报告武昌起义消息和留英学生响应动态，询问柏林留学生情况，表示大家应该尽力助成。他于是在当晚匆匆给吴稚晖写了一封信，并于十九日凌晨四点启程到柏林去，作响应革命的举动。⁽¹²³⁾这一个晚上，他显然没有很好地睡觉。给吴稚晖的这封信中，元培表述了他对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的看法，极关重要，留待后面介绍。

他在柏林找到留德学生俞大纯、李倜君、顾梦渔（孟余），了解到柏林中国学生响应革命的举动和情况：留德学生初得武昌捷报时，曾开会演说。开会时，除了一个汉军旗学生，全部到会，一致拥护革命。会上发了两份电报，一致上海《民立报》，一致香港《中国日报》，表示拥护新政府。中国同学会里有两面小龙旗，被四川同学刘庆恩撕碎，换上了五色旗。一天，中国使馆一个秘书到同学会里去，得意地说：“袁宫保出来了，革命军势孤了。”刘庆恩骂道：“放屁！”打了他一个耳光。这一事反映了当时留德学生的革命情绪。元培每天都到同学会去，共同读报，商量筹款发电报，大家都热烈希望各省响应革命。同学会内，各人对同学会的工作步骤，主张不一。李倜君主张应及时研究如何使新政府能迅速为外国所承认，顾梦渔主张应该首先办报纸，俞大纯则主张先应给国内发电报。元培以为李倜君和顾梦渔的办法尽管可以并行不悖，但目前不是急需，他赞成俞大纯打电报的主张。后来他们打电报给上海报馆，大意说外国都赞成革命党，希望报纸竭力鼓吹各省响应武昌。这封电报，用中文和英文发，都怕被上海电报局扣发，便用德文发，但被德国电报局以语涉妨害治安退了回来，最后是用德国电报局看不懂的中文骈文写成发出的。⁽¹²⁴⁾

元培这时还曾给孙中山写信，建议筹款购买德国克虏伯厂新式攻城炮。刘庆恩系由汉阳炮厂派来柏林调查造炮用炮方法，他建议买德国炮八尊，共约需美元十万元。元培这封信与刘同具名，他恐怕孙中山记不得他的名字，要吴稚晖在伦敦和孙面谈促成。⁽¹²⁵⁾

元培在柏林住了一个月，忙于为革命工作，情绪兴奋。自然更盼望早日回国，接受新的任务。后来陈英士发来电报促其回国，乃取道西伯利亚返国，⁽¹²⁶⁾于十月中旬抵达上海。四年老学生的生涯，于兹结束。前面提到元培是时致吴稚晖信对袁世凯颇有看法，爰为摘引如后：

……无何，昨日所见报纸有袁世凯肯任湖广总督之讯，于是弟之十分乐天观，生一顿挫。弟以为袁世凯者必不至复为曾国藩，然未必肯为华盛顿。故彼之出山，意在破坏革命军，而即借此以自帝。于是彼之出山，可作种种之预料（以袁军之势力确强于鄂党［原编者注：疑落一军字］为前提）：

（一）袁世凯提兵到鄂，欣然与革命军合而北征（此为如天之福，然以世凯前数年之情形例之，恐不能有此奢望）；

（二）袁世凯虽欲与革命党为敌，而部下则与之反对，杀世凯而连合于革命党（此则袁军之程度能否及此，弟未能悬断）；

（三）袁军竟胜革命党而提军北行，逐满自帝（此必不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终较现在为胜）；

（四）袁世凯竟为曾国藩第二。

此四者在可有之例（原编者注：疑系列字笔误），而弟之脑中乐观悲观，遂更起迭现，然终为乐观战胜。盖弟意以为第四现象为最剧之悲观，然以近十年之革命事业言之，迭进而益强，且广东湖北之事，义声著于天下，治事已有成例，他日必益益进步，至达目的而后已，可断言也。⁽¹²⁷⁾

短短一篇言论，对袁世凯可谓识透剖透。四种可能，实际上三种都由元培自己否定了，只剩下了第三种，后来事实果如所言，袁世凯逐满自帝。尽管不是他在军事上胜过革命党军，而是挟清廷以自重，在政治上赢来了革命党的妥协。当时袁世凯面目尚未充分暴露，能识破者不多，远在异国，与形势多所隔绝如元培者，竟能以此数语刻划了一个中华民国未来面目，对形势预测如此准确，实属目光如炬。他所没有料到的是，仆仆风尘，归国赴革命的他，行装甫卸，不久便要和他此时所已识透的逐满自帝的袁世凯打交道——担任迎袁南下就任大总统专使，又不能不屈服迁就于这个元凶巨憝，无能为力地听任使命归于失败。

————————————————————

(106)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选集》第二八七页。

(107)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第二一～二二页。

(108) 《国文之将来》，《蔡元培选集》第一〇四页。

(109) 孙宝瑄是年四月二十六日《日记》载：“蔡鹤卿来访，即去。诣慕兄谈。”所谈当即元培随孙慕韩出国事（见《忘山庐日记》第一〇三三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10) 《忘山庐日记》第一〇三四～一〇三七页。

(111)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第二五页。

(112)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第二三页。

(113) 见该书第一九二～二〇八页。

(114) 《民立报》，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

(115) 《中国伦理学史》，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九年版《序例》第一页及《绪论》第三一四页。

(116) 口述《传略》，新潮社编辑《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一九页。

(117) 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民立报》第一页广告。

(118) 李石曾《百年八期忆蔡公》，《蔡全集》第一三七七页。原文谓：“在法刊《世界与新世纪》，吴张两先生与余负责，孙（引者按：孙中山）蔡二公作精神之呼应。”

(119) 口述《传略》，新潮社编辑《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二〇～二一页。

(120) 《徐梅生先生传》，《蔡全集》第五七三页。

(121) 见《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人物列传，第二编第十六期，据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册第一八七～一八八页转引。

(122) 《杨笃生先生蹈海记》，《蔡全集》第五八二～五八四页。

(123) 蔡元培《辛亥革命那一年》，《越风》半月刊第二十期第一页，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出版；蔡元培《致吴稚晖函》（六），《蔡全集》第一〇三四～一〇三五页。

(124) 蔡元培《辛亥革命那一年》；《致吴稚晖函》（七）及（八），《蔡全集》第一〇三六～一〇三八页。

(125) 《致吴稚晖函》（九），《蔡全集》第一〇三九～一〇四〇页。

(126) 蔡元培《辛亥革命那一年》，《越风》半月刊第二十期第一页。

(127) 《致吴稚晖函》（六），《蔡全集》第一〇三四～一〇三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