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互保，中国近代史一件不大不小事。说它不大，不过地方督抚协同一致与外国代表共谋保全地方的安宁。说它不小，是地方敢于违抗中央，欺瞒中央，公然私自与外国订成条约。近年以来，考证东南互保，议其得失之文渐有，间亦有能得其精要者，然都忽略了一个幕后策划人的活动。没有这个人，便无所谓东南互保一事，东南一地，尤其上海一隅，在义和团起事和相继而来的八国联军大入侵中，不知会被搅成什么样子。
此人身非显要，名气颇有，富策略，善活动，如用今日通称，算得上真正的社会活动家。黄炎培曾说：此四十年间（晚清至民国），东南之局，有大事必与这位老人有关。其言或有夸诞，此人参与了东南半壁不少大事则是事实。其人乃赵凤昌，字竹君，久居沪上，结交官绅商学，所居惜阴堂，在清末宪政运动中，和狄平子《时报》内的息楼更成为立宪派活动的大本营而声名陡起，惜阴堂一直为名流聚会之所，折冲樽俎之地，而赵凤昌其人，尚有待于历史的评说。从我接触到他的材料看，一九〇三年苏报案，他扮演了为端方做密探的角色，并和福开森联络，促成了工部局下令逮人，极不光彩，而在早于此三年的庚子之变中，他做了一桩好事。
关于东南互保，赵凤昌写有回忆文字，初载于《人文月刊》，似乎未曾引起注意，后黄濬访问赵凤昌，将赵文写入《花随人圣盦摭忆》，世人渐知东南互保萌议的始末。
据黄所引赵文，庚子义和团事起，北方纷乱，上海城内忽传有拳民千人飞渡而至，旅沪巨室纷纷迁避内地，有的刚出发就遭抢劫。传说未必可信，有一桩事却赫然呈现眼前：各国兵舰连樯浦江，即分驶沿江海各岸保护侨商，英水师提督西摩（振常按：指英国东亚舰队总司令E．H．Seymour）更是拟入长江。这事刺激了赵凤昌，他认为：“倘外舰到后，与各地方一有冲突，大局瓦解，立召瓜分之祸。”于是和他的老朋友何梅生（即何嗣焜，曾为张树声幕僚）商量，他的想法是：“意欲与西摩商，各国兵舰勿入长江内地，在各省各埠之侨商教士，由各省督抚联合立约负责保护；上海租界保护，外人任之；华界保护，华官任之。总以租界内无一华兵，租界外无一外兵，力杜冲突。虽各担责任，而仍互相保护，东南各省一律合订中外互保之约。”这就是后来订立的东南互保条约的雏形。
赵、何商议后，认为“须有任枢纽之人”，意即能交通中外上下的人促成其事。他们认定盛宣怀最合宜，当由何梅生去疏通盛，何还约了一个美国人同去，因为有外国人说话，容易取得盛的信任。盛宣怀有所顾虑：“端（王）刚（毅）用事，已无中枢，今特与外人定此约，何以为继？”实际是怕担待关系。这个顾虑很自然，赵凤昌又出主意了：“可由各省督抚派候补道员来沪，随沪道径与各国驻沪领事签字。公（盛）不过誓为枢纽，非负责之人，身已凌空，后来自免关系。”这一着实在高明，盛宣怀做实事而不担名声。于是，由盛宣怀分电沿江海各督抚，讲明其事。重点对象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除了发电，还分别派人去面说。去南京的是沈瑜庆（字涛园，号爱沧，沈葆桢之子），去武汉的是沈曾植（子培）、张謇（季直）。条约是盛宣怀草拟，共八条。赵凤昌为之增加汉口租界和各口岸两条，共成十条。
一切如所商议，在上海会审公廨谈判签约了。这位赵凤昌，头脑实在灵活，认为盛宣怀既不在签约之列，即不便对外发言，而主要的中方签约人上海道余联沅“拙于应对”，便由赵巧妙安排了座次：“外人以领袖领事在前，以次各领事；中则以沪道在前，盛以太常寺卿为绅士居次，与余道坐近，再次各省派来道员。”关键是余联沅的座位要靠近盛宣怀。赵凤昌授余联沅以机宜：“倘领事有问，难于置答者，即自与盛商后再答之，庶有转圜之地。”果然，领袖领事美国总领事古纳即席发问，提出：“五月十五日上谕饬全国与外人启衅”，因说：“倘贵国大皇帝又有旨来杀洋人，遵办否？”这句问话很难回答，“遵办则此约不须订；不遵办即系逆命，逆命即无外交，焉能订约？”余联沅转向盛宣怀，盛告余：“即答以‘今日定约，系奏明办理’。”如此含糊过去，两方乃签约，东南之地，免了一场生灵涂炭。
约既签，盛、赵颇为得意，彼此标榜一番：“盛回来深服予之先见，预与余道有约，幸渡危境，予亦极称其迅答四字（按：指“奏明办理”）之圆妙。”其实，与外人签此约何曾“奏明办理”？这叫做私通外邦，罪名原本不小，然当此际会，清室中央已难指挥地方，而“位同方伯”的督抚，听任地方绅商玩了一场游戏，清室中央实在无可奈何了。两广总督李鸿章和山东巡抚袁世凯还迫不及待地自请加入条约呢。
一九九六年七月六日
（原载《上海大学学报》一九九六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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