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地蜀吏的一场荒唐官司

清朝的督抚制度是地方行政的重要体制，乾隆时期在全国设立八总督、十五巡抚始成为定制，四川总督作为封疆大吏一直位列显赫之位。但这一高官也并不好当，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川总督阿尔泰因为在马湖地区办运皇木一事，惹来杀身之祸，而到了道光时期，另一位四川总督鄂山也差点翻船，而这一回也跟马边有关。

事情是这样的，道光十二年（1832），一个叫赵岳兰的官员刚刚上任马边厅同知，却不太安心这个位置，心想着再有高升。

边地的官难做，他们的政绩考核主要是剿匪是否得力，维稳是否奏效，除此之外便可躺着睡大觉，但实际上他们从来就没有安稳的觉可睡。

那些年中，马边同知一职更换频繁，每任均不过一二年，如蜻蜓点水，而之后的升迁就只有靠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赵岳兰在这年接任他的前任张履实之职，而张履实也不过才干了两年，他的前任吴文嘉和诚斌两人更为离奇，都是在道光九年（1829）上任的，一个上一个下，但任职均未超过一年。那时，由于边地官场更换频仍，连彝地百姓都蔑视汉官，认为汉人的事情太不靠谱，“对边地官吏，见一年一更换，认作官非终身事业”（张云波《雷马屏峨边区之夷务》）。

赵岳兰是安徽合肥人，其之前的任职经历不详，但在道光十二年（1832），他刚刚当上马边厅同知不久，就突然得到一个消息，说是泸州知州一职空缺，要从其他州县调剂官员来补缺。赵岳兰闻之是蠢蠢欲动，他想这个官一定要争取一下，好歹他这个同知也是副州长的级别，离知州只有一步之遥。这时他就想到了一个人，谁呢？

“丁忧已满，延不回籍之候补从九品段崇善”（《清实录》）。

段崇善其实是个小人物，比赵岳兰的官小得多，相当于是个副科长，在当时是中国最小的官，因为在从九品以下都不叫官，他是候补从九品。

赵岳兰为什么会想到他呢？原来这个人颇有些神通广大，他认识四川总督鄂山署内的人，从丁忧已满延不回籍来看，就知道此人社会关系复杂。但这样的事情，赵岳兰明白自己不便出面，便让他的弟弟赵岳蕙来操办，很快就有了眉目：一万两银子搞定，明码实价，三个月后走马上任。

接下来，故事就开始了。

且说鄂山署里有门丁杨升、幕友杨某（名字不确）、仆妇马氏（人称马二奶）、杂役高五等人，段崇善与之相熟。这些人因为在鄂山身边服侍了多年，见识了来来往往的大小官员，能量不可小觑，民间甚至有“三杨开泰，一马腾空”的说法。所以，赵岳兰就想通过他们向鄂山牵线，用一万两银子买下泸州知州一职。

四品官的诱惑是巨大的，但赵岳兰当时拿不出那么大一笔巨款，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因为中间人就说了，我们帮你垫着，你打个借条就行了，等办成了慢慢还。明白这个道理不难，想想看，假如你高升了大家都有利可图，按现在的话说这叫多赢。

不出钱就能办事，办成了那钱自然有办法还，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是赵岳兰的算盘。于是，他弟弟赵岳蕙就出面与对方立约借了一万两。

接下来就是等着朝廷下旨任命，赵岳兰马上就要走马上任了。这时，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原来的泸州知州不走了，人家还要继续当。赵岳兰失落至极，空欢喜一场。

而这时故事才真正开始。

没有买到官，并不意味着没有办这件事。中间人就说了，钱已经打点出去了，虽然打了水漂，但已替你跑了腿，钱是实实在在花了出去的，得如数还清。赵岳兰这才明白自己成了冤大头，这不就是个圈套吗？

谁都不甘白白被骗，因为这可不是笔小钱，马边厅通判每年额定俸银也才60两，养廉银600两，赵岳兰就是再当十年同知也未必挣得到一万两银子，所以他不愿当这个掉进了坑里的闷鳖。其实，赵岳兰也是个老狐狸，在立约的时候他留了一手，没有直接经手，借条是他弟弟赵岳蕙立的，跟他赵岳兰没有关系，而这最多只能算是民事纠纷，奈何他不得。

但赵岳兰做梦也没有想到，一纸状纸飞来，说他“营私谋缺”。

谁告他呢？就是之前为他鞍前马后牵线的段崇善。段崇善之所以敢告，以为是吃定了赵岳兰经不起这样一闹，因为他得保住他的乌纱帽啊。其实，赵岳兰并不是不知道此事的风险，他行贿的对象是四川总督，如果一旦告成，他这个马边厅同知休想再当，何况这种不光彩的事情谁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呢？

但事情就是这样，当你把对方完全逼于绝地的时候，相反对方就豁出去了。所以，当赵岳兰成为被告后，他真的就豁出去了，反告高五、马二奶等人交通作弊、朋比为奸之事，而这一告让对方始料未及，事情闹得更加沸沸扬扬。

既然状纸已到府里，那就得审，原告被告都得出场。但事情却蹊跷了，鄂山署里的幕友，也就是那个名字不确的杨姓男人突然死了，而主要被告高五被鄂山派去“送柩回陕”。

不仅如此，在府里要求鄂山交出高五时，他的下属居然将高五的名字写错，半年都找不到人，“该府吴秀良系督臣保奏之员，将高五姓名讹写，备文关传，未能到案，迟延半年”。

同样离奇的是，另一个关键人马二奶也神秘失踪了，致使本案两个直接被告无一到场，官司形同儿戏。事情到这里，想必读者也猜出了几分，鄂山让这高、马两人深藏不露必有用意。而问题的关键是，那个幕友杨某也死得太离奇，直到今天，他到底姓甚名谁？何方人氏？干甚勾当？都是一个谜，史料中竟然无一字记载，这未免也太蹊跷了一点，难道这个幕后高人把自己策划成了死人？

赵岳兰就只有坐以待毙了？不，此人也非省油的灯，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状纸递到了京城，直接告鄂山包庇被告，隐匿真相。

那时候朝廷有专门监督官员的机构，如提刑按察使司，相当于现在的中纪委，不管怎么样，案子如果一直捂在四川，可能永远也见不了天日，但到了京城就可能出现转机。果然，状纸就到了京城，军机处很快就得到皇帝指示，要求处理此事，严查到底。

事情似乎又有了一丝转机。

怎么查呢？鄂山毕竟是朝中大员，下级陷害上级的事情也不是没有，所以军机处不能冤枉了一个好人，于是便在旨文中让鄂山自己先查：“著鄂山明白回奏，并自行确查，据实究办，务期水落石出，不许稍有讳饰，傥意存消弭回护。”

这样一来，被告成了自己查自己，这又是赵岳兰想不到的，但事情已经通到了天，他也没有办法了。

这里要说的是，皇帝看了赵岳兰的告状，已经明白了大致情况，一个比鄂山小几个等级的小官敢于告他，如果没有点真凭实据，这不是拿脑袋玩吗？所以，在谕文中也看得出皇帝颇有些生气，口气近乎严厉：“致有不实不尽之处，将来经朕派员查出，抑或经人控告，鄂山自问当得何罪，懔之慎之。”

道光皇帝之所以要这样处理此事，其实并不是不知道官场的腐败风气，而以四川尤甚，早就有人在告“佐杂官为买卖衙门”的各种蝇营狗苟，谁都知道这乌七八糟之“地方积弊”，但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来看看《清实录》中的记载：

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川省地方，蠹役尤横。大州县或千余人，小州县亦数百人百余人不等，遇有民间词讼事件，官准一案差派数役往传，以致差役勒索多方，动辄破产。至缉捕窃盗，亦向事主索发脚钱，私取乞丐，导致窝家诈赃，以饱私橐，真贼反令远扬。诬扳有隙之家，逐户磕索，以乞丐送官搪塞。此等差役，相继承充，良民受累。

又川省文武衙门，书役弁兵，多于衙署侧近，设局招赌，名曰厅子。而武署为尤甚，每日招引城乡富民，并土豪地棍，设局赌钱，抽头分利，破家荡产，贻害匪细。又川省佐杂等官，皆设有书役多人，串唆擅受，需索多赃，牵连贫民受累。并不肖生监，盘踞说合及至卸任，将牌票稿件，概行烧毁，一无凭证，擅受之巧无过于此，故川省谓佐杂官为买卖衙门等语。

通过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文武衙门不再是为民断案、办事、请命的地方，而早已沦为污秽之地

衙蠹盛则良民伤，而面对如此严重的官场腐败局面，皇帝无非是一厢情愿地责成地方官员严加惩治，而结果根本无丝毫改变，煌煌圣旨仍落为一纸空文，但行文中仍然是冠冕堂皇：“著瑚松额、鄂山将各项情弊，逐细搜查，无任稍有蒙混匿饰，有弊必除，有犯必惩，设法妥立章程，据实具奏断不准以空言塞责，一奏了事。”

从这个圣旨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大清王朝的腐败已经深入骨髓，高五、马二奶等不过是贪婪蠹役中的几个小人物。而赵岳兰有心买官，并深知官场能够给他带来的寻租空间，所以从本质上讲，他们之间虽有利益的得失关系，而实则是一丘之貉。

赵岳兰一案，表面看是官与衙蠹之间的一场官司，实则是大鱼吃小鱼，也才会上演这出闹剧来。接下来，鄂山这个最大的被告不仅没有退避，反而由他来主持审理此案，所谓“饬令两司严查究办”不过是陪衬而已。也就是说事情已经由鄂山完全掌控在手，这一点赵岳兰应该早料到，但他还是打错了算盘，以为会为社稷着想的皇帝是他的救命稻草，但诡异的是，皇帝居然也靠不住。

就在这个时候，高五出现，他确实没有失踪的必要了，便从陕西大摇大摆地回到了成都。马二奶这个小脚女人也从乡下回来，她好像只是去走了回人户。也就是说，被告一个不缺，全数到场，签字画押，呈堂证供。自行审理的结果可想而知，审完之后，鄂山交出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讲述了事情的详细经过：原来是有个叫郑瑞的人，此人为衙蠹，即官场串串，他打听到有“调剂州县”的消息，便动了心思起意诈骗，于是就找上了赵岳兰。赵岳兰对升官之事兴趣极浓，便欣然答允，但他当时没有那么多的钱，郑瑞便说可以找他的朋友帮忙，这笔巨款可以从一个叫段兴的人那里借，只需要赵岳兰立个借约就行，事成后这钱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大家都有好处，于是便立银票一万两用作打点。后来事情未成，但借约在，郑瑞、段兴等人就找到赵岳兰索诈，赵岳兰知道中计，坚持不认，段崇善便翻脸，将赵岳兰用银谋缺之事告上了府衙，这才有了后面的故事。

请注意，这个案子的状述中又多出了两人：郑瑞和段兴。而这两人才是此案的真正主谋，之前的那几个被告如高五、马二奶等均干系不大，连串谋都算不上，无非也是无知受骗，况且已经被鄂山撵出了署内。

同时，整个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诓骗未成”，也就是说这只是个未遂的诈骗案，犯罪程度大为降低。不仅如此，在整个案件中鄂山本人是完全不知情的，所以他与此案无关。不过，在报告中，鄂山也谦虚地检讨了自己的过错：“既有厮役人等招摇生事，无论情事大小，总当奏明办理，方能服众而免私嫌。”

这样一来，这起闹得沸沸扬扬的案子顿时烟消云散。

但皇帝觉得事情如就这样完结，草草了案，必然会助长歪风邪气，于是就在奏折上批示：“交瑚松额督同藩司李羲文秉公严审，务得确情，按律定拟。”

这个瑚松额是前任的成都将军、四川总督，同鄂山关系不错，两人同是满人，又曾同在四川共事。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后来（道光十四年）一起经办过峨边“偷挖竹笋”而引发的抢掠夷案，当时派统兵杨芳去督办，哪知道杨芳好大喜功，办理不善，他们均被连累，同时受到了降一级留任的处分。所以，有了这样的患难交情，鄂山会有什么问题？

在调查审理了一阵后，瑚松额在奏折中写道：“鄂山署内幕友家丁，讯无交通作弊情事，并鄂山于访闻此案之后，尚无徇私回护。惟案内既有干连已逐厮役，并不奏明办理，仅止照例咨部，不自引嫌，鄂山着交部严加议处。”

其实，他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是明摆着的，想完全脱了干系不可能，鄂山的责任仅仅在于立场不坚定，但案情的厉害程度已经降到了最低，所谓“严加议处”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说法，也就是说狗咬了人，主人无论如何都得负一定的看管责任。其实，他们是深知朝廷的规矩和皇帝的脾性的，当然整个案子前后之离奇复杂，确实也需要小说家的智慧。

马边厅同知赵岳兰买官案到此就了结，最后的结果是：鄂山降五级留任，赵岳兰革职。

其实，道光皇帝对鄂山是留了一手的，只是他略略有些叹息：“该督无非咎止失察，有何紧要，乃如此含糊结案，反中一私字，朕为该督惜之。”

通过“朕为该督惜之”一语，可以看出皇帝对鄂山的偏爱，这或许同乾隆皇帝偏爱和珅一样，封建王朝的专制从这里也可窥其一斑，所以吏治若无宪政制约，只凭皇帝的个人喜好，难免奸佞当道。

虽然降了几级，但鄂山几乎没有受什么影响，仍然大权在握，稳坐泰山。道光十七年（1837），名将杨遇春在成都去世，鄂山去见道光皇帝，他仍然享受着宠臣待遇，这在《清实录》中还有相关记载：“上年冬间，四川总督鄂山来京陛见。朕特亲书福寿二字，颁发内府人参十两，令鄂山带回赏给祗领。”

也就在这一年，即道光十八年（1838）闰四月，鄂山调任刑部尚书。而赵岳兰从此再无消息，也就在他被罢免的道光十三年（1833），他的职务被一个叫姜廷灿的人接任，他是死是活就没有人知道了。

此后四十多年当中，四川马边厅一共换了二十多任同知，均是平安过渡，再无像赵岳兰这样的事情发生。甚至在同治九年（1870）还出了个张秉绅，他因为剿匪有功被朝廷赏赐花翎，并“送部引见，候旨录用”，算是正正当当地得到了晋升。在后来的同治十三年（1874），马边厅同知徐璞玉也因为廉洁勤政，在他调走的时候，当地士绅为他立了一块“红牌坊”。也有反面人物，在之后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马边同知陈再廉因为“庸暗无能，任丁舞弊”（《清实录》）而被革职，被划到了劣吏的一类中。

在马边，清廉之官可能遵照儒家道统行事，廉洁奉公，此如张秉绅、徐璞玉；而腐败之官则是甘心堕落、胡作非为，此如赵岳兰、陈再廉。小小的马边一地，就可以在这些频繁更替的官员身影中，看到封建王朝的官僚体系犹如一条被掩盖的臭水沟。难怪在嘉庆八年（1803）当过马边厅同知的周斯才在给家人的一诗中写道：“宦境奔驰难了局，汝家清白少余赀。”

他真的是有些纠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