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李耶，人耶

乍听起来，这个标题有点怪异，怎么能把“行李”和人扯在一起呢？连三岁的孩子都知道，“行李”是指人们出门所携带的物品。但“行李”最初指称的对象，是千真万确的人，而不是物。是什么人呢？是外交官。典出《左传·僖公三十年》：“行李之往来，共（供）其乏困。”对这句原典注家杜预作了十分明白的注释。他说：“行李，使人也。”所谓使，即外交使节。清代学者郝懿行作了考证。他在《证俗文》卷六中说：“古者行人谓之‘行李’，本当作‘行理’，理，治也。作‘李’者，古字假借通用。”他这段话的意思是：“李”和“理”均为通假字，行李者，即为行走之谓也，是奔波于国外办理国家事务的使臣。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在《左传》中，“行李”和“行理”每每互用，如昭公十三年：“行理之命，无月不至。”杜预注：“行理，使人通聘问者。”《国语·周语》中周之秩官曰：“敌国宾至，关尹以告，行理以节逆之。”这里，《国语》也把“行李”写成“行理”。

我们知道，《左传》和《国语》成书，均在公元前464年。这就可以判定“行李”一词至少产生于东周。历史上东周分为两个阶段：前一时代为春秋，后一时代为战国，可以说整个东周，“行李”的外交活动十分频繁活跃。

到了汉代，“行李”的意义，开始由人及物，即由“行李”引申为“行旅”。爱国女诗人蔡琰《胡笳十八拍》有云：“追思往日兮行李难。”这里的“行李”一词，明显指行旅。

从唐代开始，“行李”的词义又有了明显的变化，它由“行旅”又引申为“行装”。唐代大诗人白居易题赠李卢二中丞诗云：“闻君每来去，矻矻事行李。”这里的行李就是出门带的东西。

从此以后，“行李”的含义，便逐渐由人过渡到物了。但是“行李”指人的用法，就是在唐代仍然存在。如唐代诗人高适送别友人的诗中说：“立谈多感激,行李即严凝。”唐代诗人张说的诗云：“柏台简行李,兰殿锡朝衣。”以上这两句诗中的“行李”都是指人的，原意是大官出门时，应当由“行李”做前导（相当礼宾司长）。

到了宋代，“行李”指物的用法已经比较普遍了。宋代苏轼《与程德孺运使书》：“约程四月间到真州，当遣儿子迈往宜兴取行李。”宋代张邦基的《墨庄漫录》：“早晚即行。试遣人行往求之，时行李已出房。”上边这两个例证分明都是指的行装。尽管这种用法已经相当普遍，但仍有人对它进行非议。宋代文人马永卿说：“今人以‘行李’为随行之物，失之远矣。”他认为把外交官变为行装是个大错误。这时宋代学者方勺对他的论述作了反驳。他在《泊宅编》中说：“盖人将有行，必先治装，如孟子之言治任，治行，皆治装之意。今以行李名装，何为不可！”看来，方勺的见解颇有见地，他为“行李”由人变物，廓清了思想障碍。

到了明代继续沿袭“行李”即行装的用法。如明代的词人冯惟敏在《南锁南枝·盹妓》一曲里说：“半夜三更路儿又蹊跷，东倒西欹顾不的（得）行李。”

行李一词的变迁记，历经2000多年，分三个阶段：使人——行装——行李。各个阶段均混合使用。在现代汉语中大部分义项均已消失殆尽，只保留“行装”这唯一义项。《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版），对行李的注释是“出门所带的包裹、箱子等”。如今，除了上年纪老饱学外，很多年轻人大概不了解“行李”的原意为何。但有一点应当肯定，“行李”的变迁，意味时代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