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宗清的柔软一面

宋宗清是讲故事高手，他好像完全知道我想要怎样的素材一样，该粗略的粗略，该细致的细致。前面三个故事，即战士养小猪、赵红梅和李高唐以及那个一次收到时间相差半年的电报的战士，都出自宋宗清之口。最后那个故事的另一个主角，就是宋宗清。得知这个情况，宋宗清向兵站站长建议，在来年清明节之前，让这个战士回家一趟，去父亲坟堆上烧些纸钱祭奠一番，尽尽人子的本分。

能够体谅战士的干部，都是可敬的。尤其是在川藏线那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中，人待几年变傻、变迟钝不说，找对象难，尽孝心更难。而时间匆促，一个人，长年累月在高原的生活，说得残酷一点，就像高僧面壁苦修。而人本身就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过分地去压抑和克制，必然导致异常。

1992年，部队上线，行进到邦达，突遇百年不遇的大暴雪。500多公里的道路全部被封冻。6个连队，还有400多名地方人员，大部分是藏民和赴藏旅游者，只能待在邦达兵站等待救援。兵站本来就小，粮食和蔬菜储备明显不足。上千人每天要吃要喝，不过三天时间，兵站粮油告急。到第六天，炊事班战士已经无米下锅了。宋宗清找到站长，说拿几杆枪出来用用。

那时候，兵站还配备了枪支，但管理严格。站长觉得这样不行，没有上级命令，擅自拿枪出来是违反纪律的。宋宗清说：“这是非常时期，眼看就要饿死人了，咱们得想法自救和救人。再说，天底下哪里还有救人命的事情重要呢？”站长也觉得是这个理，但还是很犹豫。宋宗清说：“这件事我负责，回到兵站部后，立马向首长报告情况，并把消耗的子弹补回来。”说着话，宋宗清就拉过纸和笔，当场写了一份保证书。

满山大雪，天地之间，一片茫茫，冷风在沟壑之间横冲直撞，吹得人心发慌。宋宗清带了三四个战士，每人一条枪，到邦达兵站二号沟打羊子（野羊）。西藏的野羊比较多，但都在森林里面，一般很难见到。第一次，宋宗清他们晃悠了半天，也没碰到一只。第二天，已经有人饿得昏迷了。宋宗清咬咬牙，带上人和枪，又去了二号沟。前面说过，邦达兵站海拔5008米，人都不敢快步走，走得快了，就心跳加速，随时都有昏倒的可能。他们几个趟着齐腰深的大雪，把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满山沟里逡巡。果然有羊子！宋宗清眼尖，一下子就看到几只羊子在白雪覆盖的森林边找草吃。枪声之后，羊子应声倒地。就在这时，又有几只羊子惊慌奔跑，但雪太深，也跑不快。再一阵枪响，三四只羊子发出哀鸣，倒在了雪窝中。

第三天，他们又去了一次，收获了五六只羊子。

那几只羊，真解决了大问题。要不然，可能真的会有人饿死。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1996年，某汽车团一个连的车队在东巴拉山受阻，也是泥石流和崩山。那时候，一个战士只带着一天的口粮，车队却堵了8天。没吃的，连长就发动战士们去挖地老鼠、雪猪。地老鼠就是田鼠，也算是藏区一种野地鼠，通常藏在洞子里，而且都比较深。雪猪也叫喜马拉雅旱獭，为松鼠科动物，体型肥大，长50厘米左右，成年的大都在5公斤左右。

按照宋宗清的说法，这可能是川藏线上最美味的食物，能够找到并逮住的话，也算是一件有福气的事情。

还有一年，78525部队一个连队在培龙沟大塌方区遇阻，也是八天，带的食物吃完了之后，大家饿得不行了，才想起车厢里还有半袋面粉。他就叫战士提下来，拿了水桶，到低处的河里提水上来。别看提一桶水，就是半桶，也得几个人轮着来，上坡不能急了，还得悠着点，不然的话，缺氧会让人晕倒，甚至有生命危险。在高原，很多时候的生死都在一瞬之间，无法预料。

以前的时候，从迫龙天险到然乌沟，都是飞石路段。汽车20团有个烈士，名字叫作黄献春，在然乌沟遇到塌方，营长带队组织他们自己排险。为确保安全，防止山顶再有滚石，他们在对面山顶安插了一个观察点。大家都在低头搬石头，忽然山顶滚下来一群大石头。对面山上的战士看到了，就大喊，可因为距离太远，又刮风，传到这里，只有些人听到了，赶紧躲开。黄献春没听到，还有他旁边的营长。当两人发觉时，石头已经冲着他们俩劈面而来。千钧一发之际，黄献春一把推开营长，自己却被石头砸中了。

这种惨剧，在以前的川藏线，几乎每年都有干部、战士遭遇。在川藏兵站部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是用来说二郎山艰险的。那个顺口溜这样说：“车过二郎山，如过鬼门关，万幸不翻车，还得练三天，过了老虎沟，还有鬼招手。”二郎山，位于四川天全县境内，海拔3732米，为清漪江和大渡河的分水岭。现在有隧道通过，但在此之前，长达58年的时间中，二郎山还是盘山公路，飞石路段众多。牺牲在二郎山的干部、战士很多，遇到特别险要的路段，一般都是连长、指导员亲自指挥，特别是冬季，看着路面不错，但尘土下面有暗冰，一不小心就翻下去了。遇到这种情况，带队干部都要老驾驶员驾驶，其他人则徒步上、下山。而且路上不能错车，一旦遇到迎头车，错车的空间都没有。1990年，声势浩大的军民共建文明川藏线会议在泸定召开。其中，参会的泸定县精神文明办主任是个女同志，她儿子搭乘地方车过二郎山时候，突然掉下来一块半个卡车车厢大的石头，一下子就把驾驶室砸扁了。司机和她儿子都成了肉泥，在车里根本取不出来。

前面高聚军所说的飞仙关，宋宗清也讲到。他说，有一年，一个军需助理员，他奉命去检查一下部队要上线的物质装备情况。凌晨他就带了一辆吉普车出发了，到飞仙关也碰到大雾，吉普车也在那里冲了下去。他摔得头都不见了，最后，做了一个木头头，装在脖子上下葬了。

这种惨烈，一般人想象不到。在和平时期，还有一些人拿生命与大自然做赌博。宋宗清还说，他在20团当组织股长时候，有些年，好像成了专门优抚和安抚遇难官兵家属的专职人员。那时候，牺牲一个官兵，抚恤金才2000块。远一点的家属来队，回去就所剩无几了。那些年，兵站部一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即，在金沙江以东牺牲的，尸体运回雅安安葬，金沙江以西牺牲的，就地掩埋。

可以想见，金沙江以西的道路上，有多少座坟茔？而且是孤魂，很多家属要求上川藏线去祭奠自己儿子、丈夫和父亲，但由于高原地区行车艰难，又极度缺氧，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的，倘若再有烈士的家属不测，那罪过可就更大了！有一年，一个战士不幸牺牲了，地点在金沙江以东。运回雅安安葬。战士的老家在四川一个县。孩子牺牲了，通知家属来。家属来了，是牺牲战士的姐夫陪着岳父母来的。两位老人来了后，哭了一场。然后，一点怨言也没有。宋宗清了解到，老人家只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儿子牺牲了，就只好跟着女婿过。女婿也十分木讷，什么话也不说。看着两位老人凄苦的样子，宋宗清落泪了，擅自答应两位老人，再多加500块钱的抚恤金。他自己当场掏出200块钱，递到老人手中。

随后，宋宗清写信给一个老人所在县武装部任职的战友，让他务必为老人办理五保户手续。虽然一个月没有多少钱，但老人总算老来有个保障，买个油盐酱醋和零用。

听到这里，我再次泪下，也觉得，宋宗清这件事做得很对、很人性，是一件功德，也体现了一个人的悲悯情怀。其实，无论是领导还是个人，对于不幸和苦难的人，其实都做不了多少。但有一份心，有实际行动，似乎就足够了。

宋宗清还说到汽车20团的寥显益政委。寥显益是湖北利川人，入伍前在邮电局参加了工作。那年代，有一份工作的人很受人羡慕，基本上都不愿意当兵，可他不一样，听说验兵了，就去参加，家人打骂都拦不住他。这小子还争气，果真验上了。到部队，又提了干。当连长时候，有一年带着车队行进到迫龙天险。天降暴雨，而且越下越大。迫龙沟有一座钢制大桥。遇到这样的情况，无论如何要把车队带过去，不然，一旦发生泥石流、滑坡，车队就有被埋掉的危险。廖政委就冒雨站在旁边一个土台子上指挥过河。山洪暴发后，桥梁被水吞没了。也没有护栏，要想过去，就得有个标示。廖政委也是急中生智，让战士们把背包绳子拿出来，接起来，先派几个人蹚水过去，在两边拉上警戒线，然后再组织车队过河。

这样也是一个好方法，车队徐徐过河，就剩最后一台车了，可泥石流却发生了，一下子把廖政委吞没了。车上战士看到，跳下来，就在泥浆里翻找廖政委。幸好埋得不深，翻了几下，就看到一只手，几个战士冲过来，抓住，硬是把寥显益政委拖了出来。

这种生死情谊，可以说是川藏线上汽车兵独有的。

但是，兵站的干部、战士也苦。有一个干部，在邦达兵站，家属孩子为了支持他，都搬到了兵站。小孩一天天长大，要上学，可周边没有一座学校。无奈，那位干部只好把孩子送到距离兵站二十里外的一座藏族学校。几年后，孩子学得一口流利藏语，却一句汉语也不会说了。他转业回地方，当地学校不收。通过部队做工作，才找到了一所学校接收。但是，孩子都十四岁了，还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起。

宋宗清本人也是。每次上线，退休了的母亲就担心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无论他回家多么晚了，母亲总在门口坐着，看到他进门，才回屋休息。有一年，部队上线来回两个多月，孩子才五岁多。有天晚上他回来，和老婆孩子睡在一起。儿子醒来，看了看，就对他进行拳打脚踢，嚷着说：“你是谁，和妈妈睡在一起？”他笑了，把孩子抱住，眼泪唰唰流。孩子还对邻居和熟人说：“有个叔叔，晚上和妈妈睡在一起。”知道的战友和邻居一笑了之，不知道的，会不明就里地对他妻子冷眼相看。

（2012年8月4日于成都国防家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