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卷书与万里路

治水的刘彝草木威名，功勋卓著；绘画的刘彝卒而无名，少人问津。威名与微名，蹊跷地攒集于北宋这位水利部长“都水丞”一身。可是，剔除历代水利部门的行业同仁，真正让刘彝竖子成名的，却是他在自己并不擅长、庸无建树的绘画理论《画旨》所抛出的一句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读书与行旅本是一对孪生姐妹，是提升人生品质的两翼，欲脱学识之贫，欲达智慧之富，二者缺一不可。刘彝将二者等同视之，实乃真知灼见。只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半个聋子，半个瞎子，整一只嗡嗡乱飞的无头苍蝇。只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半个傻子，半个呆子，整一只高度近视的书蠹。

可是，我国的格言宝库里收录着一句反方的谠话：“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探赜索隐，出典居然是我极度推崇的圣人“太上老君”：“不出门，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秀才，除了科举考级的学位“生员”外，泛指广大读书人。在认知世界的征途上没有先验可行，遗传基因谱就的禀赋并不包含知识本身，只能提供吸纳知识和转化智慧的机能差别。因此，获取知识的渠道只有两条，一条是直接的亲历经验，另一条是间接的他人传授。一个优秀的有悟性的读书人，博学而多才，初步具备洞察世事变迁和预测未来走势的能力基础，决非谬采虚声。社会发展史之所以呈现青胜于蓝的趋势，一茬超越一茬，就是因为后嗣站在前辈的肩膀上，以史为鉴，以读书为主要渠道，持续加以甄别和弃扬的必然结果。

然而，读书所获得的知识只能是一个人完备的认知结构的一半，不可取代只能来源于“行路”所经验的另一半。个中的关联还不止这么简单，一旦囿于书籍，与世隔绝，使行路的“另一半”沦丧殆尽，那么，大脑储存区就会发生偏瘫，然后快速传导到已知的“这一半”，使之变成一纸空文，落得一文不值。于是，见多识广的绍兴师爷陆放翁冷冷发话：“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老子是中国哲学的第一人，也是中国智慧的第一人。学界有人甚至把他拥戴为世界智慧的翘楚，恐有想皈依道观之嫌。然而，如此睿智绝顶的圣贤，怎么会蔑视“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把“行”看得无足轻重呢？其实不是这样的，且看老聃的另一段语录：“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行就是社会实践，闻道不仅要行，而且要奋力前行，才能成为人上人的“上士”。作为王室图书馆的负责人，老子“读万卷书”是毫无异议的。但老子的人生阅历同样丰富。年少时牧牛耕读，做过地方官吏，后充任周朝“守藏室之官”，继而退隐故里，不久出关讲学，周游列国诸地，著作了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的《道德经》。期间，他洞悉日月经天与君臣纬地，对社会嬗变和人生俯仰明察秋毫，运用周易学说的精粹加以辨析，对他自以为哲学（宇宙）最根本的问题，作出充满辩证法精神的解答。通过最后遁形无迹的宿命，我们有理由推测，老人家极有可能辞世在“行万里路”时的异国（诸侯国）他乡。

一议对一事。闻道只是一种获取知识的过程，只要我们既不做盲流，又不做书呆子，把读书与行旅结合起来就能达到。悟道却是一种智慧，必须在获得足够文化学养和社会体验的基础上，重新做回自己，进行彻底的内观返照，廓清目中的翳障，滤尽心中的杂质，“致虚极，守静笃”。只有灵魂得到安顿，才能登高望远，钩深致远，才能以本明的智慧和虚静的心境，观察天地万物和人间万象，透过一切纷繁的表象明晰事物的内质，从而觉悟天道、地道和人道。

由此可见，关门闭牖就可以彻悟大道的说法，必然有其先决条件，不可能在一个只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抑或只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的人身上发生奇迹，纵是天才也属枉然。当然，老聃天资天赐，属于行星级的奇人，为常人望尘莫及，当系别论。则“读万卷书”，且“行万里路”，未必能把我们一个个捏造成伟大的老子。然而，只要你孜孜不倦地读下去，殷殷不怠地行下去，定期不定期进行内省与外观，就算你成不了杰出的智者，也会晋升为拎得清的明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