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调查体验中得出主题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从亲身调查体验中得出文章主题，文章一定深刻和富有感染力。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就是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在长期的领导实践中，办法多，点子妙，一用就灵，效果特好。这引起人们由衷的敬佩，以至在一定程度上神化了毛泽东。其实，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在变幻莫测的斗争形势下，他也有忧愁苦恼、寝食难安的时候，只不过他能化解。“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毛泽东如是说。

毛泽东是共产党内调查研究的大力倡导者和积极实践者。他强调领导者要亲自出马搞调查：

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自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7]

他自青年时代起以至在长期的领导岗位上，走遍大江南北，深入农村厂矿，扑下身子搞调查，亲自总结实践经验，取得了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兴国调查》《寻乌调查》等一大批宝贵的调研成果。调查中，他把调查对象当作可敬的先生，自己甘做小学生，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向实践寻求真理，了解了大量第一手情况，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通过调查研究，他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有了发言权，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从一定意义上说，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毛泽东智慧的源泉，并且成就了毛泽东的千秋伟业和一生的辉煌。

毛泽东不仅重视调查研究，而且更加重视调查研究成果。1930年5月，他在寻乌调查过程中撰写了《调查工作》一文，从哲学高度对如何开展调查研究作了理论上的概括，阐明了调查研究的技术和方法。后来，由于战争环境恶劣，这篇《调查工作》在反“围剿”斗争中丢失。毛泽东为此十分惋惜。1957年2月，当这篇文献失而复得时，毛泽东兴奋不已地说：“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1964年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时，毛泽东将《调查工作》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看得出他对待教条主义的态度。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反对本本主义》的主题，也是毛泽东根据亲身体验得出的科学论断。毛泽东旗帜鲜明地阐发了这个主题：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么，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8]

此文是针对红军中存在的严重教条主义而写的。

当时，红军和游击队中的许多巡视员、领导者，或新接任工作的干部，有一种不良的工作作风。他们喜欢一到某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现象就指手画脚，瞎说一顿；许多领导干部，遇到困难只是叹气，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有些人盲目崇拜书本，张口闭口“拿本本来”；或盲目地服从上级，以为书上写的或上级说的就一定正确，因而一味盲目地执行。有些人则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死的教条来理解。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不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用的”。“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毛泽东对“本本主义”深恶痛绝。

“本本主义”也就是教条主义，对于党和红军的工作，对于取得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极为有害的。毛泽东从大量革命斗争实践中，从革命队伍的具体行为中，深切感受到反对“本本主义”的客观必要性。正是基于毛泽东自身的调查体验和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毛泽东提炼和概括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突出主题。

如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已经成为人们广泛的共识，经常被人们引为经典。调查研究成了人们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