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艺术辩证法

1943年6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这是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与领导艺术方面的重要著作。毛泽东从哲学高度提出了两个方法，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在阐明其具体内容时，毛泽东指出：

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29]

他还指出：

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是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的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高到高级的程度。……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于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30]

毛泽东还提出了分工又统一的一元化的工作方法和抓中心工作的方法。认真学习和领会毛泽东的这篇著作，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作用。

1944年4月12 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这是毛泽东政治类文献中最为重要的经典篇章之一。它对党内的两条路线问题和历史经验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和概括，形成了几个重要的结论：第一，研究党的历史经验的态度是，对历史问题要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对犯错误的同志应取宽大的方针，以避免重犯错误，又能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第二，对任何问题应取分析的态度，不能否定一切。第三，党的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正确，但是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建立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第四，上海临时中央及其召开的五中全会是合法的，但是选举手续不完备。第五，党内宗派在历史上曾经起过不良作用，目前党内仍然严重存在山头主义倾向。[31]

在时局问题上，毛泽东指出了两个特点：

一是反法西斯阵线的增强和法西斯阵线的衰落；二是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势力的增强和反人民势力的衰落。[32]

他要求全党：“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意思是说，要解除精神上的许多负担，善于思考问题，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这样才会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实现解放全中国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