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及民族史学科的发展

19世纪后半期以来，国家的衰落和外族的入侵促使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在新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思潮的刺激下，当时一批学者逐步脱离传统史学在“内诸夏而外夷狄”“华夷之辨”等思想影响下对境内各民族的歧视和记载的粗略，开始站在一种更宽的视野下审视和研究民族问题。尤其是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随着西方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新兴学科理论与方法的传入，以王国维、梁启超、吕思勉、王桐龄、林惠祥、宋文炳、李济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开始重构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出版了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北平文化学社1928年和1934年出版）、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世界书局1934年出版）、宋文炳《中国民族史》（中华书局1935年出版）、缪凤林《中国民族史》（中央大学1935年出版）、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1923年年）、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上海亚细亚书局1935年出版）、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8年出版）等专门研究民族史的专著。这些论著的相继问世，逐步奠定了我国近现代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体系，拓展了研究领域，丰富了研究方法，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本文拟以上述学者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为代表，探寻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史学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和民族史学科的发展状况。

一、理论体系的创建

在中国传统史学研究中，封建史家们多站在维护封建统治集团治乱兴衰的立场，在儒家“内诸夏而外夷狄”“华夷之辨”等理论体系指导下审视周边的族群，把政权周边各少数民族放于“四夷传”中进行记述，或语焉不详，或猎奇附会，或道听途说，并冠以“蛮”“夷”“獠”“戎”“豸”等歧视和侮蔑性质的称呼，很难对各个族群的历史演进、文化变迁进行客观、公允和详细的论述。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前后10年中，中国经历了甲午海战惨败、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烧掠北京等一系列历史事件，民族的危机和西方民族研究理论的传播促使一批学者对民族问题开始了新的思考，重构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体系。

在这一时期的理论创建中，学者们对于“民族”的概念进行了阐释和探讨，为近现代民族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最先利用西方民族理论对“民族”概念进行阐述的是梁启超，从1899年到1923年他先后发表了《论中国人种之将来》《中国史叙论》《新民说》《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新史学》《政治学大家伯论知理之学说》《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等民族史研究专论。在其早期的民族史研究中，常用“人种”“部族”“种族”来表达民族概念，到了后来则已经有了清晰的民族概念，并以民族概念为中心，对民族与种族、民族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意识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认为在构成民族的诸要素中民族意识最为重要。他对民族意识做了形象的比喻：“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凡一遇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这一观念浮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1]这一观点至今仍得到学术界的公认。此外，吕思勉在其《中国民族演进史》中对“民族”的概念也做过探讨和界定。他认为：“民族是具有客观条件，因而发生共同（对外亦可成为特异）的文化，因此发生民族意识，由此意识而相团结的集团。”^[2]在强调民族文化特质的同时，吕氏还对“民族”和“种族”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认为“种族是以体质为标准的”，“一种族分为数民族，一民族包含数种族”^[3]。

民国时期在民族史研究理论体系创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认识到中华民族构成的多源性和汉族的多源合流，注重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融合互动。

对此理论的研究，当时众多史家均有涉及。梁启超在其论著中多次明确提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祖，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4]，“我中华民族本已由无数支族混成，其血统与外来诸族杂糅者亦不少”。

王桐龄在其《中国民族史》中对此问题也有较为精辟的论述。他遵循孙中山先生的“五族共和”的基本思想，认为汉族是中心，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苗族“皆全部或一大部分融合于汉族血统之中，皆为中国民族组成之主要分子”^[5]。因此，“中国民族本为混合体，无纯粹之汉族，亦无纯粹之满人”^[6]，“中国人民为汉满蒙回藏苗六族混合体，不必互相排斥”^[7]。在此基础上，王氏进而对杂居、通婚、改用汉姓、收少数民族为养子等民族融合方式和途径进行了归纳和分析，把民族同化归纳为自然同化和强迫同化，又将强迫同化分为逆同化（即少数民族同化汉族）、横同化（即少数民族之间互相同化），并总结出“北方游牧民族，以武力征服汉族，占领中国内地，建立大帝国时，例被汉族同化，及被同化之后，则武力骤衰，继起之北方民族复取而代之”^[8]；“融合种族之事，秦汉隋唐极为努力，明亦相当用心，而宋室无功焉；盖大帝国之政治家与小帝国之政治家眼光本不同也。秦始皇尽瘁于移民，汉隋唐三朝极力提杂居、杂婚；唐尤着眼于赐姓名及养子，明亦注意赐姓名；宋则除去献纳岁贡币之外，几与外族无关系焉”^[9]等精辟的结论。王桐龄对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和汉族是一个多源合流民族的思想至今已成为公论，对中国民族史学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

同样，林惠祥先生也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历史上相互接触，相互融合，产生统一的趋势，其融合的特点是在接触与融合的过程中以华夏族为主干，通过接触与融合逐渐扩大主干的内容。他认为汉民族最初也不是大民族，而是经过波浪式的民族融合而逐渐壮大的，每一次融合都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民族成分。他说：“历史上一民族常不止蜕擅为现代一民族，而现代一民族亦常亦常不止为历史上一民族之后裔。历史上诸民族永远相互接触，无论其方式为和平或战争，总之均为接触。有接触即有混合，有混合斯有同化，有同化则民族之成分即复杂而不纯矣。”^[10]所以，汉民族虽然名称不变，但内容已变了许多，“不能自诩为古华夏系之纯种，而排斥其他各系”，并顺理成章地将逻辑归到“中国诸民族除特别情形者，今后之大势，似日趋于汉化一途”^[11]。这一结论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似乎有些偏颇，但汉民族作为主体民族却是事实。值得一提的是，林氏还通过研究民族来倡导民族平等，认为“大同世界之达到，须先由各民族获得平均的幸福，乐遂其生存始，故民族主义为大同主义之初步”^[12]。所以，林惠祥在本书中把所有的民族不分大小，都一律平等地作为一个民族单位来进行论述，首先在学术上承认了民族平等。

此外，李济在其《中国民族的形成》中对于中华民族的多源性也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中国人远远不是在四千、三千或两千年里一成不变的”，“在其扩展过程中，他们一直在征服、被征服和再征服，使自己适应新环境并重塑其文化，所到之处，他们都吸收了新的血液”^[13]。

这一时期，作为具有中国共产党党员政治背景的学者吕振羽在其《中国民族简史》中以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和毛泽东的相关论述为指导，还提出了“民族问题”“事实上的不平等”“中国民族发展的不平衡”“中国民族分布上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等诸多理论问题，在强调汉族的主体地位和历史贡献时，也肯定各少数民族的贡献，而且认为汉民族有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责任，他说：“居于国内各民族主导地位的汉族，不容有任何特权，只应有更多更大的责任去帮助各兄弟民族的解放和进步，来共同完成光荣伟大的任务。”^[14]旗帜鲜明地从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角度，大力倡导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大民族主义。

综合来说，这一时期众多学者通过对民族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一套有别于传统史学的崭新民族历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其中，关于对于“民族”概念的探讨、中华民族的多源发展、民族融合、民族同化，乃至民族平等一系列的理论和观点彻底冲破了传统史学“大汉族主义”和“华夷之辨”的理论体系，对于后世我国民族史研究的开展和民族政策的形成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开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研究领域的拓展

在传统的史学研究领域，民族史作为通史的附庸，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史籍中有关民族历史的记载，一般总是围绕着王朝的治乱盛衰这一中心线索而编纂起来的，以至于很多史籍中总是选取那些与王朝治乱兴衰息息相关的民族加以记载。即使是对那些与王朝的盛衰治乱息息相关的民族，大多也只侧重于它们与中原王朝的外交聘盟等活动，至于这些民族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则往往语焉不详，甚至充斥着歧视和猎奇的成分，很难做到客观和公正。^[15]

民国时期的民族史研究，在新的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各史家拓展了研究的领域，不仅关注与匈奴、突厥、契丹、女真等与各时期中央王朝息息相关的民族，还把研究触角延伸到其他民族及他们的文化和习俗。

20世纪初叶，王国维在他诸多的研究领域中，针对当时的边疆危机、民族危机问题，对北方民族，尤其是对蒙古族历史做了深入的研究，他以历史文献作为基本依据，结合古器物、古文字，并参考了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传统史籍忽视的民族和民族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成了有学术影响的民族史研究成果：《鬼方昆夷玁狁考》《西胡考》《西胡续考》《黑车子室韦考》《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鞑靼考》《萌古考》《月氏未西迁大夏时故地考》。这些论著引起了人们对民族史在中国古史中地位的重视，一直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16]

和王国维仅仅是关注古代北方部分民族相比，梁启超对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前人。梁启超对中国民族史开创性的研究是对民族进行分类，首先从现代的角度将中国的现代民族分为中华族、蒙古族、突厥族、东胡族、氐羌族、蛮越族等六族；其次又以春秋时期为基点，将中国古代民族分为诸夏组、荆吴组、东夷组、苗蛮组、百越组、氐羌组、群氐组、群貊组等八组。之后又将现代六个民族和古代八个民族组一一进行对照，认为现代的中华族与古代的诸夏组、东夷组有关；现代的蒙古族与古代的群狄组有关；现代的突厥族与古代的群狄组有关；现代的东胡族与古代的群貉组有关；现代的氐羌族和古代的氐羌组一脉相承；现代的蛮越组和古代的荆吴组、苗蛮组、百越组有关。如果从古代和现代的角度说对中国民族进行分类是梁启超的开创性研究，那么梁启超更重大的学术贡献在于他对古代八个民族组的民族逐一进行了分化与融合的研究，大大扩展了民族史研究的领域，从而奠定了中国民族史研究最基本的学科内容。所有这些认识和见解大多是发前人所未发，给后来的吕思勉、王桐龄、林惠祥、宋文炳等民族史研究专家以深刻的影响和启示。

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以汉民族为中心展开，按“蜕化、休养”的线索发展，以汉民族为中心研究中国民族的“融合发展史”。即当汉民族政治力量强大，汉民族政权巩固之时，叫“休养时代”；反之，当汉民族以外的各民族政治力量强大，而汉民族在政治力量对比上处于弱势之时叫“蜕变”。此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残留着大汉族中心主义的观念，但其基本的理论思想是符合中国民族发展规律的，尤其是其对汉族发展过程中关于与其他民族的融合与同化之见解颇多独到之处。

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全书共有十三章，除第一章为总论外，把汉族、匈奴、鲜卑、丁令、貉族、肃慎、苗族、粤族、濮族、羌族、藏族、白种等十二个族群分章论述。从全书的体例来看，在时间上不按传统的王朝顺序展开，空间上不按民族分布的地区来研究，而是按民族来论述，把中国境内各民族划分为十二种，条缕细析了各民族的起源、形成与演进过程、文化习俗、与他族同化特点等史事，有需要补充的以附录来补充。其书的研究重点虽放在对民族源流的考证上，但作者已经注意到民族文化在民族发展中的重要性，所以在每个民族的研究中都有民族文化、文化交流的内容。此外，书中还表现出对世界民族认识的眼光，即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民族的发展，如鲜卑的附录“后魏出自西伯利亚”、丁零的附录“突厥与蒙古同祖”、貉族的附录“貉族发现西半球说”等等。

宋文炳的《中国民族发展史》对民族的分类基本按中国民族分为汉、满、蒙、回、藏五族的基本分法，同时增加了南方民族。故在全书的结构上将汉、满、蒙、回、藏等每个民族分为一编，编之下有章，章下有节，每个民族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民族的起源、发展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与其他民族的融合问题、民族习俗及其生活状况等。总的来看，宋文炳先生的《中国民族史》较为突出的特点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对中华民族的分类；第二，研究华夏族（汉族）的发展规律和中国各民族的融合历史；第三，超越了汉、满、蒙、回、藏的民族观，将苗族（交趾支那族）也平等地写入中国民族史。

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全书有十八章，第一章中国民族之分类和第二章中国民族史之分期具有总论性质，从纵横两个方面研究中国民族的分类与分期。其余的第三至第十八章，每章讨论一个民族。在每一章中，基本上都讲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讨论民族源流和民族关系，其次讨论该民族的历史发展沿革，最后交代该民族在当代的发展情况。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内容，林惠祥认为民族史主要研究中国古今各民族发展的历史沿革，具体为讨论各民族的起源，族称演变，内部各支系的区别，各民族政治力量的消长、文化变迁、民族融合；对于民族的分类问题，林惠祥的基本思想仍然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他认为民族分类采用二重分类法，且历史分类和现代分类可以互用：“民族史内对于民族这分类应有一种历史上的分类，复有一种现代的分类。历史上之各民族混合分歧之结果便成为现代之民族，故此二种分类可由于指出其民族变化之线索而结连之，不致相互枘凿……民族史之演变络不能明。故民族史宜略偏重历史之民族，就历史上民族而分类及叙述，但亦应顾及现代民族之分类，以及与历史上民族之关系。”^[17]吕振羽在其《中国民族简史》中，沿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思想，全书的主体针对现代的汉、满、蒙、回、藏等民族来安排，并将全书分为九部分：问题的提出；中国人种的起源；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罗罗族、唐古特族、苗族、僰族、黎族、鄂伦春族及其他；结论。综观全书，吕氏已经将民族史研究的民族类别和每个民族研究的领域做了更为深入的延伸和拓展。

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从学科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开篇便提出中国民族的形成问题，将中国民族做了“我群”和“你群”这一民族志的分类。其结论认为中国民族可以分为五类：黄帝子孙、通古斯、藏缅族群、孟高棉语群、掸语群。在研究过程中，李氏从《二十四史》中的相关史料入手，对“南方的你群”（即分布在中国南方各省中与汉族杂居的其他少数民族）进行了粗线条的分类，并谈了与汉民族的融合问题。其中，着笔墨最多的是对西南各少数民族的讨论，尤其是其掸族南迁论对现代的民族史研究颇有启发。

从这一时期相关民族史研究论著的分析可见，此时民族史研究的领域已经从少数与封建王朝统治密切相关的民族扩展到更多的民族群体，从民族研究传统的军事史、政治史延伸到源流史、文化史、交流史等，一个研究领域宽泛、研究体系逐渐完备的民族史学科初现端倪。

三、研究方法的完善

在中国传统的历史文献中，对于民族史的记述，除少数因作者游宦或经商亲历而作之外，大多摘录文献典籍或道听途说编撰而成，强调历史文献的考据而少有田野调查，更谈不上现代意义的民族研究理论和研究范式。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传入，以及一批受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学科影响的留洋学者归国，他们在民族史研究领域逐渐将考古发掘、田野调查与传统的文献考据相结合，完善了民族史研究的方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民国时期的民族史研究中，王国维在其发表的对北方民族的研究论文多以历史文献作为基本依据，结合古器物、古文字并参考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著述而成。如其《鬼方昆夷硷犹考》一文，在广泛征引先秦两汉文献的基础上，根据古器物和古文字的考释，以及地理分布和音韵学的知识等，从各族名称的历史演变来探索它们之间的关系。王国维所倡导的“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对后世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作为“新史学”的倡导人，梁启超主张在研究方法上不仅要重视文字记录的史料，更要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他把史料分为“文字记录以外者”和“在文字记录者”两部分，并将“在文字记录以外者”分为“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三种，强调“在文字记录以外者”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这些观点对于当时民族史研究方法的拓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吕思勉在其所著《中国民族演进史》中指出：“考古学，从地下掘出许多东西——无论其为人造的，非人造的——借这许多东西，以补文字记载的不足，也将人类的历史，加长了几千年，甚者至万年以上。”^[18]在其研究“中国民族的起源怎样”和“中国民族是怎样形成的”时，大量参照了当时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还充分利用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

林惠祥曾先后于1929年和1935年两次到台湾高山族村社进行过民族调查，具有丰富的应用多学科研究方法进行综合考量的经验。其所著《中国民族史》在研究方法上不仅涵盖了体质人类学、考据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方法，在具体操作上也强调多学科的理论和发放互为参照，力图达到民族史研究的完整化和系统化。^[19]

吕振羽在其《中国民族简史》中强调民族史研究不应单纯依靠文献，还应进行调查研究。他说：“从事研究工作的进步史家和民俗学者，应从单凭书本等死材料出发的方向，转入实地调查研究和具体斗争出发的方向，掌握活的情况，获取活的材料，并从这种基础上去认识、抉择和应用书本材料。”^[20]他的这种认识与王桐龄、吕思勉等有了较大区别，代表了民族史研究方法上的一个新方向。

李济与当时流行的以史料为主、以考据为主的学术道路不同，主张从多学科的学术视野进行研究。在其《中国民族的形成》中明确指出：“在写作本书时，我尽量结合了动物学和遗传学的方法。”^[21]他把汉民族分布区内的筑城活动作为汉族独有的特征加以研究。通过分析，指出到1644年为止，汉族已经遍布在明王朝的18个省，而且从城垣的修筑、废弃来分析各地汉族分布、发展的历史情况，较他人而言多有新意。同时，他还利用中国传统的谱牒学，通过汉族姓氏的变迁来研究汉族人口和迁徙，以及汉民族吸收融合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从体质人类学的数据分析汉族的多源形成特征，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我并不认为我的数据可以用来保证任何武断的结论，但我认为它们确凿地证实了现代中国人（汉族）体征的极端复杂性，而中国人（汉族）一向被认为是一个纯一的种族。”^[22]

四、民族史研究对当时社会的贡献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历史学作为中国一门古老而传统的基础学科，其研究成果不仅对我们以史为鉴，服务于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等也具有极强的社会服务功能。民族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民国时期民族史学科的兴起和发展，对于解决当时的民族危机，激发中国人的民族自觉意识，增强民族的自尊心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首先，这一时期的民族史研究否定了中华民族起源外来说，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20世纪前后，关于中国境内民族起源的各种学说和观点纷争不休。其中，法国学者拉克伯里的“中国文化源于古巴比伦说”颇为盛行，“一般讲述历史、编纂地理者，大率奉为圭臬”^[23]。随着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发展，国内民族史研究的学者开始对中华民族起源外来说产生怀疑并最终将其否定。对于中国民族的发生与起源这样的重大历史问题，梁启超明确表示：“吾以为现有的资料下此问题只能作为悬案。”因为“中国古籍所记述，既毫不能得外来之痕迹，若摭拾文化一二相同之点，攀引渊源，则人类本能不甚相远，部分的暗合，何足为奇”^[24]，有力地从学理上给予了中国民族西来说以回应。同样，宋文炳的《中国民族史》、吕思勉的《中国民族演进史》、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等著作中，都利用考古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民族的起源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认为“民族外来之说，今皆不得其证”。

其次，民国时期民族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对于消除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引导各民族相互团结，共度危机取到了积极的作用。当时，以王桐龄、吕思勉、宋文炳、林惠祥、李济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中国人民为汉满蒙回藏苗六族混合体，不必互相排斥”^[25]；“中国诸民族除特别情形者，今后之大势，似日趋于汉化一途”^[26]；“居于国内各民族主导地位的汉族，不容有任何特权，只应有更多更大的责任去帮助各兄弟民族的解放和进步，来共同完成光荣伟大的任务”^[27]等关于中国民族的多源性、汉民族发展的多源合流、民族融合及民族平等等观念，虽然今天看来有失偏颇，但基本反映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发展规律，对于解决当时国内的民族危机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林惠祥先生所言：“民族之分歧在今日国际或国内均为重大问题，多少不幸事件均由于此而发生，对此种问题之实际政策殊不能不参考记载民族历史之书以为根据。”^[28]

此外，随着民族史学科的发展，当时的一些学校开始了专门人才的培养工作，为日后民族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2年，当时的教育部颁布了初高级历史教学目标，强调叙述我国民族拓展、各重要民族之发展、叙述各民族在世界文化上之贡献等问题，从民族角度来阐释中国历史，着重对民族问题的探讨。1934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民族学会，专门从事民族学的研究。同时，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等高等院校也都开设了人类学或民族学课程。^[29]这些课程的设置，培养了一大批从事民族学和民族史研究的学者，为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史学科的发展储备了学科队伍。

五、结　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史研究在学科理论、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科体系等方面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理论构建上，这一时期的民族史研究逐渐形成了支撑中国民族史发展的中国民族本土起源说、中国民族多源起源发展说、汉民族多源合流说、中国南北方民族发展差异说等基本理论体系。虽然今天看来这些理论具有浓厚的时代特征和局限性，但其发端之功不可没，它们为民族史学科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学科理论基础，对今天民族史和民族学研究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研究领域上，逐渐突破了过去传统史学研究中只关注与中央王朝统治紧密相关的民族及他们之间的战争、和盟、册封、朝贡等方面的记述，而把研究视野扩展到更多的周边民族群体，以及这些民族群体的源流、演变、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促进了民族史研究由“国史”向“民史”的转变，为后来各民族的族别史、源流史、文化史、风俗志等史志研究做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研究方法上，这一时期的民族史研究虽仍以史料为主要依据，以考据为主要研究手段，但从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学术视野进行研究的风气已开，而且还大量引证国外学者对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观点，为后世民族史研究开创了较为规范的学术范式，无疑是巨大的学术进步。

民国时期以王国维、梁启超、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李济等为代表的一代学者用全新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重构了中国的民族史，产生了一大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族史研究论著，为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民族史学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对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个学科体系完整、研究内容丰富的民族史学科在民国时期的史学研究中蹒跚起步。对此，白寿彝先生评价说：“（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基本上脱离了政治史的附属地位，而向一个有丰富内容，有自己体系的独立学科发展。”^[30]这一评价是十分公允的。

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注释】

[1]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1页。

[2]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上海亚细亚书局1934年版，第1页。

[3]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上海亚细亚书局1934年版，第2～3页。

[4]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

[5]王桐龄：《中国民族史》，文化学社1934年版，第2页。

[6]王桐龄：《中国民族史》，文化学社1934年版，第1页。

[7]王桐龄：《中国民族史》，文化学社1934年版，第669页。

[8]王桐龄：《中国民族史》，文化学社1934年版，第673页。

[9]王桐龄：《中国民族史》，文化学社1934年版，第12页。

[10]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7页。

[11]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0页。

[12]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页。

[13]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转引自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14]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1年第4版，第3页。

[15]张子辉：《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2页。

[16]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

[17]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7页。

[18]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上海亚细亚书局1934年版，第18页。

[19]张子辉：《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38页。

[20]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1年第4版，第2页。

[21]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载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22]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页。

[23]缪凤林:《中国民族西来辩》，《学衡》1925年第37期。

[24]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3页。

[25]王桐龄：《中国民族史》，文化学社1934年版，第669页。

[26]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0页。

[27]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1年版，第3页。

[28]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页。

[29]张子辉：《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1～12页。

[30]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