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游文坛《芳草地》

暑假中在塞上江南、西北湖城银川街头的骨董地摊上，见到一组四件的仿古瓷盘，盘底分别写有“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荫”、“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诗”四句，把一年四季的平凡生活诗意化，令人过目不忘。

不由得想到，分明四季的自然景观，全是因了雅士文人的参与，才被赋予了良辰美景的象征意义，从而成为了尘世间的赏心乐事！景，是四时更迭的客观存在（我相信在人类斯文之前，这个球面可能更美观），只是为了接受者的“观”，动听地说是主观移情（说难听的，便是自作多情了），才使得客观美立马变成了主观美，而人也就随之成为了美的发现者、参与者——

“春游”，“夏赏”，“秋饮”，“冬吟”，“芳草地”，“绿荷荫”，“黄花酒”，“白雪诗”，古往今来萦回在多少骚人墨客的心头，成就了几多诗词歌赋书画的佳作！

于是进一步感叹道，“文”之所以要斐然以成“章”，真是先民的高智慧啊！农业社会的生产力（过去常常被顺口说成“低下”，其实这种评价是工业社会对农业社会、现代对传统的一种话语霸权，是一种典型的反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使得人们难以长时期地脱离土地，田园生活成为中国人的宿命。因此精神家园里最清丽的轮廓线，便是诗词歌赋书画所咏怀描述的四时田园景观了，于是大自然的天景地色在诗意文思笔的再造下，终于由“文”而“化”，进而由“文化”而“化人”。

总想着这个社会里应该是有一份好的人文随笔杂志的，记录着文坛春夏秋冬四时景观，可是在持续大约半个世纪的计划经济制度中，却从未见被列入那份严肃的“计划”，于是即使在文艺为“计划老爹”之骄子的好日子里，也就是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儿有《××文艺》，那里有《××文学》的时代，还是百不一见理想中的那份人文随笔杂志。

即使见着的，也未能看到有一以贯之，修成正果的。记得九十年代初期什么时候，端木蕻良先生不知在哪里说了“北有《读书》，南有《随笔》，中有《书与人》”之类的话，曾经令读书人心旌为之摇动过一阵。可是没几年，刊是而人非，《读书》换代了，《随笔》易舵了，好不容易攒了点小声名的《书与人》也停刊了——原来这个社会开始市场经济化了，左腹诗书右腹经纶的文化老儿，只够得着搭好台让暴发起来的经济小厮们踩着蹦达的份儿了。

环视当今文坛，屈指还只能勉强说得着“北有《万象》”的话头来，京城那家和南方那家都已不太好说了。咱南京呢，且说个《开卷》小杂志吧。正盘算间，不料去年四月的早春时节，突然北京就有了一方《芳草地》了，袁鹰、姜德明、黄苗子、马连良诸前辈，孙郁、李辉、解玺璋诸兄，都已经捷足先登、流连其中了。

大三十二开见方的《芳草地》使用面积不大，也就是百来页的篇幅，每期不过五六万字的模样。从创刊号以来，用的是黄苗子先生的隶书题签，刊面由夏男设计，版式由田亚玲设计，实际主持杂志编政的是谭宗远兄。这片文坛绿地生存在北京朝阳门外小庄朝阳区文化馆内，原来是“春风吹又生”的产物。其《发刊词》说：

二十多年前，我们曾经拥有过一张《芳草地》，那是一份对开小报，专门刊发朝阳区业余作者的作品……终因水平不高，作者队伍流失，越办越不起劲，在出了四五十期以后便自行停刊了……现在，到处都讲“与时俱进”，愚以为不因袭成法，复活其名称，编法却另起炉灶，正体现了这一精神。我们有信心把这本小杂志办成一份为读者喜爱的有收藏价值的文学读物。

纵览已经问世的八期《芳草地》，使人开始相信文学的种子，原来真的是“野火烧不尽”的。

据悉，作为对开小报的《芳草地》，原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创刊的，当时与北京市西城区的《蒲公英》、海淀区的《枫叶》、东城区的《钟鼓楼》等一起，共同组成了北京文学爱好者和业余作者的百花苑，那年月，爱好文学是种时尚。

说起“业余作者”，这也是个历史名词了，它应该是同“专业作家”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从来作家都是“业余”的，但是在新中国初沿袭着的战争年代“供给制”和随后的“计划经济”时代，却产生了一支按照革命资历和行政等级，领取不同月薪、享受不同政治和生活待遇的专业作家队伍，被目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队伍的主体力量。因此而发生的一些匪夷所思的文坛事件，诸如缩减—取缔稿费、深入基层—“体验生活”、“诗人无吟”—“作家不作”、“挂职作家”—“签约作家”，以及老作家宣言退出“作协”，等等，其实无不同这一体制有着种种的因果关系。这就不去说它了。

且说我作为一个在大学里从事书文化研究和教学的人，是对所有的读书报刊都抱有阅读兴趣的，我不仅自己看，还提倡学生们也看。如今这方面的报刊，发育得已经具有一定的生态了。作为一种“小众读物”，无论是老树新枝的《博古》（上海），还是新绿一片的《芳草地》（北京）；无论是高雅的《读书人》（成都），还是时尚的《可一》（南京）；无论是简朴的《秀州书局简讯》（嘉兴）、可人的《书友》报（十堰），还是大气的《清泉》报（呼和浩特）、清贫的《日记报》（济南）、简朴的《书简》（濮阳），以及《书人》（长沙）、《阅读》（昆明）、《博一》（合肥）……再加上拥有大量书迷网友的“天涯网·闲闲书话”和“孔夫子旧书网”，无论有纸与否，种种民间文化的轨迹，始终没有离开过倡导“读书作文”这一人文大旨。

读书和写作是一种行为科学，是一种超越现世俗尘、尚友先贤往哲的精神活动，没有具体而微的读写作为支撑，所谓“精神家园”、“书香社会”、“读书人口”这些与“精神文明建设”真切相关的举措，都必然流于口号式和标签化。而这一具体使命的担当，半个世纪以来的报刊史可以作证，不能完全指望于那些大报名刊。因为他们似乎有着更加神圣更加庄严的“使命”，或者导向着社会的舆论，至少也守望着一方土地，各自有着严格的栏目“体系”和用稿“原则”乃至作者“队伍”，篇篇章章之间大多流淌着“主旋律”的音符。于是乎，按照对立统一的矛盾规律，《芳草地》、《开卷》之类的“小杂志”竟由此有了自己可能的生存空间和生命价值。

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我在南京凤凰台饭店《开卷》杂志发起的“二零零三年民间报刊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读到了在此次会议上首发的《开卷文丛》中王辛笛先生的《梦余随笔》，其中收入了作者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写的《小杂志与新精神》一文。

因此得知，所谓“小杂志”完全不是开本上的一个概念，而是一种文艺精神领域的标示。上个世纪前叶的欧美国家的“小杂志”，往往是关注文艺新人新作的、可以不发稿费的一种杂志，编者和投稿者都没有求利的动机，双方都不在乎杂志的“发行量”，可以说是毫无“市场观念”，只重在彼此间思想的传播和观点的交流，因此编者、作者也就没有功利性；在思想主旨上应偏向于激进，偏向于时代精神的表现。另外由于先天和后天的原因，它们的存世，往往也是“短命”的。

对比之下可见北京《芳草地》、南京《开卷》这样的“小杂志”，纯然是“中国特色”，它的倾向不是“激进”的而甚至可能是“激退”的，在价值观上是偏向于“文化保守”的，发掘的“新人”也往往不是最大名头的“文坛名家”，而是寻常的“文化老人”……他们不以“主旋律”为标榜，实际上自觉维护着的却是健全文坛、丰满书林的某种生态。

雁斋主人不时会接到邮差送来的此类小杂志，送到先浏览，然后搁置床头，以待心境佳时或者糟时再看。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登堂入室，也真就成了密友，常常是可以联着床说说夜话的。

“中国特色小杂志”，千万不要为了谋求大众眼球而“入时”。当众目睽睽之时，也许就是杂志无疾而终之日。作为一种“小众读物”，“小杂志”千万不能异想天开地去尝试市场这块被污染了的“天鹅肉”。何以说是“被污染了的天鹅肉”？因为市场是把双刃剑，至少在刻下的中国，无分善恶都可能被格杀。可“小杂志”却是割一刀都可能被要了命的那种脆弱生命呵。

“中国特色小杂志”，千万不要为了谋求虚妄的“长治久安”而被“招安”。当杂志被“体制化”之日，有可能就是“小特色”丧失的开始。

“中国特色小杂志”的广阔天地，就是边缘化的那点荒郊野地，它的使用面积不过是“一亩三分”。这也是它的人文宿命。“中国特色小杂志”要认这条“命”。历来作者无知名不知名之分，只有文品高文品低之别；文章无必用与必不用之别，只有文笔好坏之分，至于所品评的书籍，更可超越“书号”有无的藩篱，而只从其内容的知识质地上着眼。

——认了自己“命”的“小杂志”，才可能长治久安，才可能衣冠故国地保持自己的“小本色”。

在文章最后不能不说的是，这些“小杂志”的编者，尽管有着“主编”、“执行主编”之类的“头衔”，其实完全是一种岗位一种职责，它们绝对是文坛的“志愿者”、知识传播领域的“义工”。

眼下还容易寻觅的“小杂志”们，很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否则，当若干年后价值开始凸显，它们也就难以搜求了。

二零零六年秋于金陵江淮雁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