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晶宫”里的“南海I号”
广州有一座庞大的博物馆，馆中最大的椭圆体被称之为“水晶宫”，里面安放着一艘木质古沉船。这座博物馆便是为它而建，这艘船便是南宋古沉船——“南海I号”。南海I号是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根据探测，南海I号整船文物有6万到8万件，多是产自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名窑的瓷器，另有许多金器、铁器、铜钱、铜环等。要完全发掘完船上的文物，大概需要十年的时间。在南海I号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航海时代和那个富庶的宋王朝。
海上丝路的鼎盛时代
建隆元年（960），赵匡胤（927—976）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代后周建立宋朝。北宋的建立，使中国重新回到了统一的道路上，但较之汉唐时的大一统，北宋远远不及。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辽、西夏、金，先后给北宋朝廷造成严重的威胁。特别是经过几次的苟安求和，还给朝廷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负担，这使得北宋历朝统治者都十分重视航海贸易的发展。
北宋统治者的求全政策并未给国家带来长久的安宁。靖康二年（1127），金军攻陷汴京（今河南开封），掳走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史称“靖康之耻”，北宋灭亡。
如今的瘦西湖西门
同年，康王赵构称帝，建立南宋政权，是为宋高宗。南宋国都临安离当时南北分治的界线淮河有相当长的一段路程，在南宋存续的150多年中，这段距离足以成为临安发展和繁荣的屏障，成为与金人兵马周旋的防线。在淮河两岸，前线将士生死系乎一线，然而西湖边的歌舞从未停歇。年轻的宋高宗本想在江南的烟柳画桥间做临时的安居，长远则是要励精图治，期盼终有一日北复中原，一雪靖康之耻，但不曾想到，这一时的临安却在历史的字里行间，在西湖的湖山晴雨之间，在市井坊巷之间，作了千古的逗留。
本是事出无奈的南迁，却带来了中华文明的大规模南移，对中国南方经济、文化、科技的影响无可估量，且一直延续至今。
北宋立国时，南方已逐渐发展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依赖。宋室南渡后，绍兴十一年（1141）“绍兴和议”的签订，换来了20多年的安定，南方一跃成为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
由于南宋偏安东南一隅，为维持国家经济，保证政府开销，统治集团遂不断加强对外贸易。那时的陆上丝绸之路向北、向南，向大漠、向草原，都已经被辽、被西夏、被金隔断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宋要立国，向海外发展，只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宋高宗于是一改之前的态度，大力支持市舶贸易的发展。到宋高宗末年，仅市舶收入一年即达200万贯，大体相当于北宋时一年市舶收入的3倍之多。南宋政府还积极鼓励有资金实力的豪族大姓，以私商的身份打造海船，招聘船员，购置货物，前往海外经商，为此还制定了有关的奖惩与税收制度。
在世界航海史上，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创下奇迹，比如徐福出海，比如法显东归、鉴真东渡。自宋朝开始，社会各阶层更是广泛参与航海活动，促进了海外贸易的繁荣。南宋时期，每年有上千艘像“南海I号”这样的商船出海贸易。如果说，汉唐是用马匹和骆驼通过西北的陆上丝绸之路让更多的人认识了神秘的东方，那么宋人则是用风帆和海船通过东、南的海上丝绸之路把华夏文明带到了世界的另一端。
宋高宗画像
四大发明的西传
宋朝对于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有轻软绵密的丝织品，也有炉火纯青的瓷器烧制，但最突出的仍当属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中，宋朝占了三项；而四大发明的外传，则都是在宋朝完成，为世界文明发展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造纸术雕像
造纸术
早在唐代与大食的怛罗斯战役（751年7～8月）中，我国的造纸术就被战俘带到了阿拉伯地区，后约于9世纪末传入埃及，约于1100年后开始传向摩洛哥，并于1150年后传入西班牙。而这一时间段正对应着我国的宋朝。今天的意大利还保存着西西里伯爵罗杰一世于1109年写的一份诏书，而诏书所用的纸正是阿拉伯人生产的。在当时的欧洲，能使用阿拉伯人制造的纸张是一种极为奢侈的行为。而在中国造纸术传入欧洲以前，欧洲人记录文字都是用羊皮，据说抄一本《圣经》要用300多张羊皮，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化的传播。造纸术的西传，为当时欧洲蓬勃发展的教育、政治、商业等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大大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印刷术
随着中国古代造纸工艺的成熟，以纸为载体的书籍出现后，对印刷字的需求量大大增加，推动了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而到了北宋时期，中国的印刷技术得到进一步提升——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在发明之初，活字印刷术并未迅速普及，还是以雕版印刷术为主。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宋朝应邻国高丽的请求，将两套佛经《开宝藏》赠送给了高丽政府，一批中国刻字工匠也随之在此时进入了朝鲜半岛。认识到雕版印刷术的方便实用后，高丽很快又派人专门到中国学习，培养了自己的第一批印刷工匠。到了14世纪，朝鲜人从宋代科学家沈括的著作《梦溪笔谈》中了解到了毕昇发明的泥活字，从而掌握了活字印刷术。
在造纸术西传的过程中，阿拉伯人也接触到了中国先进的雕版印刷技术。但雕版印刷术并没有像造纸术一样在阿拉伯地区流传开来。
雕版印刷
火药
中国古代在战争中使用火药的最早记载，大约是在唐朝末年。当时在战争中，使用的多是火药箭、抛石机投掷的火药包以及一些燃烧性兵器。而到了宋代神宗年间，边防军中已经配备了大量的火器。早期火器威力有限，无法取代冷兵器。经过两宋和辽金时期的不断改进，出现了震天雷、飞火枪、突火枪等较为复杂的火器。南宋初年，军事学家陈规发明了火枪这种管形火器，这在人类使用火药的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宋元时期，中国人在节庆之时喜欢燃放烟花，一些来华的阿拉伯商人便是在烟花和中国船舶装备的火器中，最早接触到了火药。南宋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1161），宋金采石之战中，南宋军队使用了“霹雳炮”，当时也有阿拉伯水手在现场目睹。
烟花
蒙古窝阔台汗六年（南宋端平元年，1234），蒙古灭金之后，在开封等地虏获了大量工匠，获得了一些作坊和火器。次年，蒙古大军发动了第二次西征，新编入蒙古军队的火器部队也随军远征。蒙古大军席卷东欧大地，让阿拉伯人感受到了火药的巨大威力。善于航海的阿拉伯人通过与东南亚各国贸易，间接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硝石，他们称之为“中国雪”。后来，蒙古人建立的伊利汗国成为火药等中国科学技术成果向西方传播的重要枢纽。
指南针
指南针的前身是司南。起初，司南只是用于陆上测量或看风水。一直到北宋时期，中国人才开始将司南用于海上导航。之后，指南针的应用技术传到了国外，为海上航行指明了方向。宋人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记载：“甲令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宋朝与阿拉伯的海上贸易十分频繁，中国开往阿拉伯的大型船队都有指南针导航，阿拉伯人便很容易地从中国商船上学到了指南针的用法。这使得欧洲人一度误以为指南针是阿拉伯人的发明。
司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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