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位于东海之滨，居全国大陆海岸线的中段，长江三角洲的东南隅，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宁波与外界进行商业往来，以至在宋朝的时候就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到明中后期，宁波的资本主义经济已初现雏形，商贸繁荣，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出现“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帆船云集”[12]的繁荣景象。宁波自然经济加速解体，这与明清之际在宁波书院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想形成了相互激荡的效果。一方面，以王阳明、黄宗羲为代表的书院教育家的“经世致用”思想就是浙东经济文化特殊环境下的产物；另一方面，以王阳明、黄宗羲为代表的书院教育家的“经世致用”思想对宁波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姚江书院派和浙东经史学派，分别以姚江书院和甬上证人书院为载体，为宁波培养了一大批思想精英，他们的思想不仅在当时形成了一股风潮，而且在中国的历史上源远流长；经过几百年的浸染，浙东书院学术的“经世致用”思想已经渗入当地人民的血液骨髓，成为一种集体意识，这是浙东宁波地方人文精神的实质。现代的“宁波商帮”也不自觉地拥有了“经世致用”思想倾向，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功利，注重实际已经成为他们的主导思想。
明清浙东文化之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不仅因为这个地域的学派学者在当时的经学、史学等重要的学术领域有重大的成就，也不仅因为这个地方产生了像王阳明、黄宗羲等这样的鸿儒硕学，更重要的是，由于它在传承中华民族传统中产生出了启蒙主义思想。[13]浙东文化从本质来说也是儒家文化，文化的发展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那时因中原战乱，大批北方移民南迁，带来了先进的思想，与本地的社会风俗相融合，因此表现为一种移民文化，后来才渐渐形成了浙东特有的精神文化。儒家文化在浙东受到了地域精神的改造，并形成了有鲜明特色的文化精神，在明代由王阳明创立，再经刘宗周、黄宗羲的传承和发展，明清浙东文化成为当时中国反映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一种具有启蒙主义色彩的文化精神。
王阳明讲“心即理”“心外无物”，在当时具有把人们的思想从被宗教化的理学中解放出来的积极意义，套用今天的时髦话，就是思想的自由化，为平民，甚至纲常名教的叛逆和宣扬自己的道德观和其他思想打开方便之门。以浙东文化为代表的明清反传统的思潮，是中国传统文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文化传统中“人的依附关系”观念的重大突破，这些重大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把伦理作为人与人之间最主要关系，不像西方文化那样将人看作是有自由意识的独立主体，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在各种伦理关系中占有特定位置，即人是宗法血缘为纽带的等级制度的一颗螺丝钉，人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以群体相类别的一员。缺乏个体的人是中国文化最大的积弊，王阳明的“心即理”，天理虽是客观的，却因其有真诚恻隐之本心，自然地体现出来而具有了主观性；良心虽是主观的，却因天理是良知当然和必然处而具有客观性。因此，通过“致良知”，使主体克服了在伦理纲常面前的被动，提高了主体的自觉意识。二是对于人性“自私”的肯定。公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通贯始终而在现代难以回避的范畴，在伦理道德中更是为人、行事的价值准则，崇公灭私历来就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而后世君主“以为天下利害之全皆出于我”，“是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因此黄宗羲得出结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在群体为本位的传统文化中，对人性“自私”的肯定，是冲破封建伦理坚冰，走向人文启蒙的先导。三是提出了保护私有财产的要求。黄宗羲等诸多浙东学子从各自角度阐释了新的经济条件下对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变革要求，提出了“自由私产”的主张。“王阳明心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日本学者就认为‘前近代’以王阳明为开端，王学产生后在思想界掀起了巨大波澜，影响日益扩大，并终于在明末清初形成了空前广泛的思想与文化启蒙的汹涌浪潮。这一浪潮中的代表人物黄宗羲也算是一位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他既提出民主制度的构想，又宣扬思想自由，这些创新的观念，使他完全有资格被称为‘新时代的先觉’。从天崩地解的社会现实催化出来的朱舜水实学，以恢宏的气象再三致意于改造社会、革新政治的实践，开辟了儒学进一步发展的新格局。”[14]因此，我们可以说，明清浙东学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具有启蒙主义的伟大意义，而这些启蒙思想，通过书院讲学等路径大众化，对于丰富宁波文化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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