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的意义

梁启超曾经在1923年1月9日为东南大学演讲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一是国学作为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二是国学作为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本节将从对于人类知识体系的贡献和对于个人德性生活的价值两个方面来讨论国学研究的意义。

▶一、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应有的工作旨趣

历史上，古希腊罗马文化、希伯来文化、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是经过超越突破的四大支文化，其发展轨迹如下: 亚历山大帝国的出现首先将希腊文化带到犹太人地区，保罗等使徒的传教又使得希伯来文化在公元前后加入希腊罗马文化，逐渐形成欧洲的中古基督教文化，以后慢慢演变为现代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于东汉时代开始加入中国文化，经过近千年的融合，最后形成了以宋明新儒学为代表的中国的近古文化。19世纪以后，欧洲的现代文化开始加入中国文化，所以，19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处在综合各轴心文明的突出地位。从这个角度看，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一方面固然是承续19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社会与文化重建的这一艰巨的未竟之业，另一方面就必须意识到近现代中国文化历程所昭示的这种重大意义，在实现中华文化新创造的同时，为人类走出超越现代精神困境再次提供足供借鉴的智慧，这应当成为中华民族近两百年来一直受惠于其他人类文明却很少向人类提供她的创造力的一点回馈。

从19世纪60年代到1894年，中国的士大夫并没有认识到现代各项文化成就包括技术、经济等背后的文化精神的因素，他们希望在坚持中国古典时代的传统精神的前提下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甲午一役惊醒了他们的迷梦。当他们决定把中国古典时代的文化精神仅仅用来决定每个人的私生活、而在公领域输入现代西方经济政治学说以便对各项经济政治制度作出新的安排时，现代文化精神及其所孕育的现代文化已经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而当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成长起来，准备宣告完全舍弃中国古典时代的文化精神对于国人公私生活的约束的时候，西方则陷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世界大战。这次大战是现代文化精神展开过程中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其结果是各种道德化意识形态进入国家层面的实践，从而导致西方的分裂，相继出现了苏维埃俄国和法西斯德国等。所以，一旦大战结束，以反抗列强对中国不公为契机，中国很快成了各种新意识形态改造社会的试验场: 首先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推翻北洋军阀政权;接着是由不同的重建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路线而引起国共相争和日本人对中国的步步进逼直至发动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最终台湾海峡两岸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近三十年来的中国所启动的又一次现代化进程之深度与广度，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从来没有出现过差堪比拟的先例。当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承担者。既然文化创造是文化精神在生活世界的展开与实现，那么，以当代中国的生活世界的波澜壮阔的实践为反思对象，当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一方面要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提供理念基础，一方面也要为生活世界的改变提供知识基础，最终实现对于现代精神困境的超越。

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一定需要有对于国学的研究?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

▶二、国学研究与生活世界的改变

就生活世界一面看。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必须充分认识启蒙运动以来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现代社会科学的成果，加以充分消化吸收，用以反思15世纪以来直到今天的世界与中国的变化经验尤其是近三十年来的中国的经验，使它们超越产生的时代与地域局限，在实现各种社会科学本土化、中国化的同时，丰富、提升各门社会科学本身。因为，任何缺乏中国经验的社会科学，其在理论上必然是不完全的。通过这种探究，对于下列种种问题，提出当代中国学者的思考: 在各种文化传统丛聚的当代中国，如何才能既能增进社群、各种集团乃至国族的利益又能实现每一个个体作为人的独立、自由与尊严? 如何才能建立起既能实现基本的经济与社会公正，又能保证市场与经济效益的各项制度? 等等。这些问题的答案当然不仅有助于当代中国的各种矛盾、各种问题的解决，而且对于孕育于其他文化传统的现代社会也具备参考价值。

就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建设而言，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 一是对于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与文化的思考。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固然并非全然出于人的自觉规划，而是自然演化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对于未来社会不能发挥某种自觉导向的功能。从这一面看，说“人是已往历史之奴隶，却是未来历史之主人”[1]并不是什么狂妄的话。一是牵涉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状况的认识。要完成这一认识，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这两个方面都离不开国学研究的开展。首先当然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各门社会科学研究，而这些学科对于当代社会的了解，无一不需要有历史的维度，也就是说，需要有中国经济史、中国经济思想史等学科的帮助。其次，因为“自从人类能够自由思考以来，他们的行动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有赖于他们对于世界与人生的各种理论，关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理论。这一点在今天正像在已往任何时候是同样地真确。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要了解它的哲学，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就是哲学家。这里就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人们生活的环境在决定他们的哲学上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反过来他们的哲学又在决定他们的环境上起着很大的作用”[2]。所以，要认识当代社会，必须理解当代的社会主潮，对于当代中国三大思潮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及儒学复兴思潮的认识和了解都需要有对于传统中国思想文化的认识。第三，认识当代社会还需要有对于历史社会的总体认识，需要理解在历史社会中哲学与一般社会、文化生活状况的关系，这更是国学之名可以成立的最关键的理由。

▶三、国学研究与文化精神的重塑

从文化精神这面看，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必须充分、认真地检讨现代文化及其特质，充分、认真地检讨各大思想文化的精神传统。通过这种对于包括中国古典与近代传统的各大传统的检讨与清理，作出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可能路径的思考，并进而从根本上重估整个现代文化的观念基础。

中国古典时代的主要精神传统当然是儒学。从19世纪以来，它即面临强势文化的冲击而不断地作自我调适，晚清的士大夫和民初以来的知识分子不断抉发其带有普遍、永恒意义的思想成素，希望它能成为中国社会与文化进一步发展的思想资源。

19世纪以来中国人输入欧美与苏俄学说构成了中国近现代传统的一部分，他们对于这两种传统的理解与运用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这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所不能不正视的一个前提，所以也需要从历史与逻辑的层面加以认真的清理。而要开展这些研究，处理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式自由主义的问题，便离不开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认真准确的研究与了解。[3]

▶四、国学研究与人生哲学的内省与躬行

国学研究除了上述两面的认知功能外，更重要的功能也许是在人的德性的培养上。梁启超认为: 作为德性的学问的国学，与文献学之应以客观的科学方法研究者绝不同，这可说是国学里头最重要的一部分，人人应当领会的。必走通了这一条路，乃能走上那一条路。梁启超说:“我们先儒始终看得知行是一贯的，从无看到是分离的。后人多谓知行合一之说为王阳明所首倡，其实阳明也不过是就孔子已有的发挥。孔子一生为人处处是知行一贯，从他的言论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又儒家看得宇宙人生是不可分的，宇宙绝不是另外一件东西，乃是人生的活动，故宇宙的进化全基于人类努力的创造。儒家既看清了以上各点，所以他的人生观十分美渥，生趣盎然。人生在此不尽的宇宙当中不过是蜉蝣朝露一般，向前做得一点是一点，既不望其成功，苦乐遂不系于目的物，完全在我，真所谓‘无入而不自得’。再其次，儒家是不承认人是单独可以存在的。故‘仁’的社会为儒家理想的大同社会，……儒家学问专以研究‘人之所以为道’为本，明乎仁，人之所以为道自见。……盖仁之概念与人之概念相函，人者，通彼我而始得名，彼我通乃得谓之仁。知乎人与人相通，所以我的好恶即是人的好恶，我的精神中同时也含有人的精神。不徒是现世的人为然，即如孔孟远在二千年前，他的精神浸润在国民脑中不少。可见彼我相通，虽历百世不变。儒家从这一方面看得至深且切，而又能躬行实践，‘无终食之间违仁’，这种精神影响于国民性者至大。即此一分家业，我可以说真是全世界唯一无二的至宝。这绝不是用科学的方法可以研究得来的，要用内省的工夫实行体验，体验而后再为躬行实践，养成了这副美妙的仁的人生观，生趣盎然的向前进，无论研究什么学问，管许是兴致勃勃。……此外我们国学的第二源泉就是佛教。……儒佛都用许多的话来教人，想叫把精神方面的自缚解放净尽，顶天立地，成一个真正自由的人。这点佛家弘发得更为深透，真可以说佛教是全世界文化的最高产品。这话东西人士都不能否认，此后全世界受用于此的正多。我们先人既辛苦的为我们创下这份产业，我们自当好好的承受，因为这是人生唯一安身立命之具，有了这种安身立命之具，再来就性之所近的去研究一种学问，那么才算尽了人生的责任。”[4]

复习思考题

1． 现代意义的国学概念的含义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2． 20世纪以来国学研究主要有哪些基本派别?

3． 你认为应该如何从事国学研究?

4． 你认为从事国学研究有什么意义?

进一步阅读建议

关于国学概念的演变历史，可以参考朱维铮先生的《“国学”岂是“君学”?》、《也说“国学大师”之类》、《又说“国学大师”》等文，收于《走出中世纪二集》和《音调未定的传统(增订本)》。相关史料汇编，早期的可以参看许啸天编辑的《国故学讨论集》的“通论”部分，最近的是桑兵等编辑的《国学的历史》，2010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了解20世纪国学研究的主要范式，王国维的〈《国学丛刊》序〉(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见《胡适全集》第2卷)和牟宗三等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载张君劢著《新儒家思想史》)是一定要参考的。另外，还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史学科和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进展。关于前者，可以参考朱维铮先生《音调未定的传统(增订本)》卷三各篇;关于后者，可以参考编者《关于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一文。该领域的早期资料可以参看周予同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及贺麟的《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

关于哲学、文化及其相互关系可以参考张东荪的《知识与文化》、劳思光先生的《哲学浅说新编》、《哲学问题源流论》、《中国文化要义新编》以及《文化哲学讲演录》等书。

[1] 劳思光先生语。见关子尹: 《岂只学者风范，更乃国士胸襟——痛悼劳思光教授》，《国文天地》第28卷第8期，2013年1月，第19页。

[2] 〔英〕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 《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2页。

[3] 以上三目参考拙文: 《从时代精神的角度看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4] 梁启超: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十九册，第110—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