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故事出现在画像石上，说明东汉以后这部书在民间已经产生一定影响。不过，有的故事未必只见于《史记》，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也可能同时见于《左传》《国语》《战国策》《吕氏春秋》等文献，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知道画像石依据的对象就是《史记》呢？
山东嘉祥武梁祠西壁画像石上有一幅“曹沫劫齐桓公”，刻画时代约为东汉桓帝元嘉年间。
山东嘉祥武梁祠西壁画像石“曹沫劫齐桓公”
武梁祠画像表现了管仲在场时齐桓公被曹沫劫持这个情节，图像中共有四人，从右至左分别为管仲、齐桓公、曹沫、鲁庄公。曹沫的故事曾被不少典籍收录，其中描写较为翔实的有《公羊传·庄公十三年》《吕氏春秋·贵信》《史记·刺客列传》等。
冬，公会齐侯，盟于柯……庄公将会乎桓，曹子进曰：“君之意何如？”庄公曰：“寡人之生则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则君请当其君，臣请当其臣。”庄公曰：“诺。”于是会乎桓。庄公升坛，曹子手剑而从之。管子进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坏压竟，君不图与？”管子曰：“然则君将何求？”曹子曰：“愿请汶阳之田。”管子顾曰：“君许诺。”桓公曰：“诺。”曹子请盟，桓公下与之盟。已盟，曹子摽剑而去之。（《公羊传·庄公十三年》）
于是明日将盟，庄公与曹刿皆怀剑至于坛上。庄公左搏桓公，右抽剑以自承，曰：“鲁国去境数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无生矣。钧其死也，戮于君前。”管仲、鲍叔进，曹刿按剑当两陛之间曰：“且二君将改图，毋或进者！”庄公曰：“封于汶则可，不则请死。”管仲曰：“以地卫君，非以君卫地，君其许之。”乃遂封于汶南，与之盟。（《吕氏春秋·贵信》）
齐桓公许与鲁会于柯而盟。桓公与庄公既盟于坛上，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动，而问曰：“子将何欲？”曹沫曰：“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颜色不变，辞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约。管仲曰：“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与之。”于是桓公乃遂割鲁侵地，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史记·刺客列传》）
比较以上三段文字，我们发现，《公羊传》只表现了曹沫与管仲对话的情景，并没有表现曹沫劫持齐桓公的动态，而且，《公羊传》记载曹沫手中持剑，武梁祠画像中曹沫所持却为匕首。《吕氏春秋》所记，实为鲁庄公劫齐桓公，不是曹沫劫齐桓公，与画像石内容差距较大。只有《史记》写出了曹沫劫持齐桓公的动态和手执匕首的细节，这说明武梁祠画像中的曹沫故事主要是参考《史记》创作而成。不过，画像石上，曹沫旁边的榜题写的既不是“曹沫”，也不是“曹刿”，而是“曹子”，与《公羊传》中的称呼一致，所以又有学者据此判断，这幅武梁祠画像实际上是结合了《史记》与《公羊传》两个叙事版本形成的。
在记载“曹沫劫齐桓公”故事的文献中，《吕氏春秋》文字数量、所记角色、人物动态最多，然而画像石取材与《公羊传》和《史记》吻合，这表示，至少在武梁祠画像创作者的心目中，《公羊传》和《史记》的描述应当比《吕氏春秋》更具吸引力。这是因为《公羊传》和《史记》在叙事情节设计上，突出了曹沫个人的英雄事迹，将智勇和忠诚集于一人，从而使这则历史故事显示出垂训后世的榜样力量。而《吕氏春秋》则将“曹沫劫齐桓公”的事迹分散到曹沫和鲁庄公两人身上，这样就削弱了主要角色的表现力和故事情节的吸引力。这幅“曹沫劫齐桓公”画像也反映了《史记》叙事文学对《公羊传》的继承和发展。在保留基本故事情节的基础上，《史记》进一步对主要角色进行重点塑造，在道具、人物动态及神情的方面皆对《公羊传》的记载进行了补充，从而使这一历史故事更加丰富、生动。
同时代的武梁祠东壁画像石中，又有一块“豫让刺赵襄子”壁画像石。
山东嘉祥武梁祠西壁画像石“豫让刺赵襄子”
画面上由右至左依次分布着“要离刺庆忌”、“豫让刺赵襄子”和“聂政刺韩王”三组图像。中间偏右的图像为豫让故事。图像左方为赵襄子的马车，马前置一袍。图像右方一人为豫让，一手持剑，躬身欲刺襄子之袍。“豫让刺赵襄子”故事的记载存在着《吕氏春秋》和《史记》两个叙事版本。
赵襄子游于囿中，至于梁，马却不肯进，青荓为参乘，襄子曰：“进视梁下，类有人。”青荓进视梁下。豫让却寝，佯为死人，叱青荓曰：“去！长者吾且有事。”青荓曰：“少而与子友，子且为大理，而我言之，是失相与友之道。子将贼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为可。”乃退而自杀。（《吕氏春秋·季冬纪》）
既去，顷之，襄子当出，豫让伏于所当过之桥下。襄子至桥，马惊，襄子曰：“此必是豫让也。”使人问之，果豫让也。于是襄子乃数豫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雠，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雠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使兵围之。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史记·刺客列传》）
《吕氏春秋》没有描写豫让刺赵襄子的衣服以象征复仇的情节，所以说，武梁祠这幅画像应当是取材于《史记》。
《史记》中的“豫让刺赵襄子”故事没有继承《吕氏春秋》中同名故事的情节，而是另辟蹊径，采集并创作了比《吕氏春秋》情节更胜一筹的叙事文本。与上一则案例“曹沫劫齐桓公”故事类似，《吕氏春秋》对“豫让刺赵襄子”故事的叙述依然是分散的，青荓和豫让成为故事中并列的两位主角，豫让的英雄事迹并未在叙事文本中得到集中体现。而《史记》则延续了“曹沫劫齐桓公”故事的叙述思路，在“豫让刺赵襄子”故事中不断强化主角豫让的悲壮言行，将对个体人物的塑造推向高潮，极力体现了豫让的道德典范意义。正是在塑造人物的艺术感染力上，《史记》超越了《吕氏春秋》，从而造就了其叙事文本向画像石图像转化的成功契机。
河南南阳唐河针织厂墓唐河针织厂墓南、北主室西壁画像石上各有一幅西汉晚期的《聂政自屠》。
河南南阳唐河针织厂墓唐河针织厂墓南主室西壁画像石“聂政自屠”
河南南阳唐河针织厂墓唐河针织厂墓北主室西壁画像石“聂政自屠”
两幅画面内容近似，画面中部，一人后倾仰面，袒胸露臂，右手横剑置胸前，作自刎状，当为聂政。右一人戴冠着宽袖衣，坐于几上，似为公卿。另一人或两人拱手侍立，应当为小吏。与这两幅聂政故事画像内容相吻合的文献记载，分别见于《战国策》和《史记》。
韩适有东孟之会，韩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卫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韩傀。韩傀走而抱哀侯，聂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遂以死。（《战国策·韩策》）
杖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史记·刺客列传》）
《战国策》的记载比《史记》复杂，聂政不但刺杀侠累，还刺杀了韩王。然而我们仔细观察，在以上两幅汉画像中，坐于几上、身体后倾的公卿形象似乎就是聂政刺杀的对象，其人无论是侠累还是韩王，皆仅有一人，并未表现出《战国策》中“韩傀走而抱哀侯，聂政刺之，兼中哀侯”的情景，因此，我们认为这两幅汉画像的内容更接近于《史记》的记载。与前两则例子相似，《史记》虽然没有采用角色数量较多的叙事版本，却突出了重点人物和核心矛盾，避免了叙事分散造成的印象模糊，清晰地勾勒出故事梗概，使聂政的行刺目的深入人心。
在记载同一历史故事的典籍中，汉画像石图像与《史记》文本吻合程度更高，这说明《史记》叙事文本最具图像转化能力，也最具艺术表现力。《史记》的文学魅力在两汉时期就已经得到认可，它的叙事文学不以角色数量取胜，而是更看重对历史人物的动态、神情刻画，试图从对个体本身的细致打磨中挖掘叙事艺术的潜力。《史记》中所营造的场面，主要凭借个体之间发生的戏剧冲突来呈现，其处理方式比前代历史著作更加集中、立体，富于透视效果。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前代历史著作中的场面营造是向外开拓的，其场面描写乃是借助于人物群像来完成的，而《史记》中的场面营造是向内挖掘的，其场面描写乃是由主要人物的精神气质来支撑的。在这个过程中，《史记》更好地实现了历史故事的垂训意义，同时彰显了“成一家之言”的独特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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