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作者有几人

《史记》的作者是谁？当然是司马迁。从古至今，每一本《史记》封面上都题着“司马迁”的大名呢。不过，中国的古书，即使只署一位作者的名字，多半也未必就是他一个人写的，前前后后，有搜集材料的，有编订初稿的，有深入加工的，还有修改增补的，几经多手，才使一部书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模样。一部书署名的作者一定是承担了其中大部分工作，但并不是全部。

司马迁和《史记》的关系也是如此。那么，在今本《史记》里，除了司马迁，还有谁的手笔？

首先，我们要介绍《史记》的另一位作者——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陕西韩城司马迁墓（[法]沙畹摄于1907年）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传说鲁哀公狩猎时捕获一头麒麟，孔子看见后，认为麒麟是祥瑞之物，不应出现在没有明主的乱世，由此自叹身世，说“吾道穷矣”，不久便去世了。所以古人常常以“获麟”代称孔子之殁。《太史公自序》写道，父亲司马谈临终前，曾拉着司马迁的手交代：孔子死后四百余年间，诸侯兼并，史书丢失，如今汉朝统一天下，应该重新编辑史书，用来记录那些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可惜自己有生之年没能完成这件事，希望儿子继承遗志，以修撰史书为念。这段话说明，编著《史记》的想法，最初来自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回答父亲“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意思是司马谈已经整理、编辑好一些历史资料，可以直接拿来作为《史记》撰写的素材。

唐代为《史记》做过注解的司马贞曾说：“《史记》者，汉太史司马迁父子之所述也。”司马谈的工作，在今本《史记》中仍然留下了蛛丝马迹。较早找到证据的是20世纪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他读《史记·赵世家》时发现，其中有这样的话。

太史公曰：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嬖于悼襄王。悼襄王废适子嘉而立迁。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

这段话表明，《史记》作者在撰写《赵世家》的过程中，曾听冯王孙讲过一些关于赵国的史实。那么冯王孙是谁？他是西汉大臣冯唐的儿子冯遂，字王孙。《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记载：“遂字王孙，亦奇士，与余善。”推算起来，汉武帝即位时，冯唐已经九十余岁，其子冯遂也已六十余岁，而司马迁才刚刚出生，等到他长大成人，冯唐父子估计早不在人世了。所以顾颉刚认为，《赵世家》“吾闻冯王孙曰”中的“吾”，还有《张释之冯唐列传》“遂，字王孙……与余善”中的“余”不可能是司马迁，只可能是他的父亲司马谈。

另几处蹊跷见于《樊郦滕灌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游侠列传》所述。

太史公曰：……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樊郦滕灌列传》）

太史公曰：……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至平原君子与余善，是以得具论之。（《郦生陆贾列传》）

太史公曰：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游侠列传》）

三篇列传中，作者分别自称与樊哙之孙樊他广、平原君朱建之子有交往，并且亲眼见过大侠郭解。而按照年龄推测，跟这三位人物有交集的应该是司马谈，不是司马迁。

顾颉刚由此判断，《史记》中《赵世家》《樊郦滕灌列传》《郦生陆贾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游侠列传》这些篇目实际上出自司马谈之手。他还提出，《太史公自序》里也存在矛盾的地方，关于《史记》叙事的断限，一会儿说“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指从黄帝到孔子之殁的历史），一会儿又说“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指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的历史），这会不会是司马谈和司马迁对《史记》撰写有着不同的计划呢？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司马贞所谓“《史记》者，汉太史司马迁父子之所述也”并非虚言。今天，《史记》的著作权虽然归在司马迁名下，但在实际撰写过程中，他的父亲司马谈也功不可没。

对于《史记》编著的缘起，世人常有一种误解，认为司马迁因替被迫投降匈奴的李陵说情，得罪了汉武帝，身遭腐刑，所以才发愤著书，将自己的苦闷借助《史记》发泄出来。我们读过《太史公自序》，就会明白，编写《史记》本是司马谈的创意，与司马迁受刑无关。司马迁子承父业，他撰写《史记》的时间大致为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至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及其后若干年，而“李陵之祸”发生在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当时司马迁写《史记》已经写了十年之久，初具规模，他纵然有愤懑之情，也只能影响到天汉二年以后的写作。

汉武帝营建的甘泉宫遗址（邓之诚摄于1928年）

说完《史记》的编著，我们再来谈谈《史记》的增补。司马迁死后一百多年，班彪、班固父子为了超越他，重新编辑汉代历史，著成《汉书》。《汉书》和《史记》类似，虽然题为“班固著”，实际上也是父子两代人的心血。《汉书》里有一篇《司马迁传》，提到《史记》说：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言，协《六经》异传，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圣君子。第七十，迁之自叙云尔。而十篇缺，有录无书。

众所周知，《史记》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一共一百三十篇。按照《汉书》的说法，《史记》流传至东汉，“而十篇缺，有录无书”——《史记》丢了十篇，只剩下一百二十篇了，可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史记》明明还是一百三十篇、一篇不少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三国时张晏注《汉书》，对这个问题做了解释：

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

张晏不但清晰地指出了《史记》所缺十篇的篇名，还告诉我们，西汉后期元帝、成帝之间，有一位褚先生补写了其中的四篇。褚先生名叫褚少孙，博通经史，尤其喜爱《史记》，他看到《史记》有残缺，觉得很可惜，于是尽力补缀，凡是他补写的篇目，多有“褚先生曰”的字样。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传中称《三王世家》文辞可观，求其世家终不能得。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令后世得观贤主之指意。（《三王世家》）

褚先生曰：渔者举网而得神龟，龟自见梦宋元王。元王召博士卫平告以梦龟状。平运式，定日月，分衡度，视吉凶，占龟与物色同。平谏王留神龟以为国重宝，美矣。古者筮必称龟者，以其令名，所从来久矣。余述而为传。（《龟策列传》）

褚先生曰：臣为郎时，游观长安中，见卜筮之贤大夫，观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动，誓正其衣冠而当乡人也，有君子之风。（《日者列传》）

然而，读者不免要问，《史记》一共丢失十篇，就算褚少孙真的补写了《孝武本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这四篇，剩下六篇又是由谁补写的呢？这恐怕就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个谜了。事实上，自古以来，“《史记》亡篇”一直是困扰学者们的一大疑案，有人相信张晏的说法，有人则反驳之，认为《史记》亡篇不是十篇，或张晏揭示篇名有误，或《史记》本无亡篇……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史记》，绝非司马氏父子成书时的原貌，在他们之后，经过不断传抄，必然还有人在这部书中留下自己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