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禹偁的尊儒重道思想
王禹偁直道而行、屡折不悔、刚正不阿、忠义独立的人格源于他对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推崇与发扬。王禹偁道德与文章兼备、气节与文风交融，成为士人的楷模，同朝为官的谏议大夫戚纶诔之曰：“事上不邪曲，居下不谄佞。见善若已有，疾恶过仇雠。世以为知言。”曾巩称赞他说：“禹偁辞章敏赡，喜谈世事，臧否人物，以正道自持，故屡被摈斥。”[98]王称无不感叹地说：“（田）锡、（王）禹偁真天下正直之士哉。其事君必尽言无隐，以谨其微，以防其渐，由是二宗有听言之美，二臣有敢言之效，而治道隆矣。古之所谓主圣臣直、君明臣忠者，岂不然哉，岂不然哉。”[99]苏轼在《王元之画像赞并序》中称赞他说：“如汉汲黯、萧望之、李固，吴张昭，唐魏郑公、狄仁杰，皆以身殉义。招之不来，麾之不去，正色而立于朝，则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祸于未形，救危于将亡。……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时，朝廷清明，无大奸慝，然公犹不容于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于三黜而死。倘不幸而处于众邪之间、安危之际，则公之所为，必将惊世绝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胆裂，岂特如此而已乎？”[100]将王禹偁与前朝汲黯、萧望之、李固、张昭、郑公、狄仁杰六人相提并论，实为当时及后世士人学习的典范。
王禹偁虽出身贫寒，但先后得到毕士安、宋白等人的提携帮助，从小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在《用刑论》中说：“予自幼服儒教，味经术，尝不喜法家者流，少恩而深刻。”[101]在阐述己志的《吾志》诗中说：“吾生非不辰，吾志复不卑。致君望尧舜，学业根孔姬。自为志得行，功业如皋夔。”[102]可比“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儒道至上的杜甫。他在组诗《放言》中表达自己对儒道的坚守，其诗为：
贤人虽学心无闷，君子须知道自消。德似仲尼悲凤鸟，圣如姬旦赋鸱鸮。看松好待严霜降，试玉宜将烈火烧。青女祝融如不党，愿分顽石与山苗。[103]
——其三
人生唯问道如何，得丧升沉总是虚。宁可飞鸿随四皓，未能鱼腹葬三闾。傅岩偶梦谁调鼎，彭泽高歌自荷锄。不向世间争窟穴，蜗牛到处是吾庐。[104]
——其四
道要时刻保持，不然它就会自动消失，而且坚守儒道要经历严霜烈火般的考验，即使身处艰难之境，也宁愿追随四皓、彭泽独善其身也不放弃对儒家之道的坚守。他被贬商州，常常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原及忠而被黜的贾谊自比，表现出百折不挠、坚贞爱国的品格。历经三次贬谪之苦后的王禹偁不是趋利避害，而是更加地直道勇往，《三黜赋》就表达了自己守道不悔的坚定毅力，现移录其赋如下：
一生几日，八年三黜。始贬商於，亲老且疾，儿未免乳，呱呱拥树。六百里之穷山，唯毒蛇与贙虎。历二稔而生还，幸举族而无苦。再谪滁上，吾亲已丧，几筵未收，旅榇未葬，泣血就路，痛彼苍兮安仰？移郡印于淮海，信靡盬而鞅掌。旋号赴于国哀，亦事居而送往。叨再入于掖垣，何宠禄之便蕃。令去齐安，发白目昏。吾子有孙，始笑未言。去无骑乘，留无田园。羝羊触藩，老鹤乘轩。不我知者，犹谓乎郎官贵而郡守尊也。
於戏！令尹无愠，吾之所师；下惠不耻，吾其庶几。卞和之刖，吾乃完肤；曹沫之败，吾非舆尸。缄金人之口，复白圭之诗。细不宥兮过可补，思而行兮悔可追。慕康侯之昼接兮，苟无所施，徒锡马而胡为；效仲尼之日省兮，苟无所为，虽叹凤而奚悲？夫如是，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105]
王禹偁在《小畜集》序言中也说：“因阅平生所为文，散失焚弃之外，类而第之，得三十卷。将名其集，以《周易》筮之，遇乾之《小畜》。《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强不息’，是禹偁修辞立诚、守道行己之义也。《小畜》之《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说者曰：‘未能行其施，故可懿文而已。’是禹偁位不能行道，文可以饰身也，集曰《小畜》，不其然乎？”[106]王禹偁抱着“位不能行道，文可以饰身”的儒家“立言”之说，编撰自己的诗文集，它是“修辞立诚、守道行己”理想的外化。
此外，王禹偁也重视传统儒家的“德”，以德辅道，强调德对普通士人的重要性。他在《省试四科取士何先论》中说：“祖述尧舜之心，宪章文武之道，历聘者七十国，授教者三千徒。于是设四科，垂之万世。以为立身者莫若德，故德行以首之。”[107]即将“德”置于四科之首。
其二，政治革新主张。
王禹偁不仅仅是宋初文坛领袖，北宋诗文革新的先驱，其在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等诸多方面，王禹偁也有自己的思考与见解，可以说他是宋代中期政治革新的先导者。其政治革新思想主要集中在太宗朝所献的《端拱箴》《御戎十策》《三谏书序》及真宗所作的《应诏言事疏》之中，现简略归纳如下：
先看政治方面。王禹偁尊儒重道必然要落到实处，前期的王禹偁与白居易一样关心时事，积极为君分忧。宋初过度的权力集中、无限制的扩大官僚机构、实施守内虚外的军事政策及荒年养兵的机制，导致“冗官”“冗费”“冗兵”及边患难治等诸多问题，而太宗后期守着“祖宗家法”不肯变异。为此，王禹偁大声疾呼：“改辙更张，因时立法，固无封执。太祖削诸侯跋扈之权，不得不尔。太祖平伪国，夷妖巢，本以杜觊望之术，其如救世设法，久则弊生，救弊之道，在乎从宜。”[108]如何改辙更张，因时立法呢？
首先，王禹偁反对过于集中的中央集权。他说：“尊京师而抑郡县，强干弱枝之术，亦非得其中道也。”[109]尤其是边境重镇，要给予足够的自主权，发挥地方、臣下的积极性，实现统治才能稳定。
其次，要精简官僚机构，严格选举、赏罚制度。北宋官僚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王禹偁对此主张：“减冗兵，并冗吏，使山泽之饶，稍流于下。”[110]为此，他提出“艰难选举，抑儒臣而激武臣也”，使入官不滥。同时，通过赏罚制度提高行政效率，他说：“赏罚者，国之大柄；喜怒者，人之常情。赏虽由己，勿因弃而行；罚虽在我，勿因怒而刑。喜赏惑滥，亏损天鉴；怒刑不正，枉屈人命。”[111]要用人唯贤，“亲大臣，远小人，使忠良蹇谔之士，知进而不疑；奸%倾巧之徒，知退而有惧”。[112]要“信用大臣，参决机务”，分权与臣下。对不肖者，实行淘汰，以解决“冗官”问题。
再次，经济方面，首先要计口授田，抑制兼并。宋初统治者对官吏广占土地持有默许政策，导致农民失地现象十分严重，自然影响社会的长治久安。王禹偁提出按人口多寡分配土地，以巩固统治，他说：“计口授田，兼并何有？是为仁政。”此外，从经济角度，对宋初佛教的兴盛十分不满，他说：“臣愚以为国家度人众矣、造寺多矣，计其费耗，何啻亿万。先朝不豫，舍施又多，佛若有灵，岂不蒙福？事佛无效，断可知矣。”[113]因而他主张要“沙汰僧尼，使疲民无耗”。在《三谏书序》中也有相似的观点，他说：“以齐民颇耗，像教弥兴。兰若过多，缁徒孔炽，蠧人害政，莫甚于斯，臣故献韩愈《论佛骨表》。”[114]另外，王禹偁提出“禁止游惰，厚民力也”的主张，劝农耕桑，达到人力强，而边用实，解决因“三冗”而导致的国库匮乏问题。
最后，军事方面。王禹偁对宋初的军事制度颇为不满，他说：“兵势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115]接着提出一系列的措施巩固西北边防，如“谨边防，通盟好，使辇运之民有所休息”“侦逻边事，罢用小臣”“行间谋以离之，因衅隙以取之”“以夷狄伐夷狄，中国之利也”“下哀痛之诏，以感激边民”等等措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此外，对浮竞、浇漓、躁进的社会时风十分不满，他在《三谏书序》中说：“其一以搢绅浮竞，风俗浇漓，率多躁进之徒，鲜闻笃行之士，不移旧辙，渐紊彝伦，臣故献刘寔《崇让论》。”[116]主张“不贵虚名，戒无益也”。
王禹偁这些主张虽有复古之嫌，但绝大多数能切中时弊，他对最高统治者的直言指责反映出正直封建士大夫的卓越见识与非凡勇气，其中一些主张实为庆历新政的先声，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提出著名的十条革新主张，其中“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诸条与王禹偁的政治观点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王禹偁实为宋代政治改革的先驱者。同时，王禹偁对政治的关注与前期的白居易极为相似，白居易也撰写《策林》，对现实问题给予高度重视。这种关心时政的淑世精神使其诗作迥异于馆阁文臣的悠游消遣与无病呻吟。
其三，重民思想。
民本思想是儒家思想的精华之一，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17]等成为历代儒士思想的一部分。王禹偁从小饱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加上自己贫贱的出生及长期为官社会下层，能深刻地体会民生的疾苦。其脑海里的重民思想尤为突出，不论是三入承明、春风得意之时，还是久居贬所、坎坷失意之时，他都视民瘼为己苦，曾说：“男人得志升青云，须教利泽施于民。穷来高枕卧白屋，蕙带藜羹还自足。”[118]在《单州成武县主簿厅记》中说：“士君子学古入官，不以位之高下，身之贵贱，在行乎道、利乎民而已矣。”[119]
在诗歌中表现其对农业的重视、对农民生活境况的关注十分突出，诸如作于初贬商州时期的诗歌《七夕》，王禹偁结合自身的不幸遭遇，真实地再现身处社会底层的河朔贫民及其戍边役者的苦难生活，诗中流露出可贵的重民之情。此外《感流亡》《对雪》《对雪示嘉祐》《乌啄秃驴歌》《十月二十日作》等等，诗中都饱含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之情。
在现实政治中，王禹偁也是积极为民谋福利，如初至长洲时，“其土污潴，其俗轻浮，地无柔桑，野无宿麦，饪鱼饭稻，衣葛服卉，人无廉隅，户无储畜。好祀非鬼，好淫内典，学校之风久废，诗书之教未行。兼并者僭而骄，贫窭者欺而堕，田赋且重，民力甚虚，租调失期，流亡继踵。或岁一不稔，则鞭楚盈庭而不能集事矣，至有市男女以塞责者，甚可哀也。”[120]王禹偁重新调整了租赋，一年之后就达到“狱讼靡，繁赋调”的政绩。在黄州时亦然，深得黄州百姓拥戴，被黄州人称为“吾元之也”。[121]这也与前期白居易的为官心态一致，这使王禹偁对白氏讽谕诗作有一种亲切感。
（二）王禹偁释、道兼济思想及与白居易的异同
当然，王禹偁生活在三教融合的宋代，其思想不可能不受到释道思想的影响。再加上，传统儒家思想本身也有不少地方与释道相通，它本身也讲进退之道，孔子就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122]“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123]成为儒士们进退的人生准则。王禹偁一面是尊儒重道的楷模（这是主导），一面又兼济释道，既奋力进取，百折不回，又能够在挫折时超越苦难，显出旷逸平和与冷静坦然，当然他没有苏轼那么了然无痕，也不像白居易晚年时闲适压倒一切，而是具有过渡的色彩。具体如下：
其一，对佛教的双重态度。
在政治经济层面上，王禹偁对佛教持坚决反对态度，上文已有简述。《石林燕语》卷一〇说：“王元之素不喜释氏，始为知制诰，名震一时。丁晋公、孙何皆游门下，元之亦极力延誉，由是众多侧目。有伪为元之《请汰释氏疏》及《何无佛论》者，未几有商、洛之贬。”[124]
但在个人情感上，王禹偁对佛教的态度要变通的多。他很早就接触佛教，中第之前就作有《济州众等寺新修大殿碑并序》《龙兴寺记》《龙兴寺新修三门记》等文章。为官之余也经常游览佛寺，惠山寺、虎丘寺、仙泉寺、武平寺、宝应寺、昭庆寺都留下了王禹偁的足迹；结交僧友，除名僧赞宁外，还与草庵禅师、虚己禅师、九华山的处才上人等都有诗歌往来。被贬商州则与佛教接触更深，曾寄居妙高禅院与寺院住持自有密切的接触，其《济州众等寺新修大殿碑》《商州福寿寺天王殿碑》即作于此时，佛道净空坐忘、委顺寂灭等成为王禹偁贬谪心理的慰藉，其“委顺信吾生，无可无不可”的人生态度应受到佛道的影响。在滁州、扬州、黄州等都留有与佛教相关的诗文，如《滁州全椒县宝林寺重修大殿碑》《扬州建隆寺碑》《左街僧录通惠大师文集序》等等。“坐禅为政一般心”即认为佛教与为政有相通之处，在贬谪滁州时说：“朝簪未解虽妨道，宦路无机即是禅。铃阁悄然私自问，郡斋何异玉堂前。”[125]佛教是其遇折后的心灵良药。
王禹偁与佛僧的交往尤以释赞宁为突出。释赞宁前文有所涉及，是宋初汇通释儒的一代名僧，王禹偁为其文集作序，极为赞美，甚至与徐铉一起向赞宁学习，曾慥记载道：“僧录赞宁博物，王禹偁、徐铉尝就学焉。”[126]江少虞也有类似的记载，他说：“僧赞宁有文学，洞古博物，著书数百卷，王元之（禹偁）、徐骑省（铉）疑则就质焉，二公皆拜之。”[127]王禹偁也激赏释赞宁，《青箱杂记》卷六记载：“近世释子多务吟咏，唯国初赞宁独以著书立言尊崇儒术为佛事，故所著《驳董仲舒繁露》二篇、《难王充论衡》三篇、《证蔡邕独断》四篇、《斥颜师古正俗》七篇、《非史通》六篇、《答杂斥诸史》五篇、《折海潮论兼明录》二篇、《抑春秋无贤臣论》一篇，极为王禹偁所激赏，故王公《与赞宁书》曰：‘累日前蒙惠顾&才，辱借通论，日殆三复，未详指归。徒观其涤《繁露》之瑕，劘《论衡》之玷，眼瞭《独断》之瞽，针砭《正俗》之疹，折子玄之邪说，泯米颖之巧言，逐光庭若摧枯，排孙郤似图蔓，使圣人之道无伤于明夷，儒家者流不至于迷复。然则师胡为而来哉？得非天祚素王，而假手于我师者欤？’”[128]简直把释赞宁当成儒道的维护者、发扬者。
当然，王禹偁的主导思想始终是儒家思想。他在《吾志》一诗中说得极为明确，他说：“吾生非不辰，吾志非不卑。致君望尧舜，学业根孔姬。”[129]因而，在他屡遭贬谪后，也没有像白居易那样沉溺于佛道，只是以此为调节而已，大多只是停留在口头之上。这样商州之贬时的诗文中充斥的屈原、贾谊式的哀怨、愤激与执着就不难理解了。王禹偁对佛教的双重态度也不是个案，在宋初诸多名儒如稍后的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如此。这反映出宋初三教融合的时代背景。
其二，对道家思想的吸收。
王禹偁个人情感上除亲近佛教外，也吸收道家思想。这主要体现在贬官商洛之后，王禹偁对老庄学说发出由衷的喜爱，如淳化三年元宵节，王禹偁读《逍遥游》作《上元夜作》：“去年正月十五夜，乾元门上奉乘舆。今年正月十五夜，商洛郡中为贰车。谪宦门栏偏冷落，山城灯火苦萧疏。炉灰画尽不成寐，赖有逍遥一帙书。”[130]除了阅读老庄思想的经典著作《庄子》《道德经》之外，甚至还整日披羽衣道服，可见，道家思想对他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老庄的“功遂身退，天之道也”，[131]对历代士人都有积极影响，王禹偁遭遇贬谪之后也是如此。他在《南园偶题》中说：“天子优贤是有唐，鉴湖恩赐贺知章。他年我若功成去，乞取南园作醉乡。”[132]在《荒亭晚坐》中说自己：“荒亭秋日沉，独坐白头吟。为郡殊无味，归田素有心。鹊翻枫叶乱，蛬响菊丛深。微物休相聒，幽怀老不禁。”[133]《为郡》诗说：“道孤自合先归隐，俸薄无由便买山。出坐两衙皆勉强，此心长在水云间。”[134]等等，也曾与冯伉相约归隐，之所以迟迟未成行是因为没有建立理想的“功业”而已，他在《月波楼咏怀》中抒怀道：“君恩无路报，民瘼无术瘳。唯惭恋禄俸，未去耕田畴。题诗郡楼上，含毫思夷犹。功名非范蠡，何必泛扁舟。”[135]
正因为这颗“兼济”之心未灭，即便遭到种种挫折，也未忍空手而去。他虽称赏白居易的“吏隐”，自己却始终无法真正做到居官如隐，甚至连徐铉、二李等人的闲适自足的心态也学不上几分，其身闲心不闲的闲适之作不同于白居易，也有异于宋初馆阁重臣们的白体诗作，倒有几分似杜气息。
（三）王禹偁的诗学思想
王禹偁虽是宋代骈文大家，但更是宋初诗文革新的先驱者。他的古文创作与古文理论成绩在欧、苏之前当首屈一指，其理论上的“远师六经，近师吏部”“传道明心”“词简理正”“易道易晓”等等，对宋代的诗文革新有着深远的影响。对此，祝尚书先生在《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一书中设有《宋初古文：由方兴到失败（下）——王禹偁与宋初古文运动》[136]专节论述，可资参考。在我国古代虽诗文异途，但两者实有相通之处，王禹偁的诗学主张有不少与其文论一致，现简要归纳如下：
其一，诗歌功能：传道明心。
王禹偁认为，诗歌的重要功能就是要“传道”，即传达儒家之道；要“明心”，即表现作者的主观情志。他在《答张扶疏书》中直言：
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且人能一乎心，至乎道，修身则无咎，事君则有立。及其无位也，惧乎心之所有不得明乎外，道之所畜不得传乎后，于是乎有言焉。又俱乎言之易泯也，于是乎有文焉。信哉，不得已而为之也。[137]
圣人写文章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即“一乎心至乎道”的内心不得明乎外，圣人之“道”不能传于后世，又担心言辞易于泯灭，才不得不提笔著文。反过来，写文章就得要明内心于外，传圣人之“道”于后世，即传道明心。
他也以此标准来审视诗文，如在《送丁谓序》中推崇孙何道：“去年得富春生孙何文数十篇，格高意远，大得六经旨趣，仆因声于同列间。”[138]在《送江翔黄序》盛赞其人其文道：“观其风骨秀朗，言论和雅，则钱之交、姚之荐，斯得之矣。又继之以文，好古近道，趣向不俗，修之不已，可为闻人，况一第哉？”[139]在《送戚维序》中论及他本人及家风时说：“盐官戚君，始以儒雅受训于庭，复以文学策名于国，终以廉平莅事于官。下笔到古人，诵书得圣理。家门暠暠，敦大《易》之象；亲族熙熙，有遂古之风。士流之家，仰为模范。”[140]如此等等，可见王禹偁对儒家之道的崇敬。
他自然对晚唐五代以来诗文儒道不复的情况提出尖锐的批评，在《送孙何序》中说：“天之文，日月五星；地之文，百谷草木；人之文，六籍五藏。舍是而称文者，吾未知其可也。咸通以来，斯文不竞，革弊复古，宜其有闻。”[141]在《五哀诗》中，他更是尖锐地说：“文自咸通后，流散不复雅。因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142]
王禹偁对晚唐咸通以下的文学作品评价也很低，他在给好友罗处约诗文集作序时说：“士君子者，道也；行道者，位也。道与位并，则敷而为业，《皋陶》《益稷谟》《尹训》之类是也；道高位下，则垂之于文章，仲尼经籍，荀、孟、扬雄之书之类是也。……天未厌德，付于李唐。然而三百年间，圣贤相会，事业之大者，贞观、开元；文章之盛者，贞元、长庆而已；咸通而下，不足征者。”[143]
苏颂在《小畜外集序》这样评价王禹偁从理论与实践上改变晚唐五代以来颓靡风气的功绩：“窃谓文章末流，由唐季涉五代，气格摧弱，沦于鄙俚。国初屡有作者，留意变风，而习尚难移，未能复雅。至公特起，力振斯文，根源于六经，枝派于百氏，斥浮伪，去陈言，作而述之，一变于道。后之秉笔之士，学圣人之言，由藩墙而践堂奥，翳公为之司南也。”[144]
当然，王禹偁论诗重道的范围要远远大于柳开等古文家倡导的儒家之道，更与“道统”无涉，他在《荐丁谓与薛太保书》中借称赞丁谓以表达自己对“道”范围的认识，他说：“其道师于六经，泛于群史，而斥乎诸子；其文类韩、柳，其诗类杜甫，其性孤特，其行介洁，亦三贤之俦也。”[145]诗歌所传之道甚广，也没有停留在就道论道的玄学之上，而是积极面向现实人生，关注社会冷暖。其道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忠君、爱民中来。因而，创作出大量反映现实的诗作。
王禹偁论诗，也包括赋、铭、歌等，有恢复“诗言志”传统的理论自觉。他在《答张知白书》中说：“夫赋之作，本乎诗者也。自两汉以来，文士若相如、扬雄、班固辈皆为之，盖六义之一也。……歌又杂诗之伦也，故《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又《诗序》云：‘嗟叹之不足，则永歌之。’言此其始也。吁哉后人，流荡忘反。盖其得也，荐宗庙，播管弦；其失也，语淫奔，事诡怪而已。”[146]虽是言赋，自然也包括诗歌，这与白居易诗论有明显的一致性。白居易的诗论前文已详，前期重视诗歌的言志功能，其极具现实精神与批判色彩的讽谕诗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其二，诗歌形式：易晓易闻。
至于诗歌形式，王禹偁主张通俗易晓，反对过分的雕纤艳冶，王铚曾记录王禹偁向真宗上奏论文时的一段材料：“真宗初即位，暇日召翰林学士王禹偁，与之论文。禹偁奏曰：‘夫进贤黜不肖，辟谏诤之路，彰为诰命，施之四方，延利万世，此王者之文也。至于雕纤之言，岂足轸虑思、较轻重于琐琐之儒哉？愿弃末务大，以成宗社之计。’上顾曰：‘卿爱朕之深矣。’”[147]
王禹偁在《再答张扶书》一文中更是直接批评张扶之文的“迂而艰”，违背六经明白易晓之道。此处虽然谈文，但诗文有相通之处，可见在语言风格上，他“尚平易”而“矫流俗”，其文为：
子又谓六经之文语艰而义奥者十二三，易道而易晓者十七八，其艰奥者，非故为之语，当然矣。今子之文则不然，凡三十篇语皆迂而艰也，义皆昧而奥也，岂子之文过于六籍邪？若犹未焉，子其择也。……故仆欲之文句易道、义易晓也。[148]
这种不故求艰涩高深，崇尚明白晓畅的语言风格，正是白居易诗歌语言的主要特色。王禹偁甚至在《畲田词并序》中不避俚俗，说：
仆爱其有义，作《畲田词》五首，以侑其气。亦欲采诗官闻之，传于执政者，苟择良二千石暨贤百里，使化天下之民如斯民之义，庶乎污莱尽辟矣。其词俚，盖欲山甿之易晓也。[149]
当然，此处王禹偁是想发挥乐府诗的观风俗、知得失的传统诗教功能而为之的，并不是王禹偁的一贯观点。王禹偁还是很重视诗歌的形式美，这与古文派轻视诗文不同，如他在《冯氏家集前序》中说诗文要：“词丽而不冶，气直而不讦，意远而不泥，有讽谕，有感伤，有闲适，落落焉，铿铿焉，真一家之作也。”[150]诗文言辞要有文采，但不能妖艳；诗文要理壮气直，但不能谩骂攻击；诗文意境要深远，但不能拘泥不畅。同时，还对讽谕、伤感、闲适之作毫无轩轾。这与强调诗歌的政治社会功能，又暗中称赞自己的闲适、伤感、杂律之作的白居易极为相似。王禹偁看重诗歌的教化功能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歌理论也如出一辙。这也是王禹偁学习其讽谕诗作的理论前提。
其三，对待文学遗产：兼容并蓄。
当然，王禹偁论诗不走极端，继承前代文学遗产的胸怀甚是广博，对白居易、杜甫、李白、韩愈、柳宗元等等都极为推崇。对诗圣杜甫，王禹偁曾经多次作诗对其人其诗屡加推崇，如他在《日长简仲咸》称赞：“子美集开诗世界。”
在创作实践上，王禹偁曾仿杜甫《八哀诗》作《五哀诗》，在诗前小序中说：“予读杜工部《八哀诗》，唯郑广文、苏司业名位仅不显者，余多将相大臣，立功垂裕，无所哀矣。噫，子美之诗，盖取‘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而已，非哀乎时也。有未列于此者，待同志而嗣之云。”[151]王禹偁作《村居杂兴》二首，其子认为诗句意蕴神似老杜，王禹偁高兴地作《前赋村居杂兴诗二首……聊以自贺》，并得意地说：“本拟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152]
王禹偁还以能继承杜甫衣钵激励后辈，如他在《荐丁谓与薛太保书》中说道：“有进士丁谓者，今之巨儒也。其道师于六经，泛于群史，而斥乎诸子；其文类韩、柳，其诗类杜甫，其性孤特，其行介洁，亦三贤之俦也。”[153]对后辈孙何也是以杜甫、韩柳相勉励，他在解州团练副史任上作《寄题陕府南溪兼简孙何兄弟》，有云：“篇章取李杜，讲贯本姬孔。古文阅韩柳，特策开晁董。”[154]如此等等。
王禹偁对天才诗人李白也是倾慕已久，他在《李太白真赞序》中说：“予尝读《谪仙传》，具得其事：始而隐以俟命也，中而仕以求用也，终而退以全身也。又尝读谪仙文，微达其旨：颂而讽，以救时也；僻而奥，以矫俗也；清而丽，以见才也。而未识谪仙之容，可太息矣。恨不得生于天宝间，与谪仙挈书秉毫，私愿毕矣。”[155]在《赠朱严》诗中说自己“尚对交朋赊酒饮，遍看卿相借驴骑。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156]等等。
王禹偁既继承白居易诗歌精华，又能剔除其不足，正如清人贺裳所言：“王禹偁秀韵天成，常有临清流、披惠风之趣。……虽学白乐天，得其清而不得其俗，此善于取材者也。”[157]再加上其不轩轾一家的开阔胸襟，使王禹偁不仅成为宋初白体诗人中的一面旗帜，也使他成为宋诗革新的先驱者。
至于王禹偁的著作情况，祝尚书先生在《宋人别集叙录》卷一对王禹偁的《小畜集》及《小畜外集》有精细的考述，[158]此处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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