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兴衰不像王朝更替那样干净利落，赵宋王朝的建立并不意味着立刻就能给处在衰乱之中的文学带来立竿见影的转变。宋初士人面对着遭受重创、衰弱已久的五代文坛，其文化重建与人格重塑不可能一蹴而就，宋初的文化生态只能在“废墟”之上艰难地恢复。
自唐末乾符以来，中原就没有几天太平之日。哀帝天祐四年（907），朱温废唐自立，定国号为梁，北方进入五代时期。与此同时，南方也先后出现前蜀、吴、吴越、后蜀、南唐、楚、闽、南汉、荆南、北汉等十个割据政权，全国处于分裂动乱之中。在半个世纪时间里，“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1]北方经历五朝八姓十三主的混乱年代，皇权的至高无上成为手握重兵的武人的笑柄，“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2]，则道出当时武人的普遍心声。他们杀戮文士如同儿戏，唐末“白马之祸”惊魂未远，五代历任君主大多“以惨烈自任，刑戮相高”，[3]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武人暴政，加上长年战乱不止，中原文士的生存环境极度恶化，大批文士或身陷战乱死于非命，或南遁列国远离战火。随着文化精英纷纷南迁，我国的文化中心也进一步南移。五代初，北方文士以入蜀为多，如韦庄、卢延让、牛峤、牛希济、毛文锡、王仁裕、杜光庭、李昊等；入闽其次，主要有李洵、韩偓、王标、夏侯淑、王倓、杨承休、王涤、崔道融、王拯、杨赞图、王倜、杨沂丰、归傅懿等。[4]
此外，本是南方人的仕北文士也加入南返队伍，如著名诗人郑谷归隐宜春，王贞白退居永丰，殷文圭东归入吴，黄滔南归入闽等等。五代中期文士大多东入吴、南唐为主，如著名文臣孙晟、常梦锡、江文蔚、韩熙载、史虚白、潘佑都来自北方。北方文坛徘徊于低谷之中，作家数量屈指可数，作品数量与质量与南方相差甚远，张兴武先生说：“唐末五代作家的诗文集总数为八百七十九卷。其中北方地区为二百三十四卷，占总数的26．6%；南方各地总数为六百四十五卷，占总数的73．4%。……现存唐末五代作家的诗歌总数为七千六百零七首。其中北方作家的作品为一千三百八十二首，占总数的18%；南方作家的作品为六千二百二十五首，占总数的82%。”[5]即使留在北方，文士们或退居山林、远离政治，或顺势投机、逐名夺利，时有性命之忧，赵翼说：
五代之初，各方镇犹重掌书记之官。盖群雄割据，各务争胜，虽书檄往来，亦耻居人下，觇国者并于此观其国之能得士与否，一时遂各延致名士，以光幕府。……是时梁有敬翔，燕有马郁，华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郑准，凤翔有王超，钱塘有罗隐，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称。其后冯道由书记入相，桑维翰由书记为枢密使，固华要之极选也。然藩镇皆武夫，恃权任气，又往往凌蔑文人，或至非理戕害。郑准为荆南成汭书记，以语不合解职去，汭怒，潜使人杀之于途。……由是观之，士之生于是时者，絷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也。[6]
面对武人的残暴统治，士人应有的气节、忠贞、责任变得不堪一击，陈师锡感叹儒家之道不济时说：“甚哉！五代不仁之极也，其祸败之复，殄灭剥丧之威，亦其效耳。”[7]无法脱身的文士们或是巴结逢迎、为虎作伥，或是不辨是非、混世度日，甚至沉溺花间、纸醉金迷。如后梁赵光逢罢相后，不问政事，并书“请不言中书事”[8]于门厅；后唐宰相马胤孙“临事多不能决，当时号为‘三不开’，谓其不开口以论议，不开印以行事，不开门以延士大夫也”；[9]连仕四朝六君的政坛不倒翁冯道，本毫无气节、尽职忠君可言，而卒时，“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寿，其喜为之称誉盖如此”。[10]可见，士风之沦丧。欧阳修无不慨叹地说：“呜呼甚哉！自开平讫于显德，终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时，欲全其节而不二者，固鲜矣。”[11]对五代世风的浇薄、道德败坏、士风沦丧、人格扭曲的现实痛心疾首。
至周太祖郭威、世宗柴荣，北方文人的社会地位才得以改观。太祖虽出生行伍，却提倡文治，继位之初就下诏说：“朕生长军旅，不亲学问，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国利民之术，各具封事以闻，咸宜直书其事，勿事辞藻。”[12]世宗柴荣更是全面改革，涉及文治方面甚多，如：重视科举，整顿吏制，抑制骄横，大批文臣如李谷、王溥、范质、陶穀、窦俨、杨昭俭都得到重用，赵宋的右文国策继承后周而来，自此文士命运得到极大改观，良好的文学生态渐次恢复起来。
相对于北方的恶劣时局与政局，南方各国要显得优越得多。南方虽诸侯割据，但大多是和平更替，战事甚少，社会相对安定。再者，南方统治者大多文化程度较高，自然比较重视文治、优待文臣，五代前期的前、后蜀，五代后期的吴越、南唐都成为乱世中文士们的理想乐土。相对良好的文学生态，也是南方作家群诗文郁郁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赵宋王朝统一步骤的逐一完成，大量的南方文士纷纷北上汴京，为宋初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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